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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西漢到東漢對羌政策的轉變
東漢後期爆發的三次大規模羌人反抗戰爭，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原因。《西羌傳》在總結“羌患”的原因和教訓時說：“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這揭示了東漢王朝及其地方將吏對羌人的統治政策和管理方式的嚴重錯誤。
具體來說，就是東漢一反西漢時對西羌的屬國統治方式，秉承王莽時期的對羌政策，在湟中等羌人集中之處，強行推廣郡縣體制，將降羌直接納入中央集權的行政統治之下，從而與羌人原有的社會組織、傳統文化、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習俗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西漢對羌人的屬國統治，開始於宣帝之時，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所謂屬國，即讓內徙、降附的少數民族在不改變其原有部落組織形式、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的前提下，接受漢朝的統治。《史記》和《漢書》雲：“因其故俗以為屬國。”《史記正義》釋為：“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漢，故曰屬國。”
另一方面，西羌尚處在原始社會末向階級社會的過渡期間，國家形態尚未完全形成，血族共同體的外殼仍然儲存著，血族制度的機關正逐漸轉化為羌豪用以壓迫本族羌民、掠奪外族人口和財富的工具。
在這一階段，西羌社會分化特別嚴重，部落與部落聯盟不斷地在戰爭中分合、改組。史載：
“（西羌）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羌）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
可見，直到東漢時，羌族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政權。
羌族有與漢族人民長期交往的歷史，他們仰慕漢朝先進的經濟和文化生活。自西漢起，就有不少羌人部落自願內徙，同時，也是藉以躲避匈奴貴族的奴役和壓迫。然而，處於掠奪戰爭時期的羌人所特有的野蠻性和掠奪性，又與漢朝的封建文明產生尖銳的衝突。
由於當時中原與邊疆生產發展很不平衡，加上言語不通，風俗習慣不同，按統一的郡縣行政方式進行管理是很不適宜的。採取屬國統治方式，使對少數民族的統治和管理體制與對漢族形成不同的模式，尊重他們的民族傳統，對於漢朝邊疆的安定和社會生產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漢武帝曾“西逐諸羌”，就是這種衝突的第一次大爆發。西漢在湟中實行屬國統治之後，一方面讓降羌在原部落組織形式下，實行一定的民族自治，另一方面，又派遣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化解西羌部落內部及其與漢族邊郡吏民的矛盾，取得較好的效果。所以，宣帝以後，西羌對漢朝邊境的騷擾、掠奪戰爭並不多見。
而王莽推行大漢族主義，實行了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欲耀威德，以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其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這不但使金城屬國宣告瓦解，就連塞外邊陲的西羌故地，也納入了新莽的郡縣版圖。如，臨羌以南的允谷（今青海共和東南），以西的鮮水海（今青海湖），都歸入了當時新設定的西海郡範圍之內。
王莽的這種做法，曾激起了羌人的強烈反抗。至新莽末年，天下大亂，才使“四夷內侵，及莽敗，眾羌遂還據西海為寇。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
東漢建立以後，經過了10年統一戰爭，才基本上統一了隴右，對涼州等地的塞內羌人，重新設定郡縣進行統治，據《續漢書·郡國志》載，涼州共有隴西、漢陽、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10個郡和張掖屬國以及張掖居延屬國。
兩個屬國均延置於西漢，主要是安置戰敗內徙的匈奴。而原來西漢安置降羌的金城屬國，自王莽亂政之後，就未再復置。這樣，東漢一代，塞內諸羌完全置於封建中央集權郡縣行政統治和管理之下。
