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晉商稱雄五百年，而真正輝煌的時代，是清道光、咸豐、至光緒初年晉商票號的興盛。當時晉商的票莊總號均設在晉中的祁縣、太谷、平遙，而分支別派，遍佈全國，幾乎壟斷了當時國內的金融業。以平遙的日升昌、祁縣的合盛元、太谷志成信為其代表，號稱晉商票號“三大幫”。尤其以成立於雍正年間日升昌票號為最，有“日升昌匯兌天下”之美譽。
所謂票號即當時各省貿易往來，皆為現銀，轉運不便，更不安全，歷來為商家深憂之事。後來日升昌經理雷履泰有鑑於此，遂創匯兌一法，即凡往來銀錢，無論大宗小款，皆代收代兌，彼此響應。所謂省路費、免轉用、防劫失，一舉三得，前述之弊迅即轉為優勢，廣受商家歡迎。
祁太平票號三大幫的形成並非偶然之事，其發達更非易事，綜而述之，筆者認為大致有如下原因：
首先，適應時勢，如前所述，自古以來貿易均為現銀匯兌，頗稱不便。至明清時，商業發達，大宗買賣頻繁，動輒需要成千上萬的銀兩，票號的出現使上述難題迎刃而解，是一個創舉、因而，在其有力地推動近代商業發展之時，自身也得到發展。
其次，資金雄厚、管理嚴格、素重祁太平三幫改營匯兌前均為晉中地區資金厚的商家，此乃匯兌信用的最基本條件。再者，諸家管理素稱嚴格而有效，為家長式經營方式。
票莊號規：學徒者於十五六歲時，隨人至數千裡外，初次十年始許回家，故回家後，少年夫婦，多有不相識者，嗣後回家，多以五年為度，且不準直抵家門，必依例先至號東之家，開包解衣，讓號東檢視，然後聽命而歸，如此規章甚多，且執行嚴格，故而票號員養成重公職輕私家之習，待公事不敢怠慢，也是票莊信譽好的原因之一。
第三，經營有方。以存款而言，三幫向以博取重息為大禁。平遙幫最嚴，存款利息至高三釐，他幫亦至高為四釐半，放款利息平遙幫一般六釐，他幫至多為一分，所以山西票號向重信用，不重契據，不做押款，各地匯兌商家紛紛就到三大幫的票莊來。
第四，因用兵籌餉而發達。道光、咸豐年間，天下大亂，朝廷廣為籌餉，報捐多歸票行承辦。如左宗棠用兵西北，求川督駱秉章不應，乃藉助於東南各道，胡雪巖參與其間，從此成為天下鉅商，但胡本人算是暴發戶，大起大落。
但晉商則素著信譽，國家也以為可靠，因而糧餉大多由晉商票莊匯兌承辦，官款數量極大而且不計利息，票莊因此獲利最大。 同治以後，規模益宏，兼及河工經費賑撫及庚子款業務的匯兌，一紙之信傳，百萬之款立集，靈便異常，應付裕如。三大幫信用益彰，生意趨於極盛。
那麼晉商票號又是如何衰落的呢？
晉商的衰落，約始於清光緒年間，票號之衰落也與之並行，追尋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晉商票號終究是封建時代商業經營的產物，有許多弊病，如封閉性，許多商家把大筆利潤用於起房蓋屋，毫不足惜，而於鞏固實力，加強再生產用力不多，再如家長制經營，利弊俱在，但隨著社會開化，文明進步許多總號首領明顯趕不上時代步伐。
其次，沒有順應時勢改組票莊，以致坐坐失良機。清時，國內外銀行勢力逐漸強大，票號經營漸見困難如戶部銀行所設之處，官款即歸其匯兌，晉商諸幫做交庫生意者，頓成束手之勢。其存款利息，亦無法與戶部銀行競爭，更呈相形見絀之勢。
其實，光緒三十年（1904），清政府組織戶部銀行時，曾請山西票號入股，並邀票號中人組織銀行，可惜當時晉商票號中主持人大多反應冷淡，且不準分號派員參加，遂定由江浙綢商籌辦，後者利用這次絕好機會，利用朝廷優勢迅速發達，形成江浙財團，並帶動了當地經濟的全面發展，而祁太平三大幫為中心的晉商票莊卻因此遭受致命打擊，逐漸衰落下去。
此一轉折，也許我國經濟重心徹底由北向南、由西而東轉移最終完成。仔細想來，這不僅僅是晉商自身的悲劇，而是近百年、乃至千數年來諸多合力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