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嚴瑞
編輯 | 海若鏡
“每日一遍，防止抑鬱”——我們早已對這個梗見怪不怪，以此命名的搞笑短影片，也在B站、知乎等平臺屢見不鮮。抑鬱，早已成為網路流行語。“人均抑鬱症”、“網抑雲音樂”、“又emo了”……總之，這個話題永遠不缺熱度。
但是，當這種情緒鬱結、惡化成一種疾病時，抑鬱症患者要面對的，是絕望與死亡的深淵。無論是高中校園被鐵柵封起的窗上，還是富士康工廠加裝防跳鐵絲網中，抑鬱症都向人們宣誓著它能判決生死的威懾力。
要知道，除卻網路諧音梗和段子，新聞中還有大量抑鬱症自殺案例。張國榮、賈宏聲、具荷拉、雪莉、喬任梁……而死亡帶來的恐懼，往往會阻礙人們深入瞭解抑鬱症的步伐：
你為什麼會得抑鬱症，敢告訴周圍人病情嗎？有過哪些自救之舉，吃藥真的有用嗎？副作用會把人變傻嗎？
這些令人細思極恐的問題，是抑鬱症討論至今未被探明的部分。
因此，我們就這些問題，採訪了一些年輕的抑鬱症患者，聽他們講述自己如何與情緒拉鋸——在人群中煢煢孑立時，他們無數次地想過離開，卻還是堅持到現在。
01
“我不敢、不會、不能去看病”
前年，是慕雲被抑鬱症折磨的第4年，又一次陷入崩潰邊緣的他終於決定，要去大連有名的精神病醫院掛號看看。從學校到醫院，坐公交車需要3個小時，一路顛簸，因為暈車，他差點吐在車上。
對所有人來說，主動去精神科醫院求醫，都是件困難的事情。害怕、遲疑、以及繞不開的貧困，使得許多抑鬱症患者都無法接觸到優秀的醫療資源。
從高三到大三的四年間，有好幾次，慕雲因抑鬱症帶來的問題而崩潰，幾次遊走在死亡邊緣，卻一直沒有去看病。
一方面是他太缺錢了——生在福建周邊地帶的棚戶區中，家中生計全靠農民工父親支撐，學費湊不齊是常有的事，哪會有閒錢去關注心理健康。
另一方面，更重要問題在於，他不想面對自己的抑鬱症，“這是件不能宣之於口的事”。確診後萬一被人知道，一傳十、十傳百，被人指指點點，或被愈發古板的父親知道，慕雲不敢想象這後果。
他這種不自覺的病恥感，在抑鬱症人群中很常見。患者們認為，心理障礙和“神經病”多少有一些不清不楚的聯絡，而被人用異樣眼光對待不是什麼好事。
幼年的困頓經歷，讓慕雲對這種外界眼光格外敏感，因為太早就明白什麼是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小時候，慕雲的母親因為務工、生孩子、操持全家生計而落下惡疾。在他11歲時
（2009年）
，又因中風偏癱在床，喪失了部分智力及語言功能。臥床一段時間後，病情惡化導致腦積水，很快，母親又被送進醫院。
那一回，醫生表示，只剩下開顱手術一條路，否則，病人剩的時間就不多了。但手術費對慕雲的家庭而言，是一筆天文數字。最終，父親沉默地選擇了家裡大多數人的溫飽。
這種選擇，在慕雲生長的那片地方，是再正常不過的情況。大人和小孩們，無不默默執行著這種生存儀式，並在成年後，對逝去的親人緘口不言。
但不說，不代表沒有創傷。“人是有限的，人沒有能力拯救別人。”——這是慕雲眼看著母親失去命運後，被迫習得的思維，這種消極感時常在他腦中縈繞。他自己也知道，抑鬱症與此大有聯絡。
慕雲的抑鬱跡象從高二開始顯現，某個時間段起，他突然晚上睡不著覺、白天聽不進課，學習時也無法集中注意力。這時，他嘗試過自救。先是在網路上搜索、查詢，接觸到抑鬱症相關的訊息後，慕雲加入了幾個抑鬱症患者交流群。
在同樣抑鬱的人群裡，他感到起碼能鬆一口氣，說些平日說不出口的東西。但單純宣洩負能量的群聊，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因此，慕雲的成績還是隨著病情一落千丈。
