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46人為國盡忠的功臣為啥反叛? 安史之亂後, 唐朝衰亡並非意外

平定安史之亂的功臣僕固懷恩卻成了叛臣，反映了一個粗淺的道理：“人心散了，隊伍自然不好帶”。

古代君臣關係的處理，向來是封建時代的一大難題。它難就難在“度”的把控：

如果按照儒家傳統觀念的主張，強調道德約束，往往會流於虛偽、詐謀，這就不奇怪，為啥史上許多篡位的權臣同時也是儒生；

但如果過度強調以法律、獎懲約束，又難免會顯得刻薄寡恩，與注重人情、道義的傳統中國社會格格不入，帝王極容易變成孤家寡人。

所以，古代那些明智的統治者，基本會考慮多種手段相容，王道、霸道、儒家並用，在以恩義籠絡的同時，也注重以制度來協調權力分配與制衡。經過兩漢以及其後數百年的摸索，初唐時一度接近了理想狀態，它的兩大秘訣是三省六部制、府兵制。

唐承接隋，將魏、晉以來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發揚光大，作為中央的最高權力機關。其中，中書掌握命令權、門下把控審駁權、尚書承擔施行權；天子下達命令，必須經由中書下達、門下副署，才能交給尚書執行，曾經的相權被一分為三、對君權進行節制，君相雙方相輔相成、上下一心，貞觀年間欣欣向榮的政治風氣由此形成；

而在帝王們最擔心的軍權方面，唐朝完善了北周、隋朝以來的府兵制，軍人無事在家耕種、輪番進京宿衛；有事則由朝廷隨機指派將領統兵出征，完成任務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既避免了形成將兵一體、集體離心之弊，還免去了浩大的軍費壓力。

同時，雖然因設立都護府等機構客觀上需要統帥鎮撫地方，但初唐一直延續了“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的原則，邊將定期挪窩、避免形成派系；不身兼數職、以免形成難以把控的力量；同時還延續了關隴貴族之風，都是複合型人才，大多是口碑、才能經得住考驗的名臣，經常視表現調整崗位，出將入相、能文能武，形成了積極、蓬勃而又整體可控的良性態勢。

由此可見，初唐的強大並非僥倖，它高度協調了君臣關係這一千古難題，透過一系列合理而嚴密的體系，把當時的精英人才集結在權力中樞，將魏晉南北朝以來長期分裂的大帝國空前凝結在一起。

但李隆基時期則是一個分水嶺。

在開元前期，李隆基重拾貞觀遺風，大膽啟用多位名臣入朝輔政，姚崇、宋璟、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邏、韓休、張九齡……這些名相各有特長、風格各異，配合李隆基在各個領域完成了諸多創舉與改革；而且，李隆基每隔幾年就更換執政宰相，既有效避免形成固定派系，又能保持權力中樞的高度流動、活躍，讓中央朝廷充滿了生機與上進心。開元盛世，其實是帝王與群臣共同的勝利。

但李隆基中後期，逐漸隱患重重。

一方面，也許是創造了輝煌的成功後、對於長期保持緊繃狀態心生疲憊，李隆基有意無意的強化皇權，他利用恩蔭體系出身的李林甫，對輔佐自己創造盛世的科舉官員進行打壓。一言堂取代了權力制衡，張九齡被逼下臺、李林甫佔據相位十幾年，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同時，當時的府兵制早已崩潰，唐帝國致力拓邊政策下，募兵制、邊將久任製成為常態，武將連任、兼任早已不稀罕，王忠嗣甚至一度身兼四大節度使。為了斷絕朝廷內外的勢力抱團、威脅自己的皇權，李隆基採取李林甫的建議，大量起用少數民族將領擔任邊將，“出將入相”這一傳統徹底成為歷史。

這種變化，也形成了一股君臣之間、臣子內部互相傾軋的風氣，李隆基、李林甫對王忠嗣、皇甫惟明兩位節度使（同時也是名將）殘酷打壓，李林甫對以張九齡為代表的科舉官員極盡排擠之能事，宦官楊思勖甚至能取代武將四處征伐……反之，像安祿山這種善於鑽營、察言觀色的胡人將領反而萬千寵愛於一身、迅速飛黃騰達。