此外，東漢進一步完善了護羌校尉之制。東漢護羌校尉領有一支校尉營兵，駐紮於令居（今甘肅永登西），是一支專事征討、鎮壓羌人的作戰部隊。在金城郡和隴西郡的邊塞，又分別設定了西部都尉（治龍耆，今青海海晏）和南部都尉（治臨洮，今甘肅岷縣），也是專門防禦和鎮壓羌人的軍事機構，當地的障塞俱歸其統轄。
儘管在羌人反抗戰爭的高潮中，護羌校尉駐地多次遷移，金城西部都尉和隴西南部都尉，也曾被羌人的武裝所摧毀，但東漢政權仍未放棄這些軍事鎮壓機器。在鎮壓了羌人的反抗之後，有的遷返如故，有的廢而復置。它們與州縣地方機構一起，形成了一張將羌人困在中央集權行政體制中的羅網，嚴重束縛著羌族特有的傳統社會模式的發展，這是造成東漢與羌人矛盾不斷激烈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東漢羌亂的深層次原因
由於東漢對待降羌是將其納入郡縣統治之中，邊疆豪強、將吏則視羌人為東漢王朝的賤民和奴僕，對他們肆意凌辱、欺壓和宰割。《西羌傳》載：“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被納入郡縣統治的羌人，比在過去的屬國統治之下，直接感受到民族的和階級的殘酷壓迫。
首先，羌人可以被任意地強迫遷徙、安置。
如，建武十一年（35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帝永平元年（58年）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大破燒當羌滇吾，“徙千口置三輔”，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燒當羌迷唐部被漢軍戰勝，“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
強制遷徙羌人安置於郡縣，不僅使他們脫離了熟悉的傳統生產方式的環境，而且，打斷了他們之間原有的部落聯絡，造成了羌人難以承受的“跳躍式”的社會過渡。有多次羌人的武裝反抗，迅速地蔓延於西北邊郡，甚至將戰火延燒到東漢的腹心地帶三輔地區，就與那些地方“布在郡縣”的羌人群起響應，有許多直接的關係。
其次，羌人要承擔極其沉重的徭役負擔，其中又以兵役負擔為主。
東漢奉行“以夷制夷”和“以夷伐夷”的策略，利用羌人驍勇悍斗的性格特點，常常挑動“羌胡相攻”，以取“縣官之利”因此在徵西域、擊羌胡的戰爭中，漢廷往往徵發郡縣降羌參加作戰。永元八年，護羌校尉趙充“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次年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遣行徵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
永元十三年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陽嘉四年，謁者“馬賢亦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至永和四年，馬賢又依靠“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
此外，降羌還要在亭障塢壁中戍守，為漢廷“保塞”，甚至被驅赴邊遠之地駐紮、作戰。《華陽國志》雲：“羌戎之民。其人半秦……漢世數征討之，分徙其羌，遠至酒泉、敦煌。其攻戰壘戍處所亦多。”而早在建武七年，史籍中就有“保塞羌諸營壁”的記載，說明徵發降羌充兵役，是東漢的一貫政策除了兵役以外，羌人還要承擔漢廷的其他賦役。如《後漢書·馬防傳》載：
“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漢末，漢陽太守傅燮“善恤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在營中屯田役作的羌人稱作“屯羌”。他們在屯官嚴格管束下服役。沉重的兵役、徭役往往成為羌人發動反抗戰爭的導火線，第一次羌人大規模反抗東漢統治的戰爭，就是因此而爆發。
再者，郡縣將吏和豪強對待羌人的手段極其兇狠而毒辣。
章和元年（87年），護羌校尉張紆，假意接納迷吾投降，卻“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誅殺酋豪八百餘人。……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在戰爭中被屠殺的羌人，更是難以勝數。
著名的鎮壓羌人反抗的劊子手，號稱“破羌將軍”的段潁，自延熹二年至八年（159~165年），“凡破西羌、羌將軍”的段潁，自延熹二年至八年（159~165年），“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自永康元年至建寧二年（167~168年），“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揮舞著沾滿羌人鮮血的屠刀，實踐著他自己對羌人“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的諾言。