因為他原本成績不錯，家庭又比較困難，班主任熱心地找他談話，想提供幫助。但敏感的少年慕雲沒法敞開心扉。他自己也覺得，窮人家孩子臨到高考前還“矯情”地抑鬱起來，實在不該發生。
幾番談心不見成效，班主任就只當他是嬌氣、胡鬧，最終，兩人鬧翻不說，慕雲失眠和注意力喪失的問題也愈發嚴重。
寒門少年逆天改命的法子不多，用勤奮叩開高考的門，幾乎是唯一出路。但那時，抑鬱症奪走了慕雲的關鍵籌碼，這似乎便成為他人生一步錯、步步錯的開端。
高考失利，從夢想中的985跌到三本院校，接著是休學、復讀，失敗後被迫復學，因為注意力的問題掛科無數。大二時去當了半年兵，本希望情況有所好轉，卻因體質不夠好被退回校園。
從兵營回到校園後的那段時間，慕雲經歷了自己生命中的至暗時刻。除去抑鬱症本身帶來的絕望情緒，伴隨的低鉀血癥，有一次甚至差點要了他的命。
缺鉀症狀嚴重時，可能直接引起心臟驟停。低鉀血癥發作的那天，慕雲醒來，發現自己幾乎一動也不能動。人好端端地，卻像是被活埋進土裡。據他回憶，那時自己幾乎是爬著去了醫院。
醫生判定病情嚴重，詢問是否有家屬陪同的那一刻，慕雲曾想，如果能不痛苦地就這樣走了，似乎也不錯。
02
深淵下的自救：萬一能治好呢？
即便一貫有“人難以拯救別人”、不相信任何人的痼思，求生欲還是讓崩潰邊緣的慕雲勸自己，去醫院看一看——看看吧，萬一能治好呢？
掛號費要64塊錢，對經濟拮据的慕雲來說有些高。不過護士態度溫和，他也下過一番決心看病，便咬牙交了錢準備就診。
提交轉診單、填表。那時，慕雲開始焦慮，他難以自抑地手抖，坐在醫生面前，手指顫顫巍巍地嗑在桌上，敲出陣陣不協和的聲響。
一片空白大腦裡，前晚預備好的言語，都在焦慮中失去了聲音，最終只有一句囁嚅似的“我是來看抑鬱症的……”，很快被醫生的“哦、多久了”以及“怎麼才來”打斷。
沒有和他多說，醫生直接問慕雲開藥與否、開多少。慕雲聞言，一時間還沒反應過來——畢竟自己只是做了份網路上人盡皆知的量表——於是試探性地問道，不用再做其他檢查了嗎？醫生反問道：“你覺得這還需要檢查？”
寄託在醫生身上的渺茫希望，因此戛然而止。慕雲明白，可能會有更好的醫生、好的療法，但他沒能見到，對他來說，這次問診將是他抑鬱症病程中的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
類似的情況，不僅發生在童年不夠幸福、經濟條件不夠好的慕雲身上，同樣也會發生在大洋彼岸發達國家的青年身上。
Sarah就讀美國某大學，從初中開始，她就出現明顯的抑鬱症狀，直到大學仍未就診。她表示，先前沒有去看病，此後短期內也不會考慮尋求醫療幫助。
她是美日混血兒，母親來自日本。混血身份以及因此而來的美貌，讓Sarah從小學三年級起就被校園霸凌。
一開始，女孩們只是嫉妒某個張揚、喜歡大聲說話的漂亮女孩，但小孩之間的玩鬧要比想象中殘酷。隨著孩子們進入青春期，這種嫉妒慢慢轉變成憎惡，和種族歧視一起，織成了Sarah身邊校園霸凌的大網。
低年級時，孩子們會偽造偷竊事件，將罪名安插在她的頭上，告訴老師或者家長。這樣可以某種程度上“敗壞”Sarah的名聲。
後來進入網路社交時代，更嚴重的網路霸凌就開始了。中學同學不僅在網路上對Sarah進行辱罵和嘲諷，還專門製作了一個網路賬號用於羞辱她。
帖子大多是對她外貌的羞辱，大家會拿Sarah的五官、胸部發育程度開低俗玩笑。其中曾有一個男生，為此撰寫了很長的Rap歌曲，主題就是Sarah is a whore
