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只花了30萬美元，大部分鏡頭都採用手持拍攝的電影，拿下了第6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最佳影片，並獲得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等眾多大獎。當然，其中飾演特梅的演員由導演的親生女兒出演，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
總之，《一次別離》以如此低的成本取得的成績令人讚歎，而電影的內容又更加值得品味。
鏡頭語言中的“雙重隔離”
電影以中產階級家庭夫婦納德和西敏因為出國問題“鬧”離婚為始，以女兒最終歸屬於誰為終。從始至終都在展示“分離”的主旨——始於婚姻的分離，終於女兒抉擇下一個精神的分離。
儘管，電影最後將女兒選擇父親還是母親的問題透過鏡頭拋給了觀眾，想必大部分觀眾和我一樣在電影結束那一剎那都無法得到一個確切答案。這也成為我寫本篇影評想解決的問題。
在電影中，納德和西敏被一層玻璃阻隔，焦急卻又帶著一絲畏懼地等待著女兒的抉擇；觀眾與電影中的人物也被一層銀幕阻隔，我們都為特梅的最終選擇久久感到為難。
這雙重的隔離透過鏡頭起到一個特別的效果：
觀眾對電影中的故事，或者說我們對生活中他人的類似故事是無奈的，但我們透過銀幕得到了這種共情，理解了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面臨“分離”時表現出來的無奈——如同特梅的無奈。
只是，《一次別離》中的“分離”值得我們從男性的“理性”與女性的“逃避”去做一些分析。其中理性源於我對電影中納德的所有行為作出的判斷，而“逃避”則源於他在與妻子發生爭吵時的對話。
納德在妻子因為他不同意出國，而以出國為名住孃家為實之後，納德不得已找護工瑞茨來照顧患老年痴呆的父親。
雖然納德的責任感和西敏的“逃避”心理在此時透過各自的行為來相互博弈，但考慮到對女兒的共同愛護，他們內心都寄託這次博弈的結局是對方妥協而得以繼續十多年的婚姻。然而來自底層的護工瑞茨的到來，將這層分離給擴充套件了。
在這部以伊朗為故事背景的電影中，宗教信仰是所有人都根深蒂固的倫理準則。
相對來說，作為中產階級接受過科學教育的納德一家更理性，更具交易觀念；而作為底層階級，或者用電影的話是“普通民眾”的瑞茨一家，宗教信仰則是滲透在生活的每一個抉擇當中的，道德觀更強。
瑞茨因為性別的不便，她在工作中為老人洗澡遇到了一些難堪，但仍然盡力去做好，而懷孕看醫生外出的需要，她選擇把“不安分”的老人綁在了床上，使得遭受納德對她“虐待老人”的懷疑，最終使得納德將她推出門外跌下樓梯導致流產（儘管不一定是事實）。
而這一事件的發生，卻成為納德與西敏徹底“分離”的導火索。顯然，電影在這個事件導致的中產和底層的衝突也表現了階層之間的“分離”，但我無意探討。
理性延伸開來的冷血
這次事件之後，原本離家住進孃家的西敏考慮到女兒的生活會受到影響而回家幫助納德，她的迴歸是建立在個人對女兒的關懷上的，但也正是這回歸讓納德的心理捲進了與兩個女人的博弈當中——理性與“逃避”的博弈。
而
特梅，在該事件中更多的是充當旁觀者或上帝視角（如同觀眾）的角色，她在該事件中的作用是提醒父親是否過於理性，以及提醒母親是否過於想“逃避”，並在關鍵時刻提醒他們，從而促進他們的道德感並改變自身對將要做出選擇的態度。
毫無疑問，鏡頭中的納德是極其理性的，即便是他在面對父親“被虐待”之後所表現的衝動都顯得刻意，在將瑞茨推出門外後，那回頭往門外的一瞥暴露了他知道她懷孕的事實，也為隨後在法官面前說謊進行了佐證——
儘管他在女兒的追問下回答是為了不讓她和患痴呆的父親陷入生活困境，但他絲毫未提及妻子願意主動幫助的可能性，掩蓋了他說謊時的理性與自私。
隨後，他與瑞茨丈夫的一些口頭上的爭辯，與不顧女兒的心理進校接送，以及提前通知鄰居幫忙作證等行為上的博弈更是體現了他極度理性下的自私。他做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得出“自己是否謀殺傭人肚中的孩子”的證據，而忽略流產對傭人一家造成心理傷害的事實。
