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窮，大部分原因是不夠努力，或者是因為貧瘠的窮人思維。
很多書都在講富人思維/精英思維，揭示了一些看似非常正確的道理，比如：
窮人喜歡用時間換錢，而富人用錢換時間。
窮人的思維是量入為出，富人的思維是目標導向。
如果你只關注錢，你往往是在浪費錢
……
不能說這些全無道理，只是，那都是從富人/精英的角度得出的結論。
如果把這些社會精英放到貧民窟，他們真的能用自己的精英思維，改變命運嗎？
1
《窮富翁大作戰》2009年出來的時候引起很大反響。
到2013年的第三季，評分越來越高，直到多年後，還時常引起討論。
節目組邀請來眾人眼中的人生贏家，他們的日常娛樂是高爾夫，住的是海景別墅，出行坐騎是瑪莎拉蒂還配司機，擁有自己的產業……
G2000品牌創始人
田北辰
香港周氏家族第三代
周國豐
謝瑞麟珠寶副主席
黃嶽永
美女模特
JuJu
富足的全職太太
Cisy
……
當他們去到底層，用富人思維，是否能改變生存現狀呢。
一開始他們都信心滿滿，認為自己可以勝任這樣的工作，並且改善生活狀況。
田北辰，香港政商兩界無人不識，在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父親是香港的“一代褲王”，母親是香港江南四大家族榮氏家族的後人。
回港後，他先是協助父親管理製衣生意，後自立門戶，創立了現在坐擁全球700多間店鋪的G2000品牌。
在節目正式開始前，田北辰曾樂觀地說：
“我始終信奉自由市場，可說是淘汰了很多弱者，但是如果你有鬥志，即使是弱者，也可以變為強者。”
接下來的一週，田北辰將體驗時薪25元的掃街清潔工的工作。
開拍第一天，他一臉自信，交了身上所有信用卡和現金，領取了第二天的生活費：50元。
當他到了清潔工的住處之後，心情有了微妙的變化。
他住的是“豪華籠屋”。
“比想象中要小一點”田北辰說。
籠屋，應該超出了田北辰的想象。
香港籠屋
這裡住的多為老弱病殘、靠領政府綜援的長者。
在香港，大約有20萬的人結束一天的奔波後，回到這個地方。
當田北辰好奇地問起領著低保的陳伯，覺得這裡環境怎麼樣，陳伯只是無奈笑：
“差不多吧，說不上什麼環境，我們沒有選擇。”
田北辰感嘆：很慘，沒意思，好像等日子過，（等死）一樣，沒有盼望。
第二天6點，他要去灣仔碼頭工作，習慣於提前規劃日程的田北辰，睡覺前先到街上問路。
他以前從不需要自己考慮出行問題，因為有人會安排好日程。他的時間會花在更重要的地方。
幾經週轉才得知，只有通宵巴士可以讓自己準時到達上班的地方。
而來回車費，居然要花掉他大半的生活費。
“搞咩啊！車費要十三元多？我哪有這麼多錢？”
看到巴士價格，田北辰也抱怨起來。
除去車費，剩下的22元，完全不夠在香港的一日三餐。
2004年，有媒體批評馬鞍山地鐵的票價：
“做生意是否只要求成本平衡，有利益（就行），不顧大眾的負擔？”
時任九鐵管理局主席的田北辰，是這樣迴應的：
“如果你覺得貴，可以有其他選擇，我們的鐵路公司不是社會福利機構。”
而住進了貧民窟，田北辰也不得不承認當年自己考慮不周：
“交通費扼殺了窮人的生存空間。”
清潔工作很辛苦，“有人讓小孩在垃圾桶裡解大便”這讓他感到不可思議。
熬了9個小時後，終於下班，而同事竟然還要趕去做夜班。
就算住籠屋，吃最便宜的便當，一份薪水也遠遠不夠生活。
田北辰驚訝：“你們當自己是超人的？每晚只睡五六個小時？”
同事習以為常：“我們都一樣，每天都工作十七個小時。”
田北辰完全不敢想象，他現在已經累癱了。
繁重的體力勞動、糟糕的環境，他已經沒有時間規劃未來一個月、甚至一週的計劃，他的注意力要集中在一天的吃住上。
如此辛苦工作，只是為了餬口。
他問同事附近有沒有15元以下的飯。
田北辰可能自己都沒有發現，他處在一個清潔工的位置，思考模式都開始變得像個窮人。
精英的“富人思維”，面對底層的環境，顯得很無力。
田北辰也說：“很奇怪，我這兩天只是考慮吃東西，我完全沒有什麼盼望，我努力工作，只是希望吃一頓好的。”
體驗了兩天，他便退出了。
2
窮人思維遺傳，不是因為不夠努力，是因為沒有機會。
謝瑞麟珠寶副主席黃嶽永，要做一份清潔工的工作，住的是十來平米板間房。
三十多攝氏度，無空調，為了省電費，電扇也不敢開，房間潮溼悶熱得像個蒸籠。他覺得就像睡進了一口木棺材裡。