（Sarah是一個妓女）
——這些訊息在同學圈子裡廣泛流傳，使得人人都對Sarah報以異樣眼光。
後來，不堪折磨的Sarah選擇轉學。但是，霸凌行為並沒有好轉，曾經霸凌她的女孩甚至先她一步，在學校裡散播關於她的謠言。到高中，Sarah在這種糟糕的生活中觸到了絕望的谷底。
伴隨抑鬱症的肢體障礙幾乎使她無法正常生活。
一方面，她的生活環境極度凌亂，卻因為陷入木僵狀態，只能絕望地坐在垃圾般的房間裡。因為沒有告訴父母自己的抑鬱症狀，所以當父母抱怨她的衛生狀況時，Sarah會感到巨大的自責。
另一方面，她會瘋狂流鼻血，頻率能達到每天5次。出血量很大，鼻血往往會從嘴巴湧出來。所以當時的狀況經常是她坐在家裡，身上、衣服上到處都是血跡。
症狀惡化至此，Sarah決定去敲一敲高中心理諮詢室的門。那次心理諮詢只有一個小時，諮詢師也沒有想象中溫和專業，便沒有起到任何緩解作用。
並且，Sarah的母親並不支援她去做心理諮詢。對於傳統的東亞女性來說，精神健康問題更像是不可說的家庭內部隱疾，情緒上的問題不該張揚到“就診”的程度。
家庭和社會沒有給予足夠的支援，同時，經濟條件和醫療體系也不能給予她足夠的底氣。
Sarah沒有購買醫療保險，而抑鬱症的治療費用格外高昂。據她介紹，每週一次心理諮詢需要100美元，如果決定進行治療，心理諮詢外的醫藥費還需要另算。並且，就算有經濟實力，想要找到適合自己、能給出有效治療方案的抑鬱症醫生，也還是困難。
重重障礙之下，還處於青少年階段的Sarah，完全無法邁出就診的那一步。最終，她的抑鬱症是靠自己掙扎和男友的幫助而緩緩起色。
據國家最新公開資料，我國國內仍有80%的綜合醫院未設精神科，平均每百萬人口中僅有20人
（且這以數字包括不能做醫學診斷、也沒有處方權的“心理諮詢師”）
能提供心理健康服務。相較於美國每百萬人口1000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務的標準，有50倍的差距。
不過，就算是資料更好的美國，也並未照顧到Sarah以及和她同樣處於掙扎的人們。心理健康醫療資源的匱乏，是每個國家醫療體系中的共性問題，只有程度高低之差。
北京回龍觀醫院是北京最大的三甲精神衛生專科醫院，臨床二科主任牛雅娟講道：因為診斷物件不是某個沒有自主意識的器官，而是人，所以在評估上就不能向器官檢測一樣完全透明量化。量表、腦生化等手段，都只是輔助，和病人面診時的症狀學診斷，才是最重要的。
她已有30年從業經驗，接受採訪時，語氣帶著與患者溝通時慣有的柔和。面對首診患者，她通常會花費也至少10-15分鐘瞭解病人的社會關係、既往病史。遇到複雜的情況，首診時長能達到二三十分鐘。這不僅是人道主義式的關懷，也是判斷病種、決定治療方案的必要流程。
精神疾病至今沒有明確的致病機理和特效藥，治療方案是症狀學規律和醫生個體經驗的結晶。這要求醫生不僅熟記醫療守則和診斷原則，更要有大量經驗積累以應對病人個體差異性。
牛主任坦言，專科醫院的醫生能做到較為準確、專業的診斷，但欠發達地區的部分精神科醫生，可能確實做不到。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諸如慕雲和Sarah一樣的患者，脫離了科學就醫的軌道。
《中國抑鬱障礙防治指南》公開資料顯示，我國重度抑鬱障礙誤診率高達65。9%，抑鬱障礙總體複發率高達50%～85%，其中有50%的患者在疾病發生後2年內復發。
03
情緒與藥效：一場持久的拉鋸戰
