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從美國好萊塢刮來的 #Metoo 風，在很多國家，反性騷擾運動全面開花，演藝圈、文藝界和政界的反響最為強烈，而反觀中國，校園裡如火如荼，其他領域卻一片沉寂，而這並不說明其他領域的性騷擾問題沒有高校嚴重。正相反，在普通職場，甲乙方陪酒、上下級潛規則等性騷擾行為，甚至早已成為慣例。當下，在思考高校如何制度化防範機制的同時，同樣該思考：我們該如何擴散 Metoo 效應？
洛杉磯“女性大遊行”中，人們高舉 #Metoo# 的牌子。東方IC 資料
#Metoo 在中國：遭遇注意力分配不均
2017年10月，好萊塢金牌製作人哈維（Harvey Weinstein）被媒體爆出性侵醜聞，一時間輿論大譁。10月15日，女星艾麗薩·米蘭諾在推特上發文說：“如果所有被性騷擾或性侵犯過的女性都能發一條 #Metoo# 的狀態，人們或許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一倡議很快得到熱烈響應，僅24小時就有超過1200萬的互動。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它的影響力也飛速擴散出去，最終在全球引發了名為“Metoo”的反性騷擾運動。2017年底，美國《時代》週刊的年度封面人物就是5個積極參與反性騷擾的女性，她們被稱為“打破沉默者”（ The Silence Breakers）。
同一時間（2017年10月），人在美國的羅茜茜也在知乎上發出了她的聲音，她回憶自己早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曾被副導師陳小武性騷擾的經歷，這一匿名帖引起了一些受害者的共鳴，得到了網民的關注。隨後她向北航紀委實名舉報了陳小武，2018年1月1日，為督促事情得到解決，羅茜茜在網上公開自己的名字，導致這一事件成為輿論焦點。1月4日，羅茜茜發起一封針對北航校友的聯署信，呼籲北航藉此機會建立性騷擾防治機制，為學生提供更安全的校園環境。這一舉動得到全國各高校學人的響應，他們紛紛發起自己學校的校友聯署致學校公開信，提出類似訴求。1月11日，北航公佈最終的處理結果顯示，陳小武被撤職，被取消研究生導師資格和教師資格，隨後教育部還撤銷了他的“長江學者”稱號，停發並追回已發放的獎金。
比較中外 Metoo 運動的發展，我們會發現一個明顯的跡象，即在西方（包括某些亞洲國家，如韓國），反性騷擾運動是全面開花的，涉及到多個領域，尤以影視圈、文藝界和政界的反響最為強烈，也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而在國內似乎只有學界（高校）才產生了類似的效應，其他領域則比較沉默，基本聽不到反性騷擾的聲音。儘管在現實中，很多領域都存在性騷擾的現象，相應的反性騷擾制度都比較匱乏。那麼，為什麼似乎沒有人藉助這個機會站出來倡議呢？
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有時候是沒有人提出倡議，突然爆發的事件更多被當成個案或者八卦新聞來對待，有意無意地迴避了對行業生態的反省，或者是受到某種人為的干預，議題進行不下去。例如2017年，作家李楓爆料稱多年前曾遭遇知名作家、行業大腕郭敬明的性侵，並提到他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隨後郭敬明否認了這一指控，稱將交給法律來解決。對於這樣一個街談巷議的事件，許多人關心的焦點竟然是郭敬明的性向，而這個議題在媒體被公關後也很快消失，再也沒有人提起。
還有一種情況是它被忽略了，因為涉及到的當事人不具備新聞效應。例如2013年，一份主題為《廣州女工性騷擾調研報告》顯示，大多數女工曾遭受過性騷擾，其中約70%遭遇過“令人討厭的口哨、喊聲、色情笑話”，32%遭遇過“令人討厭的身體撫摸”，9%被“要求發生性關係”，25%接到過猥褻電話或黃色資訊，66%遭遇過“令人反感的對身體或外表的評論”，15%因性騷擾而“自動離職”。2018年，據某民間自媒體的資訊顯示，富士康的一些女工曾發起過反性騷擾倡議活動，並冠以了#米兔在中國#的標籤，但並沒有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
為什麼只有高校性騷擾獲得了廣泛關注？