七八點鐘就要開始工作，他分攤了19層樓的垃圾清理。到中午，黃嶽永簡直快歇菜了，他想換一份工作，但他改變主意了，因為窮人是沒得選擇的。
謝瑞麟，商界管理層，擁有美國矽谷科技精英的學識智慧，在節目的最後也說：“想方法離開這樣的環境，並不容易。”
JuJu參加節目前48小時，還身在美國加州參加選美。
父親是跨國公司的亞太區主席，她自小在美國長大，衣食無憂，立志活出個美麗人生。
JuJu和一對四川來的新移民母子同住。
第一次和10歲的孩子信誓打招呼，就被警告：
“千萬別動我的錢，若你偷我們的錢，我們就不歡迎你們！”
看著藏在枕頭底下的幾十塊零花錢，平時愛逛奢侈品店的JuJu愣住了。
JuJu工作之餘，會教信誓唸書。她花了一個小時，勉強教會了他三個單詞：you，we，they。
全職太太Cisy，是個富足的少奶奶。
女兒在香港九龍最貴的國際學校就讀，從小學習芭蕾、唱歌 。
她和女兒一起去到的家庭，孩子海萍連上藝術班都要再三權衡，海萍說自己將來想做醫生，不過她也覺得自己的家庭沒辦法支撐她完成這個夢想。
海萍連地鐵都不會坐，香港有很多孩子的日常時間，都只能蝸居在貧民窟。
為了爭取微薄的收入而疏忽了孩子，損失會更大。
但是窮人沒太多選擇。
於是，貧窮像世襲，遺傳到下一代。
就算他們每天工作十七八個小時，將來可以改善生活的機會也不大。
2013年的扶貧峰會，香港政府強調，不會建立減貧目標。
“香港的不干預政策，令有資源、有政治權利、有錢的人，可以不斷往上攀，但窮人卻很難爬上來。”
香港是38個先進地區中，貧富懸殊最為嚴重的地區，每6名港人，1名生活在貧困線下。
1938年，哈佛大學做了一項研究， 持續76年跟蹤700人一生。
他們選了268名高材生，和456名家庭貧困的小孩。
多年之後，大多數精英階層的孩子成為了精英，窮人的孩子依然延續了父輩的生活，只有很少人突破了階層限制。
3
精英的社會責任，是用自己財富和智慧，改善一些社會問題。
《窮富翁大作戰》至少可以證明一點：
精英階層的成功大部分原因不是比別人更努力，窮人窮也不是因為他是個懶鬼。
當富豪只拿了15元的時候，他的智慧、頭腦、體力都不再那麼高效，溫飽之前別無選擇。
就算努力去做，不說996，就算007，也只能混個泡麵回來。
如果人們有選擇的機會，就會避免這種高投入低產出的工作。
社會應該為每一類人群提供更多的機會。
田北辰之前信奉自由市場，他認為這樣淘汰了很多弱者。
但他現在認為，完全自由市場太危險，工作的薪酬不應該完全由市場決定，而是從人的角度、工作本身的辛苦程度來綜合衡量。比如掃廁所，又髒又臭的活，反而工資最低？
他說，要做一個“有良心的商人”。
黃嶽永參加完節目之後，2010年2月，辭去了謝瑞麟珠寶公司的副總裁一職，專注做“有機上網”專案。
IT業是更新換代疾速的行業，在香港，一個月銷燬的膝上型電腦約是四五百臺；
而同樣在香港，許多窮人的孩子買不起電腦，學習被拖了後腿，失去了許多機會。
他說服了三星公司，讓它把淘汰的電腦送給孩子們用。
又說服CSL無線網路公司，為小朋友提供免費網路。
20%的富人，掌握了80%的資源。
有一些成功的富人，在功成名就之後，會把這些財富回饋社會。
比爾蓋茨在退休後，將580億美元的個人資產悉數捐給了慈善基金會，用於推廣衛生和教育專案。
蓋茨的忘年好友巴菲特，在2006到2015十年間，也向蓋茨基金會捐贈了173億美元。
蓋茨在2017年給巴菲特的年信中寫道：
“自 1990 年至今，我們已經挽救了 1.22 億兒童的生命”。
蓋茨基金會的目標，是力求極端貧困人口的健康狀況得到改善，讓世界各地的孩子，不論他們生在何處，都有公平的機會生存，並獲得足夠的營養，來實現生理和智力上的潛能。
蓋茨說離這個目標達成，還有距離。
但希望社會精英，在獲得鉅額財富之後，為改善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出一份力。
依然有很多人，很努力的工作，卻沒辦法享受到一般家庭的空間。
他們的困境更多的是大環境下的資源分配不均。
努力餬口的艱辛鍛鍊了窮人思維，因為窮人的生存環境，精英思維顯得虛弱無力。
社會需要給窮人更多的關注，提供更多選擇的可能，而不是簡單指責、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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