曾經有一本書將魯迅和郭沫若作比較，叫做《中國現代文壇的雙子星座——魯迅、郭沫若與新文學主潮》，將魯迅和郭沫若作比較，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課題，但說實話，到目前為止，我覺得這本書寫得不怎麼樣，因為它沒有抓住核心要素來比較，始終只在外圍打轉。
將魯迅和郭沫若進行比較，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而要抓住關鍵的因素，這個關鍵因素，就是人生選擇。魯迅走過的是官僚——教師——職業作家的道路。而郭沫若則是職業作家——革命家——職業官僚的道路。
去除中間環節，魯迅和郭沫若走的是完全相反的道路。但是放在特定的時空中，兩人又有重合之處。
魯迅的創作無疑是以生命中最後十年最重要，也就是1927年，這一年，他下定決心，辭去教職（包括系主任的職務），到上海當專業作家，不僅數量為前二十年的兩倍，而且，更加寫作自由，質量也躍上一個新的臺階。很巧的是，郭沫若的創作也以1927年為界。這之前他寫出《女神》、《星空》等優秀的作品，但1927年後，他就完全轉向創作“革命文學”，在他的作品中再也無法重現過去那種天馬行空的靈氣。
魯迅如果活到1936年以後，會怎麼樣，不好說，因為他在30年代已經面臨艱難轉型：如何更好地協調革命與文學。雖然他一直到死都保持他的自由作家的立場，但畢竟還是特定的時代使然。而郭沫若如果只活到1927，無疑將是一位更偉大的詩人，絕對不會說出“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那樣的話，而反過來會和戴望舒一樣，“詩少好的多”。
當然生死不由命，歷史無法假設，只是給後人平添一份悵惘而已。不過這兩個人的不同走向，對當代作家倒是個選擇的警示：到底選擇當作家還是當官，終究是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最終只會走上各自的不歸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