邁出了就醫的一步，並不代表抑鬱症病人就可以一帆風順地被治癒。一旦戰鬥打響，患者很可能要與身體和精神的雙重痛苦長期為伴。抑鬱症復發甚至終身伴隨的陰影，會將他們打磨成另外一番模樣。
小肥鴨對此深有體會。她身高158釐米，因為藥物副作用和肢體障礙，體重從105斤掉到90斤，難以恢復到昔日“小肥鴨”的活潑狀態。
大學畢業，作為職場新人，工作強度大、熬夜無休是常態。但難以控制的失眠和焦慮，大大影響了她的反應速度。現在回看，那已是抑鬱症伴生的輕度肢體障礙，但當時小肥鴨卻只覺得，自己是流行“喪”文化裡的一員。
為了緩解焦慮，她開始酗酒。酒吧一條街被喝了個遍，小肥鴨也從喝Rio過敏的新手，化身為一次灌下半瓶野格
（一種高度洋酒）
的“酒鬼”。很長一段時間，她就這樣“喪”在酒裡生活——“大家都那麼‘喪’，我能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種狀態持續到2019年初的某個晚上。那天，小肥鴨下班回家，因工作上與人發生矛盾而倍感疲倦。望著窗外，突然鬼使神差地向窗臺上爬去。
安靜的臥室裡，本來恐高的她，從23樓向下看去時，發現那個瞬間自己竟然一點都不怕了。遙遠的地面反而像是一種引誘，她站在視窗，聽著嗚咽的風，感到某種未知渴望。
第二天，後怕的她去了醫院。檢查完畢，確診重度抑鬱加中度焦慮。接過確診單時手在抖，她一邊感到坦然，此前的懷疑果然得到應驗；一邊又完全不能接受要強而樂觀的自己，竟然真的是抑鬱症病人。
確診前，無論走到哪裡，小肥鴨都是呼朋引伴的發光體，難道確診後，自己就一下子不活潑、不熱情了？她覺得怪異而恐怖。承認抑鬱，似乎就否定了曾經活力四射的人格。因此，確診後的一段時間裡，她都拒絕服藥。
但，大腦分泌多巴胺的區域罷工，小肥鴨根本無法擺脫絕望罩來的大網。她於是開始試著服用百憂解。但百憂解沒有帶來預想中的效果，她的狀態因此從渾渾噩噩、勉強過活，跌向了嚴重的絕望——一種自發的、連綿不斷的溺水體驗。
因為病情持續沒有好轉，小肥鴨嘗試著換醫生，而這位醫生，一個雷厲風行的命令者，成為了她治療道路上的燈塔。新醫生強制要小肥鴨接受藥物治療，這次她乖乖聽話開始吃藥。
吃藥的副作用成了新的“敵人”。最開始是腸胃上的反應，厭食、看到食物就反胃，這讓她一度近乎絕食。經歷了一次嚴重低血糖引發的暈厥後，她每天強忍著噁心，逼迫自己吃飯。
在藥物控制見效一段時間後，家中親人患病，又把擾亂了小黃鴨治療抑鬱症的節奏——與情緒的抗爭就是如此，患者總是難以掌握現實的主動權。
從小到大相伴的外婆得了重病，要做一場高風險的全麻手術。聽到這個訊息時，小肥鴨直接辦理了離職，飛回老家。對外婆的擔憂，極度放大了她的焦慮，也將她推向巨大的情緒崩潰。她開始自殘、割手腕，企圖用疼痛發洩一點情緒。
醫生得知小肥鴨的情況後，決定加大藥量。一時間，她的體重跌破90斤，整個人變得形容枯槁。
度過那段最危險的時期後，小肥鴨曾自作主張停過藥。因為副作用帶來的記憶減退、精神恍惚以及腸胃方面的副作用，讓她無比希望能夠停藥。所以能抓住一點好轉的曙光時，抑鬱症患者往往很難拒絕擅自停藥的誘惑。
但擅自停藥帶來的，是更嚴重的病情反彈。抑鬱症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學會遵循醫囑，接納病情反覆甚至終身服藥的可能，已成了一門必修課。
心理障礙、精神疾病的治療過程，是真正意義上的“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04
抑鬱症是脆弱的反義詞
2017年，有位叫做馬莉的導演拍攝了一部關於東北某精神病院封閉病區的紀錄片，裡面紀錄了形形色色重症精神病患者的生活。
