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地區古代陵墓的型別、地理分佈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李世忠，杜忠潮
（咸陽師範學院關中古代陵寢文化研究中心）
摘 要：關中地區古代墓葬數量眾多，依據葬者的身份，可分為帝王陵與陪葬墓，歷代將相名人墓葬等型別。關中古代帝王陵的營造形式有“封土為陵”和“因山為陵”兩種，按建陵時間跨度分為華夏始祖陵寢、先秦王公陵、統一王朝帝陵和分裂割據政權王陵等型別，其地理分佈具有片狀、帶狀分佈及點狀散佈等特點；陪葬墓主要依附帝王陵在特定區域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歷代將相名人墓葬以散點狀分佈為主。影響關中古代陵墓選址及其空間分佈的因素：一是都城區位，二是風水觀念、追求皇權威嚴和博大氣勢；三是墓主人籍貫；四是歷史事件發生地與名人生前活動地。對關中地區絢爛豐富的古代陵寢文化與帝陵遺產資源，應該進行深入挖掘整理和保護利用研究，以便發揮其“古為今用”之效。
關鍵詞：關中；墓葬；地理分佈
陝西關中地區西起寶雞峽、東迄潼關，北靠陝北高原，南鄰秦嶺山地，東西長約360公里，總面積39000餘平方公里。此地是中國古代建都時間最早、最長的地區。迄今遺存有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為數眾多的古墓葬群。其中，尤以西周至明清時期的帝王陵寢及高等級王侯將相墓葬最為著名。這些古墓葬有哪些型別、其空間佈局受那些因素影響？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些探討，以就教於方家。
上兩圖來源於網路，非本文原配
1 關中古代陵墓的型別
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資料，依墓葬者身份，可將關中地區（西周以來）的古墓葬分為帝陵王陵及其陪葬墓，歷代名人與王侯將相墓等型別。
1。1 帝王陵
帝王陵是關中現存古墓葬中規格最高、最引人注目的一類。
按帝王陵建造的時間跨度分為：一是華夏始祖陵寢，如寶雞炎帝陵、合陽帝嚳陵等；二是西周王陵、戰國秦公陵等先秦王公陵墓；三是統一封建王朝的皇帝陵，如秦始皇陵、西漢11帝陵、隋泰陵與渭北唐18陵等；四是分裂割據時期封建政權王陵，如散佈在咸陽原、彬縣、富平、高陵、白水諸縣區的十六國前趙劉曜之父的永垣陵（白水）、前秦苻堅墓（彬縣）、後秦太祖原陵和高祖偶陵（高陵）；北朝的西魏文帝永陵和北周文帝成陵（富平）、武帝孝陵（咸陽原）。
另有一些墓葬，墓主生前並未做過皇帝，但因追封之故，其墓仍以陵稱。如劉邦父漢太上皇陵，北周文帝宇文泰成陵，李淵祖父李虎墓，李淵父李昞墓，武則天母之墓順陵，及唐睿宗嫡長子李憲墓，玄宗長子李琮墓等。李虎在唐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故號其墓永康陵；李昞被追封為元皇帝，號其墓興寧陵；武則天稱帝后追封其母為孝明高皇后，其墓改稱順陵；李憲因讓位於弟李隆基，逝後追諡“讓皇帝”，故其墓亦號惠陵。李琮因被唐肅宗尊號“奉天皇帝”，故墓稱齊陵。
按帝王陵墓營造形式有“封土為陵”和“因山為陵”兩大類：
（1）封土為陵（積土為冢）。如咸陽原的秦惠文王公陵和秦悼武王永陵，帝嚳陵、秦始皇陵、西漢帝陵（文帝霸陵屬“因山為陵”）、北朝、隋朝的帝陵，以及唐陵中永康陵、興寧陵、獻陵、莊陵、端陵、靖陵、惠陵等。這些帝王陵大多現存有外形呈覆鬥狀的高大封土丘，有的中腰有明顯層臺，封土之上無其他建築。封土丘規模最為宏大者，有秦始皇陵、西漢茂陵與唐獻陵。其中西漢茂陵修建歷時五十三年，不僅耗資巨大且葬禮奢華。據史載：“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1］，“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2］。