三、羌亂是中央與地方統一分裂的矛盾結合
東漢對降羌實行嚴酷的郡縣統治，使羌人淪為戰俘奴隸，不啻向塞外羌族部落宣示，漢與羌為敵對之“國”。故從東漢時起，以對外掠奪戰爭為“正常職業”的羌族各部落，對漢朝的寇掠、騷擾又尤為突出起來。
由於羌族部落眾多，分佈地域也較廣闊，這種戰爭就往往呈現出此起彼伏的特點。如東漢初的建武年間，先零羌強盛，就數度寇掠金城和隴西郡；中元以後，燒當羌擊破先零，又“每欲侵邊”；建初時，卑浦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為寇；迷吾與封養種豪布橋等5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等等。
塞外羌對漢朝的寇掠，也往往與降羌反抗郡縣統治的鬥爭交織在一起，前者在史書上多稱為“寇”，後者則多稱作“反”或“叛”。實際上來說，這兩者是很難截然分開的。如中元二年（57年），燒當羌滇吾、滇岸寇隴西塞時，“守塞諸羌皆相率為寇”；永元九年（97年）秋，迷唐寇隴西，曾“脅塞內諸種共為寇盜，眾羌復悉與相應”。
東漢後期三次羌人大規模反抗戰爭，也是塞內外羌人互為呼應，形成頗大的聲勢，其中，對漢族社會的寇掠也在所難免，總之，在漢羌戰爭中，這種寇掠佔有一個相當高的比率。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羌人既仰慕漢族先進的經濟、文化生活，同時，又具有對外進行掠奪戰爭的社會特點，極易為地方割據勢力所利用。因此，東漢與羌人的長期戰爭，也與當時統一和分裂的鬥爭形勢，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絡。
東漢初年，在西北地區割據的竇融、院囂、盧芳等，都曾借用羌胡之力，尤其是陳囂則主動“招懷其（指羌人）酋豪，遂得為用”，他依靠羌人為其主要兵源，西漢時的“保塞羌”多被他收編，因而能“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眾”，負隅頑抗了10年之久。
光武帝平囂之所以能取得勝利，“遊說（隗）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的策略，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囂滅後，隴右未安”，主要是原來囂“因撫集以為強”的羌人，並不屈服於東漢的統治，“及囂亡後，五溪、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其後，便有來歙率蓋延、劉尚、馬援等進擊羌人於金城等大規模戰爭的爆發。實際上，東漢對羌人的戰爭，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東漢統一戰爭在新的形勢下的繼續。
東漢後期的三次羌人大規模反抗戰爭，對於東漢政權來說，同樣具有使涼州等地脫離朝廷控制的意義。激烈的戰爭，常使東漢地方行政機構孤懸於羌人的分割、包圍之中，有的不得不移徙他處。這使當地與中央的離心傾向潛在滋長，甚至導致了朝廷對西北地區統一問題的政策分歧，部分廷臣曾幾度提出放棄涼州一些地方，這就折射出涼州與中央長期若即若離的微妙關係。因此，縱觀東漢與羌人的戰爭，不是簡單的寇掠與反擊，反抗與鎮壓，實際上還體現出東漢政權內，統一與分裂勢力的相互鬥爭。
永初時，郎中虞詡反對大將軍鄧騭放棄涼州的主張，其理由是：
“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御。”
他更為擔心的是那些掌握了一定軍隊的地方將吏，唯恐他們借羌胡之力，復扮演東漢初年竇融、隗囂等角色，與漢為敵，即所謂“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為了消弭尾大不掉之隱患，虞詡進一步建議：“誠宜令四府九卿，各闢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第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
儘管虞詡的建議在當時得到了多數廷臣的贊同，但是，並沒有徹底解決如何控制羌人，使之不為地方豪強所利用的問題。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東漢末年，涼州軍閥和西羌之兵相結合，成為分裂朝廷的一支重要力量。
因此，由於羌人的社會特點，又由於東漢地方豪強若隱若現的割據性或離心性，更由於上述幾個方面在某種程度上的結合，才造成了東漢與羌人諸部的戰爭，呈現出複雜的起伏性和長期性。而所有這些，又因東漢在湟中等地實行錯誤的統治方式和民族政策，釀成多次大規模羌人反抗的戰爭，使漢羌矛盾變得更為複雜，鬥爭更為尖銳而持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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