顯然，高校發生的性騷擾事件之所以得到更多關注，這與一直以來媒體對高校的形象建構、公眾對高校的心理期待有關。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大學是一個神聖的知識殿堂，進入這個殿堂的學生則是天之驕子。如果說古代讀書人追求的是金榜題名，那麼現代人追求的就是進入一所名牌高校，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階層提升的唯一機會。正因為社會給予了高校一個很高的期待，相對於普通人，他們對高校教師也會有一個更高的道德期待。在這種背景下，高校爆發出來的性醜聞（如教師對學生的性侵犯）也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其次，高校是一個人才薈萃的地方，尤其是名牌高校（如985、211學校），教師中不少人是社會精英、名流，有較高的社會關注度；學生的素質很高，許多畢業生在所在行業頗具影響力。一言以蔽之，他們都是社會上相對有話語權的人，這些人在網上發出的控訴、呼籲、辯論，具有敘事清晰、觀點鮮明、可讀性強、資訊量大、訴求有針對性等優點，此外他們還比較熟悉網際網路的傳播規律、有更強大的網路傳播人脈和傳統媒體的資源，更容易實現議程的設定和推進。
最後，高校學生（青年畢業生）是國內性別平等運動的主力軍。近年來許多性別平等倡導活動中都有其身影，形式可謂豐富多樣，有寫文為此鼓與呼的，有搞行為藝術激發社會關注的，有建立機構做專案來倡導的。在反校園性騷擾方面，他們也做了許多工作，比如在調研領域，就有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康宸瑋所做的調查：《沉默的鐵獅——2016年北京師範大學校園性騷擾調查紀實報告》，內容包括教授對學生的性騷擾、校園公共空間中的性騷擾等；又如青年女權者韋婷婷發起的廣州性別教育中心，她們做了一個《中國大學在校生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狀況調查》，發現近七成受訪者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性騷擾。這些工作為反性騷擾倡議提供了鮮活的資料，也對網上討論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正是基於以上這些因素，高校反性騷擾活動才能持續在網上發酵，並取得一定成效。其實，這個議題第一次引起網民的廣泛關注並不是在今年，而是2014年，那一年發生了被稱為“反性騷擾運動的黎明”的廈大教授吳春明性騷擾案。同年的教師節，一封由256名學者聯署的致教育部信釋出，其中草擬了《高等教育學校性騷擾防治管理辦法》的文字框架，收集有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作為參考，並結合中國的現狀提出建議。2014年10月9日，教育部發布《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首次提出被稱為“紅七條”的師德禁行行為，其中一條就是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者與學生髮生不正當關係。
2018年1月30日，新一輪的聯署呼籲信在網上開始傳播，除國內學人外，這次還有來自澳大利亞、比利時、德國、法國、韓國、荷蘭、加拿大、捷克、美國、日本、瑞典、中國香港、新加坡、紐西蘭、匈牙利、英國等國家和地區的超百所大學、60多個專業的274名中國學者、學生簽署了海外聯名信。這些聯署信的訴求主要是希望更多大學、教育部和人大對公眾的呼籲作出積極迴應，儘快建立並推行校園反性騷擾機制。目前，這一呼籲也有了回饋，4月8日北京大學釋出的訊息稱，學校正在召開專項會議，討論《北京大學反性騷擾有關規定（建議稿）》，下一步將在師生中徵求意見，完善建議稿後提交黨委審議，看來中國的第一個校園反性騷擾制度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如何擴散 #Metoo 運動的效應？
在高校之外，還有其他領域發起過類似的活動與倡議嗎？實際上也是有的。2017年，《南都週刊》特約記者黃雪琴就發起過一個“女記者性騷擾調查”，相應的調查報告於今年3月釋出，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女記者遭受過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騷擾，嚴重者甚至被迫與人發生了性行為；權力關係下的性騷擾現象明顯，有超過四成的性騷擾實施者是當事人的領導；其中近六成的受害者選擇了沉默、忍耐或者躲避，只有13位當事人向單位報告，但單位處理並不積極，只有一家對實施者進行重罰，另一家是口頭責罰，其他單位或者當作不知道，或者反而讓受害者不要聲張。
