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的相親相近，靠的全都是眼緣兒，尤其是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當年馬蘭熱農工業區也是安哥拉的重點專案，業主董事會有三名成員，總裁是Carlos先生，曾經是安哥拉駐蘇聯大使，深受老總統信任。剩下的兩位董事一個叫Gordinho，一個叫Andre。據說這兩人之前都是安哥拉央行裡供過職的。
總裁是Carlos，60多歲了，待人接物非常成熟與平和，和他交談，如沐春風。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老頭認真聽取每個人的講話，對每個人都很尊重。即使不會說葡語的中國工人見到他的時候，點頭微笑，老頭也會停下腳步，對工人師傅點頭微笑。從眼神中，能看得出真誠和尊重。這是修養。
Carlos和他孫女
二號業主Gordinho和我接觸不多，據說他邀請專案經理和總工去過他在首都羅安達富人區的豪宅，總工老丁後來和我說Gordinho家裡有花園別墅游泳池，聲控的三星液晶電視，全部的現代化裝修和傢俱，絕對的有錢人。老丁說，Gordinho的條件在中國也算很好了，更何況在安哥拉。
來我們專案最多的就是三號業主Andre，他比較接地氣，人很隨和，和專案經理一本正經地說完工作後，他就拉著我去市裡的酒吧喝一杯啤酒。
Andre
Andre在酒吧門口，看見安哥拉婦女頭頂著一個托盤，托盤裡有烤好的花生，他叫住婦女，買100寬扎（相當於人民幣幾塊錢）花生，管酒吧的服務員要了小碟子，把花生放在碟子裡，與我喝啤酒。
那時候，我很年輕，30歲。我問Andre：你在安哥拉，算得上是絕對的富人， 你還喜歡吃路邊的烤花生？
Andre說：烤花生的美味是我喜愛的 ，而且，我吃烤花生，停不下來的。不管貧富，我對這種食品都是毫無保留的喜歡。說著，他捏起幾粒花生，放入口中，和我說：你喜歡的，就是最好的，與價格無關。
當時專案的主營地位於安哥拉馬蘭熱省的卡姑蘇市，市長叫Furtado，50多歲，面善，見識廣，還是愛吃烤花生米的三號業主Andre的大舅哥，也就是說，市長的老婆和Andre的老婆，是親姐倆。
Furtado和家人
既然有了和業主Andre的親戚關係，他又是市長，自然成為我們專案上的座上賓，逢年過節，邀請他來營地，過中國的端午節，中秋節，春節；有時候，婦女節啊，他們國家的獨立日，還有一些叫不上名的節日，也邀請他來營地一起聚餐。
過節聚餐，自然少不了喝酒，其實在國外工作的中國領導，尤其是一把手，挺怕過節的。
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每逢佳節倍思親，山高路遠，中國員工難免想家，想家就容易出現負面情緒，影響工作不說，還容易出現各種各樣的突發問題。解決方法就是讓手下人，在節日期間，吃好喝好玩好，開開心心的，用歡快熱烈的節日氛圍，充實進員工的頭腦，讓思鄉情緒沒有發酵的可能。大多數人喝酒後，都是高興的情緒，營地裡也有卡拉ok機，唱唱歌，困了就睡了，第二天酒醒了，節也算過了，就不會出什麼事了。
更何況有業主Andre和市長Furtado的聚餐，氣氛會更熱烈。
他倆都挺能喝中國白酒的，八錢的杯子，一口一個，喝完酒還把酒杯橫過來，杯口衝著我們，那意思是：你們看看，我已經幹了，你們也幹了吧。
幹了三杯後，就可以單獨敬酒，或者自己慢慢喝，不必幹掉杯中酒了。
我覺得這都是他們去中國公司的次數多了，跟中國人學的酒桌規矩。
安哥拉人笑點低，我有時候和他們開玩笑，我說：市長，你的酒杯中的酒是要留著養魚嗎？
市長一愣，滿臉疑問地看著我，不知道我這句話的意思。
我說：你的酒好久都沒有喝了，不就是留著養魚嗎？
市長和Andre聽了，哈哈大笑，因為他們從沒聽過這樣的邏輯，頭一次聽，笑得前仰後附的。拿起酒杯，一飲而盡，說：我不要養魚，哈哈哈。
氣氛哄到那裡了，想不開心都不行。
市長Furtado
因為當時的公路和輸變電線路的專案，施工的區域非常大。東西方向大約100公里，南北方向約40公里，在這個區域內，我們要修15條公路，架11條輸電線。沿途經過很多村子，路或者線，會穿過農民的木薯地，很多時候，我們找市長Furtado幫我們協調村民。
村民提出的補償也是合理的，畢竟15米寬度的路，貫穿他的耕地，地裡就是實實在在還未收穫的木薯，而我們推土機一過，地裡的一切都是徒勞。
這樣的情況不是少數，要一家一戶地談補償。按道理來說，這是業主的事，業主有責任為施工方提供乾淨完整的施工用地，這都是在合同裡的。
但是安哥拉的事吧，說不清楚，業主也沒有這筆預算，負責執行的Andre也只能找Furtado，畢竟Furtado是地方官，也是Andre的大舅哥，論公論私，都得找他。
左一是Furtado
那真是別開生面的補償談判。我算漲見識了。
村民說：中國人要把我的木薯都推掉，我損失很多錢，很多很多錢。
我問：多少，你說的數吧？
村民說：1萬寬扎。
我覺得這數字可以啊，沒多少錢，也就人民幣幾百元，完全可以接受啊。
文書都是準備好了的，讓村民簽字，領錢，走人。
第二個村民來了，一樣的話：中國人要把我的木薯都推掉，我損失很多錢，很多很多錢。
我問：多少，你說的數吧？
村民說：1百萬寬扎。
我倒吸一口涼氣，這數字有點大，好幾萬人民幣了。
我說：不行，給不了你1百萬寬扎，只能給你1萬寬扎。
村民說：可以的。
我有點吃驚，這也太好說話了吧，讓他簽字，領錢，走人。
和好幾個村民談判之後，我發現一個事實：安哥拉底層老百姓，沒受過教育的人，有個共性，那就是太大的數字，他們就沒有感官認知了，也就是不識數了。
超過10萬的數字，對他們來說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了。10萬和100萬，在他們的認知裡，都差不多，都是“很多很多錢”。
其實這種現象對中國人也是一樣的，100元，1萬元，10萬元，100萬元，都會有感官的認識，大約知道是多少錢。真要是100億，1萬億的錢，說實話，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堆錢，多大的體積，一間屋子裝得下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很多錢。
就這樣的談判，持續了三天，有的村民，明明被佔的地很多，損失將會比較大，也老實巴交的說不出什麼要求，我們就多給人家補點賠償，再安排他來工地上班，反正他家就在路邊，上班也方便。
對當地人，補多補少，是中國公司按當地木薯產量和當時價格決定的。
我們做到問心無愧就行了。
遇到個別刁難不配合的村民，請出Furtado去勸說，基本就能解決。他說服不了的村民，就讓那些村民愛找誰找誰吧，工程進度是不能耽誤的。
村民也不知道契約精神，有的人簽了字，領了錢，回家後覺得吃虧了，又回來找後賬，我們再給他加點補償，假如還不滿意，那就讓村民找市長Furtado，他是地方官，老百姓不找他找誰呢。
意氣風發的Furtado
市長Furtado在整個施工期，對我們專案提供了很多協助，但是他的仕途，卻戛然而止，我下期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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