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可以說是臺諫官最強勢最敢言的時期了。宋朝的臺諫官，發現一事過舉，便議論蜂起，往往以死爭之
不過太祖有令：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這也給了那些臺諫官後路保障，兩宋三百年間，基本上沒有臺諫官因上書言事，而獲殺身之罪
當然，這也與宋朝的臺諫官相對於政府系統的獨立性有關。宋代之前，御史與諫官都是宰相的屬官。到了宋朝，臺諫從政府系統中獨立出來，不再是宰相的屬官
因此，宋朝臺諫官的監察權與彈劾權，也對君權與執政團隊的行政權構成強有力的制衡。然而君權至上，君權之下的臺諫官，實際上又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呢
宋仁宗三個兒子夭折，之後生下的也都是女兒，未有兒子再出生。然而宋仁宗的身體也已經不再健康，多次不豫。立儲之事，迫在眉睫
最終宋仁宗選定的，是濮安懿王的第十三個兒子趙宗實。濮安懿王是仁宗的堂兄，也是太宗一脈的，趙宗實自小便被仁宗撫養在身邊
在他八歲的時候，仁宗有了兒子，他便被送回王府。後來無子，要從宗室之中挑選皇位繼承人，仁宗自然也就傾向於他
當時趙宗實正在為父親濮安懿王守喪，對於此事竟先以父喪、後以生病推脫。當然最終在仁宗的決定和一眾臣子的幫助下，他還是被立為皇子，改名趙曙
半年之後，仁宗去世，趙曙順理成章的就登上了皇位，也就是宋英宗，一個頗欲有所作為的君主
被立為皇子之前，便以為生父守喪而推辭，成為九五之尊之後，更是顧念血緣親情，想把自己的生父也升格為皇帝
然按照儒家禮制，帝王由旁支承大統，就應該以先皇為父，而不能以本身父母為考妣。秦漢以來，那些推尊其父母為皇帝皇后的做法，都是見譏於當時，非議與後世
然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宋英宗還是把已故濮王的名分問題，搬到了朝堂上，交給禮官和帶制以上的朝臣去討論。可見英宗內心是偏向於自己父親的
對於這個問題，朝堂之上，很快就有了涇渭分明的兩大派。一派是以臺諫官為主體的，有司馬光、呂誨等，他們認為英宗應當稱濮王為皇伯
理由是：為人後者為人子，不得顧私親。很顯然，這些人站到了英宗的對立面，不希望英宗將濮王升格為皇帝
另一派則是由執政大臣為主體，有韓琦、歐陽修、曾公亮等，中樞大權在握。他們主張陳濮王為皇考
理由是：出繼之子，對所繼所生皆稱父母。且不論他們理由如何，至少，他們是和宋英宗站在同一陣營的
經真宗一朝的完善，仁宗一朝的涵育，臺諫官們正是處於直言不諱的時期。且這件事情，於禮於理他們都佔據上風
加之臺諫官本就有監督制約相勸的職能，指出宰執皇考說，是臣權太盛，邪議干政。上書英宗應罷免他們
然而英宗本就是和宰執們同一戰線，並沒有如此做，反而很快就將權御丞賈黯解職出京，司馬光也被免去諫職，擔任侍讀。很顯然，英宗在削弱稱皇伯一派的力量
次年正月，臺諫官在呂誨的帶領下，再一次聯合上書，參劾全體宰執。到了這一地步，宋英宗也只能表態
最終並沒有陳濮王為皇考，但仍稱其親，並把濮王墳塋稱為陵園，實際上已經將生父與英宗並列
這一場戰爭，看似誰都沒有成功，然而事實也很明顯，終究是偏向了宰執那一邊。也可以說，這本就是宋英姿自己的想法，他尊崇了自己而已
呂誨等人見自己的湊張並不被採納，全都交還權力，集體辭職，還聲稱與皇考派理不兩立
英宗為此專門召來宰執，問如何平息風波，歐陽修等人也直言到：“留御史還是留我們，唯聽聖旨”
宋英宗心中的天平，自然是偏向於宰執派的，隨意很快就將呂誨等人貶出京師。出使契丹回朝的知諫院傅堯俞等人聽聞此結局。也不再上朝，在家“待罪”
說是待罪，其實是當時的臺諫官行使其正當發言的最後的手段，是讓臺諫官不屈服與君權的制度保障
當然，最終他們全都被貶出京師，這場濮議之爭，在君權和相勸的聯手壓制下，皇考派最終取得了勝利
這場濮議之爭，最終滿足了宋英宗內心的想法。而宰執大臣們，也許是因為早就與臺諫官們心有怨念，這次堅定地站在了皇上那一邊
臺諫官們雖然堅守自己的職責，直言上諫。然而可以看出，臺諫的制衡作用，還是需聽命於君權，當他們所請偏離君王之意，最終的解決便也是預料之中
臺諫的制約作用，須得在明君、賢相、好臺諫三者都滿足時，才能徹底發揮作用，然而這個條件，又是極為困難的
濮議之爭說明宋英宗還當不上“明哲”二字，哪怕臺諫官們佔著理和禮，都敗下陣來。君權制約之下，臺諫官其實也就是名存實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