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2月，鼓浪嶼人林針（zhēn）應邀去美國教授中文，1849年回國後，他透過撰寫的遊記《西海紀遊草》，向中國人介紹美國的電報技術。他在書中這樣寫道：每隔百步豎兩個木杆，杆上橫架電線，文字編為暗號，以碼代字，用電報機傳遞，收發電報時，首尾各有人以任其職，如首一動，尾即知之，不論政務，頃刻可通萬里。
20年之後，英國駐中國公使威妥瑪，給大清總理衙門大臣奕訢寫了一封信，大致內容是要求清廷允許英資在華電報公司在中國設電報電纜。經過多次交涉之後，清廷答應了英國的請求，不過有一個條件，奕訢表示：英國只可以在水底安放電纜，粗線端不得上岸。1870年6月，丹麥大北電報公司也看準了機會，先後成立了遠東公司和上海站，並租用南京路5號作為營業處。
次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不顧清廷的反對，修建了一條從香港經上海至日本長崎的海底電纜，將其中的一段線路引至上海公共租界。從那時開始，上海市民便可以收到來自大洋彼岸發來的電報。1873年，華僑商人王承榮在法國巴黎從事船政貿易時，曾潛心學習電報機原理，回國後便請求清廷在中國設立電報事業，可是清廷卻沒有采納。
清廷認為，一旦在中國大肆鋪開電報線，勢必會影響大清的風水，尤其是北京這一塊，更是萬萬不能開通電報的。然而，即便清廷堅持，科技發展的勢頭也是不可阻擋的。1874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便擅自架設了從福州泛船浦至馬尾羅星塔的電報水線。大勢所趨之下，清廷在1976年與大北公司簽訂合同，由福建通商局出錢，買下福州電報線路使用權，收歸官辦。
然而，中國的京津地區仍然沒有架設電報線路，這讓李鴻章焦急不已。為了凸顯電報的實用性與先進性，李鴻章做了一個實驗，他讓6匹快馬與電報競賽，同時傳遞從天津到大沽的資訊，全程40公里，看看哪個更快一些。於是，他秘密寫下“密鴻巧辰”4個字之後，便等待最終結果。實際上，快馬和電報哪有什麼可比性？當快馬剛剛出發不久，電報就已經傳到了大沽。可是驛夫不敢耽擱，他仍然堅持完成使命。最後，在累死了3匹馬之後，驛夫終於打聽到了電報內容。
有了結果之後，李鴻章馬上在天津、大沽及北、塘之間架設電報線路，用作軍事通訊。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關係十分緊張，李鴻章以“用兵之道，神速為貴”為由，請求朝廷同意在天津開辦電報總局。1881年，清廷開通了天津至上海的電報服務，可是北京地區的訊息傳遞，卻仍然要靠快馬。直到1898年，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們終於放下堅持，北京的電報服務正式開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