規矩、人心一旦敗壞，事情就難免覆水難收。

安史之亂爆發後，叛亂的將領主體自然是以安祿山、史思明為代表的“胡將”，而平叛的其實也差不多：除了郭子儀外，李光弼—契丹人，僕固懷恩—鐵勒族，王思禮、高仙芝—高句麗，安抱玉—安息人，白孝德—龜茲，哥舒翰—西突厥突騎施，李抱玉—跟安祿山一樣的粟特人……

當然了，大唐是一個胸懷寬廣的國際性大帝國，這些“胡將”，其實也是唐人。但相對於王忠嗣這種出自大唐傳統軍事世家的將領，由於文化傳統、思想教育相對落後，對於“胡將”的管理難度更高。更要命的是，李隆基父子的應對能力相當低階。

安史之亂爆發後不久，李隆基就偏信宦官邊令誠、寵臣楊國忠，悍然在潼關前線誅殺高仙芝、封常清兩大久經沙場、戰功赫赫的名將，軍人們目瞪口呆、群體大呼冤枉，史稱眾人悲憤控訴“其聲振地”；這一事件的直接結果，就是前線軍心不穩、人心渙散，後來哥舒翰帶領著近20萬大軍卻輕易崩盤，也許事出有因。

而在隨後，唐肅宗、代宗以及歷代帝王從未放鬆過對武將的警惕，連忠心耿耿、一心為國的郭子儀也難逃宦官魚朝恩的凌辱、打壓，李光弼、僕固懷恩當然也難以倖免。

因此，當時的將領確實很難，既要應對戰場上的明刀，又要防備來自背後的暗箭，他們也只能各顯神通、各使奇招。郭子儀這樣的厚道人可以做到打不還口、罵不還手，但想要這麼要求那些“胡將”可就難了：豁出了身家性命替你李家排憂解難，憑啥還要受你的鳥氣？！

以李光弼為例，這是位與郭子儀齊名、曾經打的安史叛軍叫苦不迭的一代名將，也沒少受朝廷的折騰，甚至還因此被坑得打了敗仗；但與郭子儀不同的是，他沒那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的好脾氣。

公元763年，吐蕃趁虛攻進長安。在統領多道兵馬的李光弼看來，這是宦官魚朝恩、程元振之流自作自受引起的，有感於二人長期對自己的噁心、掣肘，他故意拖延不帶兵勤王；後來朝廷任命他為東都留守，也拖著不就任，不久後鬱鬱而終。

李光弼畢竟出自名門、本人也廣讀詩書，好歹沒有叛亂，僕固懷恩又不一樣。

僕固懷恩是鐵勒族僕骨部人，僕固家族是鐵勒九大姓之一“僕固部”。貞觀二十年（646年），名將李世勣滅亡薛延陀汗國，鐵勒九姓率部降唐朝，僕固家族世襲金微州都督，為國奮戰。

安史之亂爆發後，擔任朔方軍左武鋒使的僕固懷恩隨朔方節度使郭子儀、配合李光弼，血戰在平叛第一線，後來因功進封大寧郡王，官至尚書左僕射、河北副元帥。他的家族中，先後有46人因為國盡忠而喪生，可謂滿門忠烈；為了藉助回紇兵馬，他還把自己好幾個女兒遠嫁，作出重大犧牲。

但當時唐朝惡劣的君臣、人事關係，卻讓這位忠臣極其沒有安全感，由此也做出了貽害千年的舉動。

第一件：

隨著安史叛軍日漸式微，為了避免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僕固懷恩藉著儘快結束戰事為名，主張招安叛軍降將，並把河北軍鎮分給他們管理，這就形成了安史叛軍餘孽佔據河北三鎮的態勢，成德、盧龍、魏博從此成了唐帝國的心腹之疾、終世未能徹底解決。

第二件：

安史之亂末期，史朝義曾經引誘回紇犯邊。為了緩解危機，僕固懷恩冒著“結交胡人”的罪名，受命獨自前去勸說自己的女婿——回紇可汗，促使對方臨陣倒戈、反過頭對付叛軍。

但這事最終還是成了僕固懷恩的最大“罪證”。公元763年，他奉命護送回紇可汗夫婦（即他的女婿女兒）返回漠北時，宦官卻向朝廷誣告其與回紇勾結；鑑於戰友郭子儀、李光弼、來瑱等人的遭遇，僕固懷恩不敢入朝解釋、留在朔方。但隨後朝廷根據顏真卿給出的“妙招”——派朔方軍老領導郭子儀出馬，導致僕固懷恩迅速眾叛親離、走投無路，只能走向真正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