片頭，一位患者掙脫了束縛帶，扎馬步、將病床舉起放下，弄出巨大的聲響。醫生們對此習以為常，跑進來一邊和患者打趣玩笑，一邊將他重新綁回床上。這種荒誕感，對映在重症精神病人生命的所有側面。
一位重度雙相情感障礙患者的妻子，被患者視為陰謀綁架自己的壞人，探視時要反駁自己丈夫口中的那些“奇思妙想”，回到現實中又要承受醫藥費和撫養孩子的壓力。
重症病人是無法輕易從病症中逃出來的
——許多次，妻子與患者不歡而散後，患者盤著腿坐在病床上，研究病歷，試圖接受和理解自己的病情。他不得不像別人說的一樣，懷疑自己篤定會成功的“創業”，儘管他說不出自己創的究竟有什麼。
和他相鄰病房的同症狀患者大哥，已經在這裡思考了7年有餘。7年時間裡，他的老母親已經去世，但為了保護他，臨終前託人給他每年暗示送他生日蛋糕，並謊稱母親身體不適、不能親自來看他。
這種不自知也不自控的體驗，更為明顯地出現在幻聽症患者身上。有的人不能看到鏡頭，連反光的扣子都要從衣服上扯掉。有的人聽見一個無比真實的聲音威脅他，要殺害他的妻小，引他衝家人揮刀。有的人一看書，就有另外的聲音幫他念書，一來二去，他會和那個聲音吵起來。
但無論如何，他們並不想得病，也完全不想日復一日地待在這裡。
紀錄片的豆瓣熱門評論第一條裡，有人這樣形容這些重症患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不同意見者”。他們沒有辦法以常規的社會標準生活，但這不代表他們該被歧視、異化，被稱為“那些神經病”。
每個個體都處於社會關係中，承擔著各自的社會職能。親朋好友對他有情感、責任的訴求；同事、上司對他有效率、業績的訴求；社會運轉對他有所謂“正常”的訴求。不是所有人都能永遠完美地處理這種要求，處理不及時、運氣稍差一些，或者無論出點什麼差池，任何人都有可能產生心理障礙。
確診、治療這種障礙，恰是對人生之艱的反抗。對於抑鬱症患者來說，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狀態並進行治療，已經是在為生活做出偉大的努力。
但目前來看，社會對這種努力的認識還不夠清晰，對正在掙扎的患者也沒有足夠的包容。這使得許多抑鬱症患者的救贖是親密關係，或者說，他們自我掙扎到竭力時能夠依靠的，甚至是隻有親密關係——好的友人，愛人。
因為這些角色能夠站在最為平等的角度上，不設標準、不求回報地關注和理解他們。比如小肥鴨在採訪末尾，聊起自己的閨蜜和男友時，就充滿了感激之情。
食慾最差的那段時間，閨蜜工作下班再累再困，也風雨無阻地換花樣給她做飯。
男友情緒穩定、毫無怨言，像保護傘一般撐在她與抑鬱烏雲之間，無怨言地幫她消化和抵禦情緒問題。
但這種扶助與關懷，從根本上來說，是運氣。遇到了好的親友，自然更幸福也更安全，但在無人關懷的時候，也許只有自己是自己的明燈。
如果說抑鬱症有被真正接納、正確認知的可能性，那麼它一定不會止步於某些比喻，如“抑鬱就是一場小感冒”，或者口號式的“抑鬱症患者也是正常人”。能夠真正為心靈亮起的燈，需要由整個社會無聲而細膩協作，建立起更人性化的醫療體系和社會支援結構，才能達到我們口中常說的接納。
有人曾問小肥鴨，說：“你覺得抑鬱症患者，是太矯情才得病的嗎？”
“不。一個無法主動分泌多巴胺的人，還能堅持生活，只能說明他比誰都堅強。”她這樣說道。
（作者為《財經》研究員，尹詩琪、徐菲雨、尹莉娜對本文亦有貢獻，文中慕雲、Sarah、小肥鴨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