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才俊之士，都具有生命取向高和關心時局的兩大特徵。曾國藩在做京官時改名“國藩”，他的志向是“為國藩籬”，也就是要做清王朝的中流砥柱，自我期許是很高的。
不論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把握時代變化和人心思潮是必不可少的。脫離對世道人心的精準洞察，就做不到“乘勢而起”和“因時造勢”，也成就不了英雄。曾國藩是時勢造出來的“中興名臣”，本文從他與心腹幕僚趙烈文的幾次密談入手，看他是如何準確認識晚清國運的興衰與成敗的。
太平天國平定後，朝廷上下普遍認為禍亂已除，百業復興、王朝中興指日可待。曾國藩是封疆大吏，接觸人廣，遇到的事兒多，對社會人心的體察也更加真實深刻，他明白清王朝的強大對手雖不存在了，但大清面臨的形勢並不見好轉，清廷內部暗流湧動，社會矛盾危機四伏。他對幕僚趙烈文表達了這種擔憂，他說：
“國家所用之人，一代不如一代，天下可憂也。”
晚清政壇是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社會昏暗，官場潛規則盛行，腐敗充斥著每一個角落。幾天後，1867年的六月二十日晚，曾國藩與趙烈文晚飯後再次談到時局變動，曾說：
“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市井乞丐成群，更有甚者婦女裸身無衣。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貧富差距大，困難群眾多，社會上明搶暗奪的案件越來越多；大街上乞丐成群，有些流浪婦女甚至連遮體的衣物都沒有。百姓困苦沒有餘財，或許會有事端發生，該如何是好？
趙烈文答道：
“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
趙烈文的意思就是說，清朝立國已久，天下合久必分，今朝兩宮太后及輔佐大臣有威望，只要不是核心中樞爛掉，就不會導致土崩瓦解的局面發生。最後他判斷說：“以烈度之，殆不出五十年矣。”
趙烈文推測，清廷不會扛過五十年。
歷史有時出奇的詭譎，事實正如所料，五十年不到，辛亥革命一聲槍響，宣告了清朝的滅亡。這是後話了。
曾國藩如何迴應的呢，他對趙說，
“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對清朝他仍存有一絲幻想。
趙烈文不這樣看，他回道：
“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甚，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
趙烈文認為，清朝入關得天下太容易，入主中原殺人太多，即便當朝的君德正，也難抵消滔滔罪業，更無法挽救已腐爛透頂的清廷政權。
曾國藩聽完，陷入了思考，許久沒說話。
如果說他對趙烈文的看法當時還有所保留，隨後在京城見到兩宮太后以及京官重臣，他的觀點開始發生轉變。
1869年曾國藩赴任直隸總督一職，當年的一月初到二月初，曾國藩在京城住了一個多月，受到皇帝接見。期間兩次參加國宴，四次見到兩宮太后，也會見參訪了朝中的各方大員。在此之前，曾國藩從沒見過皇帝和兩宮太后等皇親國戚，透過接觸、談話，他對清朝政府核心人物有了更多瞭解，從中更深看清了清廷所面對的複雜問題和癥結。
幾個月後，在保定直隸總督府，曾國藩對休假歸來的趙烈文談了他在京一月的所見所思。他說：
“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沉默，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奕訢、文祥、寶鋆數人。”他又說：“奕訢極聰明，但晃盪不能立足；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尋人輔佐；寶鋆忠厚有餘，但威望不足，根基尚淺。”
曾國藩一年多前還認為當朝“君德盛”、“有威國運與人運，從曾國藩與趙烈文的幾次密談說起望”，趙烈文所說“抽心一爛”不會發生，但當他對位居廟堂之高的滿清權貴、朝中文武有了全方位瞭解後，漸漸失望了。在他看來，清廷政權的核心圈裡，竟沒有一位挽狂瀾於既倒擔任復興大業的人，他為此感到很悲觀。
諸事棘手，大國危局，卻無萬全之策，大清好像掉進了一個死局，等待它的只有分崩離析，早些晚些而已。密談到最後，曾國藩競對趙烈文說出——“吾日夜望死，憂見生靈再遭塗炭”的話，表露出對國運的憂慮和絕望。
在歷史重要關頭，大風浪即將來臨之時，多數人並不能提前感知，只有極少人能洞察到時局的激盪，在平靜表象中窺見暗藏的洶湧風浪。曾國藩是晚清政權的股肱之臣，他不願看到大廈傾覆的景象，那意味著人間悲劇的重來。但在現狀面前，他也不得不接受一個“悲觀”的不遠會到來的天翻地覆。
大國覆亡的一幕他沒看到，小他二十歲的趙烈文也沒等到，但數以萬千的晚清民眾卻是天朝崩潰的見證參與者。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也是一座山，何況隨之而來的是內外交困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個人命運之沉浮，與時代緊密相關，當國運不昌時，每個活著的人都是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