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們承不承認，古往今來的職場中一直存在著這麼一個規則：一個“打工者”想要有所作為，個人能力固然重要，但上級的信任與支援才更關鍵。既然這個現實是我們無法改變的，因此，刻意與自己的上級搞好關係，從來都不是什麼丟臉的事。
而在古代政壇，這一規則就更加明顯了。只有在那些大爭大亂之世，統治者才會不拘一格用人才，甚至能容忍對方的粗放態度；而一旦歌舞昇平、沒有大的危機時，帝王們無一例外地首先信任那些“尊重自己”的臣子。同樣的，高階官員也會按照這一標準要求下屬。其實這一現象的背後邏輯關係很簡單：下級對自己順從、尊敬，說明對方需要自己，這樣的人才容易掌控，才能成為“親信”。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古代那些有權勢的大臣，基本上都跟自己的上司（即帝王）關係極佳。有區別的地方在於，有的人利用帝王對自己的信任為非作歹、瞞上欺下，為了實現一己之私惡事做盡、禍國殃民，這種人就叫奸臣；另一種人，則選擇用帝王賦予的權力解決現實問題，為君分憂、替民解難，這種人就叫做忠臣。
而嚴嵩，就屬於典型的第一類。
前半生的嚴嵩，像一名典型的封建官場文人。
嚴嵩是江西袁州府人，25歲時考中進士，被選為庶吉士，授予編修（負責文獻修撰工作）。後來，他因一場重病不得不回鄉休養。
他這次回家一待就是十年，然而就是這十年間，讓他得以專心研修學問，史稱他“好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文學才能頗為耀眼。
後來復官的嚴嵩，並未受到當朝執政者的重用。很久之後，才被授予侍講一職，大概是討論文史、整理經籍之類的文職工作。後來又先後擔任南京翰林院事、國子祭酒。
也許是不甘這麼不鹹不淡地在官場渾渾噩噩下去，已經人到中年的嚴嵩，很快找到了飛黃騰達的“捷徑”。
當時在位的嘉靖皇帝，沉迷道教，朝中事務皆交由朝臣處理，當時最受寵的正是嚴嵩的同鄉——禮部尚書夏言，於是嚴嵩便拼命抱這條大腿，以求這位貴人能夠幫助自己實現職場的跨越。
在這位老鄉的關照下，嚴嵩得到了在嘉靖身前博表現的機會。公元1528年，他以禮部右侍郎的身份奉命祭告顯陵，由於場面話講的特別漂亮，被龍顏大悅的皇帝升為吏部左侍郎、進南京禮部尚書。
後來當夏言正式進入內閣後，嚴嵩得以執掌禮部事務。公元1538年，嘉靖皇帝試圖將親生父親“稱宗入太廟”時，一眾大臣包括嚴嵩都對這種不符合封建禮儀的行為加以阻止；但當看到嘉靖發怒後，嚴嵩立即推翻了自己的所有主張，“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不惜得罪眾多同僚以投皇帝所好。
從此，嚴嵩在溜鬚拍馬的路上一發而不可收拾。不久後，他發揮自己的文學才能，寫出了《慶雲賦》、《大禮告成頌》來稱讚嘉靖，收到的回報也極為豐厚：“尋加太子太保，從幸承天，賞賜與輔臣埒”，跟內閣重臣們享受同等賞賜。
嚐到甜頭的嚴嵩，不顧自己年過花甲的身份，此後越發的趁熱打鐵，以求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對於貴人夏言，他長期畢恭畢敬，讓對方完全把自己當成了老實忠厚的自己人；對待嘉靖皇帝，他更是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地為其效犬馬之勞。
這樣的努力讓嚴嵩收穫滿滿，嘉靖將他視為身邊不可缺少的心腹、親信，不斷地大加封賞、加官進爵。
不過在背後，嚴嵩卻是另一番模樣。一方面，他恃寵而驕，肆意收受賄賂、拉攏黨羽；另一方面，他費盡心思中傷、排擠自己的恩人夏言。
公元1542年，性格耿直豪爽的夏言被革職，嚴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進入內閣，嘉靖皇帝甚至還把票擬（可以理解為替皇帝草擬對大臣奏章的批覆）重任交給了他。這時的嚴嵩可謂如魚得水，漸漸掌握了朝挺大權，由此越發的為非作歹。
但嘉靖畢竟是個聰明人，他也逐漸察覺出嚴嵩的日益驕橫。於是在3年後，他又召回了夏言，以制衡嚴嵩一黨。