秦始皇陵工程浩巨，葬品奢侈，其陵園面積約為茂陵的4。7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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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山為陵。西漢文帝霸陵創其例。史載漢文帝遺詔：“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故霸陵陪葬品“皆瓦器”，陵亦“因其山，不起墳”［2］。唐代十八陵中，以昭陵開其端，有十四座唐陵沿襲“因山為陵”的營造形式。此法貌似可省去堆積巨大封土所需之經年苦役，且使帝陵外形顯得博大雄峻，更主要者，防盜功能倍增。如乾陵，史載其玄闕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隙，鑄鐵以固其中”［4］。故成為迄今漢唐帝陵中惟一未遭盜掘的陵墓。
此外，部分帝王陵無地面丘冢或山陵，卻為考古發現確認或史書相傳。如秦公大墓、後秦太祖原陵和高祖偶陵、北周文帝成陵、武帝孝陵等屬於地面無封土丘而為考古發現及文獻記載所確認。而史傳西周十三王中的七位，文、武、成、康、穆、共、幽王，均應葬於關中（長安灃河中下游一帶）［5］。史載周第二代國君季歷墓，亦位於關中。《戰國策》：季歷墓年久失修，“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噫！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固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6］。又《呂氏春秋》：“王季葬於渦山之尾，即扈山也。渦、扈相近。”《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皇甫謐曰：‘葬鄠縣之南山’”［7］。這些西周王陵，迄今尚未被發現和確認。
1。2 帝王陵陪葬墓
關中地區帝王陵陪葬墓數量眾多，主要以秦與漢唐時期的帝王陵陪葬墓為主。這些陪葬墓可依照墓主身份、距離帝陵遠近及墓丘規模大小分為帝后妃陵與陪葬墓群。
1。2。1 帝后妃陵
帝后妃陵以封土丘規模較大、距離所屬帝王陵最近在陪葬墓群中極為顯眼，以漢唐帝后妃陪葬墓尤為突出。
秦后妃陵墓可考者，一是秦昭王母宣太后，一是秦昭王妃唐八子。《史記·秦本紀》載，秦昭王四十年，“宣太后薨，歸葬芷陽”、“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7］。秦悼太子、昭襄、莊襄俱葬芷陽，以此知唐八子亦歸葬芷陽陵區。另據推測，位於今咸陽市渭城區周陵鎮的“周文王、周武王陵”，可能是秦武悼文王及其夫人永陵［8］。
漢代初期，帝、後在同陵園內異穴合葬，從漢文帝開始，帝、後各建陵園。現今遺存的西漢后妃陵多與帝陵貼近聯立。如高祖呂后陵（長陵東），惠帝張皇后陵（安陵西），文帝竇皇后陵（霸陵東南），文帝母薄太后南陵（霸陵西南），景帝王皇后陵（陽陵東北），武帝后李夫人英陵（茂陵西北），昭帝上官皇后陵（平陵西北），宣帝許皇后“少陵”（杜陵正南）、王皇后陵（杜陵東南），王皇后陵（渭陵西北）、元帝傅皇后陵（渭陵東北），成帝許皇后陵（延陵西）、哀帝傅皇后陵（義陵東北）及平帝王皇后陵（康陵東南）等。這些皇后（妃）陵墓距帝陵數百米或數千米不等，形制多同於帝陵而規模偏小［9］。
唐代帝、後多同陵同穴合葬，如唐太宗與文德皇后、唐高宗與女皇武則天等皆是。有的皇后和賓妃墓為陪葬形式，如楚國太妃萬氏陪葬獻陵、元獻皇后陪葬泰陵、章敬皇后陪葬建陵、莊憲皇后陪葬豐陵、孝明太后鄭氏、懿安太后郭氏和賢妃王氏陪葬景陵、恭僖太后王氏和貞獻太后蕭氏陪葬光陵等［10］。
1。2。2 陪葬墓群