怎麼想到要做這個調查的呢？黃雪琴在一次訪談中提到，最早是2016年暨南大學實習生被南方日報記者性侵的事對她有一個觸動，2017年，她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訪問學者，與來自其他國家的記者一起做研究。一次討論中，9名女記者中有5位提到自己曾遭受過性騷擾，而就在此時，她國內的一個記者朋友因不堪領導的性騷擾而憤然辭職，並告知她還有其他同行也有類似遭遇。經歷了這些事之後，黃雪琴想到要做一個調研，反映女記者中被性騷擾的現狀。由此可見，高校的教育和研究對反性騷擾運動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而在國內高校這樣的活動則相對匱乏。
對於調查報告的運用，黃雪琴想到要“拿給記協和工會，看看能不能調動更多的力量，從小範圍做起……”。這一想法能否實現？筆者對此並不樂觀。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簡稱記協）的官方網站上，我們找不到反性騷擾的相關內容。至於工會，大多數企事業單位的工會主要是給員工發點福利，維權上沒有太多成績。儘管2012年修訂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中第11條明確提出，用人單位應當預防和制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但沒有細則和罰則，也沒有明確責任單位。由此我們發現，缺乏行業內強有力的約束機構（類似高校黨政班子、教育部等）作為訴求物件，是反性騷擾倡導的一個難點。
要把 Metoo 運動的效應擴散出去，我們需要學習高校反性騷擾倡導的成功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透過身份認同來激起共情，這個身份可以是某個學校的校友，也可以是更寬泛的高校學人。而如果進行某個行業內的反性騷擾倡導，似乎很難找到一個共同身份，這可能需要另闢蹊徑。比如有“女記者”身份的人不多，但自媒體時代，可以釋出訊息的並不限於國家認證的記者，那麼替代成“媒體人”（註明包括自媒體），也許就能得到更多人的呼應。又如女護士被性騷擾在業內頗受關注，但公眾對此並不關心，如果我們將“女護士”替換成“照護者”，就有可能啟用其他女性的相關體驗，讓她們意識到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多重身份之一，女性在生活中經常擔任照顧、看護他人的非正式工作），從而更願意參與進來，幫助一起呼籲。
另一方面，把範圍縮小到一個更具體的領域，做一些切實的工作也是可行的辦法。比如有人透過建立行業黑名單的方式，為即將進入行業的新人提供一些意見，幫助其避免遭受性騷擾，或者幫助已被騷擾的受害者聯結起來維權。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有一個更有效的訴求，這包括兩個層面，更明確的訴求物件和更具體的訴求內容。訴求物件可以是行業協會、行業內有影響力的機構（如業內大型企業，請他們帶頭做出改變），訴求內容可以直接與工作相關，總結業內人士經驗，力爭做到有針對性和有可行性。在此基礎上還可以考慮做一些跨行業交流，把好的經驗傳播出去。
在網路倡導方面，避免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非常關鍵，因為網民的注意力很容易轉移，這就需要在發生事件之後，倡導者及時站出來解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為什麼需要公眾的介入（為什麼你對此事是有責任的），你可以怎樣介入（具體怎麼做），介入後會產生什麼樣的正面效應……等。儘量把這些資訊傳達給身邊的人，有時單獨一對一的傳達會產生更好的效果，因為它避免了責任分散。不要怕人少，少數人一樣可以影響到多數人，也就是所謂的少數人影響（minority influence），只要少數人能在某個時間段表達一致的觀點，並且還能恰到好處地引入一些新穎的資訊，就可以成功地使得多數人對此重視起來，認真考慮對對方的訴求和意見。這往往需要倡導者先聯結起來，組成一個小團體，透過協商達成比較一致的意見；其次，是要想辦法與高校進行聯結，便於與他們掌握的相關資源（如對職場性騷擾的最新研究成果）實現共享，同時還可以透過他們來進一步擴散資訊，產生聯動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