已經看清嚴嵩為人的夏言復位後，一方面對其處處小心防範，另一方面以雷厲風行的手段，把嚴嵩的黨羽一網打盡，一度讓那些正直計程車大夫大呼痛快。
此時的嚴嵩處於失意時期，雞賊的他並不輕舉妄動，幾乎是夾起尾巴做人。當他的兒子嚴世蕃因過於驕橫被夏言盯上後，他甚至拉下臉面，在夏言身前長跪不起、痛哭流涕，終於逃過了一劫。
不過夏言的心慈手軟為自己帶來了慘痛代價。公元1548年，嚴嵩利用夏言支援曾銑收復河套一事，向嘉靖大加誹謗，聲稱曾銑掩敗不奏、剋扣軍餉，並且賄賂夏言、意求加官進爵。
本就對收復河套心存疑慮、警惕夏言“獨斷專權”的嘉靖勃然大怒。當年3月，曾銑被殺、妻子流放，夏言也被免官下獄。而嚴嵩則一心斬草除根，他利用傳言，使嘉靖以為夏言心懷怨恨、毀謗自己，同年10月將其當街斬首。
接下來，夏言在位時提拔的朝臣要麼被貶、要麼被罰，嚴嵩重新出任內閣首輔、再度操縱朝廷大權。
重新得勢的嚴嵩越發肆無忌憚，他連同自己的兒子嚴世蕃“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不惜一切代價地排除異己、謀取私利。對於同僚，則採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態度，所有得罪、彈劾過嚴氏父子的大臣都被無情地打壓、清除。
但嚴嵩心知，自己的所有權柄和榮華都來自嘉靖；對於這位“恩公”，他數十年如一日地奉承、矇蔽。不過一個人壞事做多了，總會有穿幫的時候。由於跟大將軍仇鸞矛盾激化，對方上奏密疏揭發嚴氏父子的罪行，引起了嘉靖的警惕，並逐漸對嚴嵩冷淡下去。
在察覺到自己逐漸失寵時，嚴嵩曾回家後與兒子相對而泣。不過，很快又讓他抓到了翻身的機會。當時，執掌錦衣衛的陸炳與仇鸞爭寵，嚴嵩本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果斷與陸炳結盟。
後來，當仇鸞病死後，陸炳捏造他“通虜納賄”，最終將其定罪謀反、施以剖棺戮屍的懲罰。
既然仇鸞是“壞人”，那他的政敵嚴嵩自然得以翻身，從此再度得到嘉靖的重用。
不過，此時已年逾80的嚴嵩，再也沒有當初一手遮天的權勢。一方面，嘉靖對他繼續寵信，甚至在其80歲生日時為他“撤小殿材為營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賜御膳、法酒”；但在另一方面，卻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對他一味聽信，甚至還刻意進行打壓。
然而，這時的嚴嵩久經宦海，可謂已修煉成精，他對嘉靖的好惡、喜怒掌控的分毫不差，總能投其所好，由此讓自己逢凶化吉、地位穩如泰山；同時，一些官員趨炎附勢的官員也越發巴結嚴嵩，進一步助長了他的囂張氣焰，越發肆無忌憚地以權謀私、紊亂朝綱，也為其最終的恥辱下場埋下了引子。
在這個時候，當初被嚴嵩猜忌、打壓的徐階，也“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他不僅與嚴嵩虛與委蛇、隱忍妥協，同時還投嘉靖皇帝所好、爭取到了來自最高統治者的支援和信任。
就這樣，嚴嵩漸漸失去了嘉靖的寵信，終於徹底的大勢已去。公元1562年，御史鄒應龍彈劾嚴氏父子的不法行為；嘉靖隨即下令逮捕嚴世蕃、流放戍邊，勒令嚴嵩退休。後來，嚴世蕃被當街誅殺；嚴嵩則被沒收家產、削官還鄉，最終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嚴嵩的一生，幾乎是一些封建時代奸臣的縮影：以誦讀聖人之道入仕，早年雖滿腹才華，但卻仕途不暢；為了攫取權位、博取榮華富貴，後來不惜拋棄曾經的節操、信仰，以溜鬚拍馬、陰謀詭計節節高升，憑藉帝王的信賴，以權謀私、唯利是圖，既禍國殃民，最終也讓自己身敗名裂。
相比較之下，徐階雖然也同樣以奉承帝王成功改變了命運，但他獲取權力後的所作所為，卻與嚴嵩截然相反。這樣的“權臣”，在封建時代實屬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