而納德以上種種的理性行為，如果去除對自私心理和掩蓋謊言的探究，對“謀殺”的真相追求尚可接受的話，那麼最後他在接受妻子的建議同意賠償簽字前，還堅持讓傭人手按可蘭經宣誓她孩子的死亡不是他造成的這一行為，可謂將他的理性延伸至冷血。這無法原諒！
納德在整個過程中都應用自己的理性撒謊、求證和捍衛自己的自尊，即便女兒的追問喚起了他的部分道德感，但最終他還是讓自己的理性取得了勝利。只是，
他不自知的是，這些理性最終讓妻子徹底失望，甚至讓女兒也感到恐懼。
以“逃避”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電影開始就交代了西敏想離開這個國家的意圖，具體原因導演並未言明，但她忽視納德對父親的責任感卻也顯得“逃避”問題。她以老人無法認出納德作為“逃避”責任的依據也站不住腳。當然，在後續事件中，她的所作所為卻表現出她所謂“逃避”的意志並不堅定。
此外，無論是西敏、特梅還是瑞茨和她的小女兒，甚至公交車上那許多裹著頭巾的眼神黯淡的女性，都讓觀眾看到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讓這個電影中的女性顯得“無知”而壓抑。
具體表現就是納德對妻子的強勢，以及瑞茨丈夫對她缺乏尊重與慰藉——即便她懷孕工作是為了幫助家庭還債。此外，瑞茨會因為是否幫助老人洗澡打電話詢問教士，在為了救老人被車撞後卻不敢對別人言明，以及最後在面對自己的謊言覺得有罪而不敢去當著納德宣誓。
西敏雖然沒有瑞茨那麼強烈的宗教信仰，但女性的共情能力讓她得以理解西敏這一系列“逃避”事實行為背後的畏懼和善意。她儘管承受了納德盜竊的誣陷和“虐待老人”的懷疑，但若非丈夫強烈得報復心理，她只希望得到該拿到的工資，並不想將這件事的影響擴大。這是她的“逃避”心理。
納德的理性與西敏與瑞茨的行為成了完美的對照，一種是在摻雜著謊言之中追究事實依據，一種是在追求道德純淨中被迫說謊。而這“被迫說謊”，又成為了納德口中的“逃避”。
什麼是逃避？為了讓女兒獲得更好的教育條件和生長環境，而選擇出國的西敏是逃避嗎？為了擺脫瑞茨丈夫的煩擾“威脅”，選擇以賠償儘早去除女兒上學途中的擔憂，算逃避嗎？
同樣的，為了掩蓋因為救人而被車撞導致流產的事實，以避免被丈夫譴責的瑞茨算逃避嗎？害怕因為說謊而讓孩子受害而拒絕手按古蘭經宣誓，換來無法獲得賠償的結果算逃避嗎？
顯然不是，在西敏和瑞茨，甚至包括特梅等女性視角來看，選擇以溫和善良的處理方式，選擇規避極端而掩蓋會導致更大糾紛的事實來處理問題是儘快解決問題。
但在極度理性，且是錯誤的始作俑者的納德看來，查明“真相”避開賠償才是解決問題，至於女兒的安全和心理傷害等，他自負地認為他能保護得過來，以及能安慰好女兒。
分析至此，回到導演最後留下的問題，很顯然我傾向於認為特梅最終會選擇跟母親一起生活。
她是整個事件對真相最清晰的旁觀者，起初她站在父親一邊是認為母親真的在逃避，主因是母親忽略了爺爺。但是當
這次事件之後，她發現父親口頭時常說是為了爺爺和她，更多卻是為了自己責任感的滿足。因為她多次追問之後，父親的妥協和之後的行為都顯得矛盾而虛偽。
而最令她畏懼的，父親的理性已經因謊言轉變為冷血。當母親遭受他“逃避”的譴責摔門而去，並用威脅的語氣告訴她“坐上母親的車就證明她認為他有罪”時，特梅真實地感受到了來自父親“冷血”的壓迫，他只能選擇母親！
此外，母親雖然在之前為了她的學習環境而執意出國，不顧及爺爺的身體有逃避問題的嫌疑，但瑞茨流產事件之後母親盡力解決問題，父親卻僅僅為了隱瞞自己的謊言而逃避事實，最終給所有人帶來了一系列困擾。
納德有罪的同時還不自知！
而出於善良，只能選擇“逃避事實”不拆穿父親的特梅，也就只能選擇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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