西漢帝陵陪葬墓，多散佈在帝陵封土外圍數百米至數公里範圍內。墓群或南北排列，或東西並列，封土大多為覆鬥形或圓丘形、尖錐形，墓丘有單冢、雙冢、三連冢等形式，數量較為龐大。如長陵陪葬墓1970年調查時儲存封土的有70餘座，現地面殘存封土的仍有40多座，蕭何、曹參、張耳、周勃、紀信和戚夫人等墓葬位列其中；安陵陪葬墓現存19座，魯元公主、張敖、陳平、張倉、袁盎、楊雄和“商山四皓”等墓葬列其中；陽陵陪葬墓原有34座，現有封土丘者11座。始於1990年的考古發掘表明，此陵園陪葬墓區總面積3。5 km2，司馬道南北兩側排列有數量眾多的陪葬墓園（已鑽探發現107座），各墓園探明陪葬墓數量達5000餘座。從發掘的280座漢墓來看，屬於陽陵陪葬墓的墓園30多座（一座墓園包括1～5座墓葬），數量極其龐大，墓主以丞相李蔡、蘇建在內的諸侯、公主和朝廷顯貴為主［11-12］。茂陵陪葬墓可確定者26座，尚存封土丘者16座。葬有衛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上官桀、陽信長公主等，其中5座有獨立墓園［13］；平陵陪葬墓，據文物普查資料計有近百座（經鑽探發現30座），絕大部分封土已被平掉，現存封土者不到10座，葬有夏侯勝、朱雲、竇嬰、張禹和韋賢等［14，12］；霸陵陪葬墓有館陶公主（劉嫖）、陳阿嬌（即漢武帝之孝武皇后，後被廢）、董偃及西漢末更始帝劉玄等，但地面無封土存在。杜陵現存封土丘的陪葬墓有62，葬有大司馬車騎將軍張安世、丞相丙吉、中山哀王劉竟和衛尉金安上等；渭陵陪葬墓中，在其封土東約500餘m處，有俗稱“二十八宿”的陪葬墓園，墓園內整齊排列墓葬28座，現存墓冢12座；其餘陪葬墓有渭陵東部的“七妃冢”（現存墓冢5座），以及渭陵南部和東南部原下零散分部的20餘座。文獻載王鳳、馮奉世、王莽妻（葬於渭陵長壽園西面）等葬此；延陵陪葬墓中，其封土西約600 m處的大型陪葬墓園集中分佈有15座墓葬，地面現存封土11座。其餘14座分佈在延陵東部、南部一帶。史載成帝許皇后、趙皇后（飛燕）和妃班婕妤墓列其中；義陵陪葬墓12座，分佈於陵園四周的司家莊、戚家山村和坡劉村等［15］。
唐代帝王陵墓中亦有數以百計的陪葬墓，其數量與分佈範圍在中國古代帝王陵墓中是罕見的。據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唐陵中存陪葬墓的有獻陵、昭陵、乾陵、橋陵、定陵、泰陵、建陵、豐陵、景陵、光陵、莊陵、端陵和貞陵等。其中，獻陵、昭陵、乾陵、橋陵、定陵等初唐和盛唐時期帝陵的陪葬墓數量較多、封土丘形體多樣，主要分佈在所陪葬帝陵的東、東北和東南方向的扇形區域；泰陵、建陵、豐陵、景陵、光陵、莊陵、端陵和貞陵等陪葬墓數量較少，多則5個、少則1個（表1）。唐代帝陵陪葬墓以皇后妃嬪、太子、公主，以及皇親國戚和文武臣僚墓葬為主［16-19］。
另外，漢唐后妃陵也有不附葬帝王陵園者。如今儲存較完好的漢鉤弋夫人趙婕妤雲陵，即是如此。鉤弋夫人為漢武帝妃，葬雲陽（咸陽淳化縣鐵王鄉大圪塔村），史載漢昭帝追尊其為皇太后，起雲陵邑於陵墓西北［20］，雖為后妃陵，卻並不具有陪葬墓性質。
1。3 歷代將相名人墓葬
關中地區周、秦、漢、唐等13個朝代建都之地，歷經千餘年為我國政治、文化中心，故遺存有大量不同歷史時期的將相名人墓葬，其中大多被列為國家、省、市縣級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這些墓葬按所處的歷史年代、地理位置與墓主身份表述如下（表2）。
2 關中古代陵墓的地理分佈特徵
據對關中古代陵墓的實地考察，參考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其地理分佈特徵表現為：帝王陵及其陪葬墓呈現出帶狀、片狀與散點狀結合，相對集中。歷代將相名人墓葬基本是以散點狀分佈為主。
2。1 關中帝王陵的地理分佈
2。1。1 帶狀分佈
一是西漢帝陵的空間分佈呈“勺柄行”帶狀。即沿咸陽五陵原原邊展布的9座西漢帝陵（其中康陵略遠離塬邊）、西安東南郊白鹿原原階漢文帝霸陵與杜東原漢宣帝杜陵圍繞漢長安城呈現為“勺柄形”帶狀分佈；二是唐代帝陵空間上的弧線狀分佈。關中唐十八陵均位於渭北山地和臺塬，具體地理範圍是在東經108°13′至109°39′，北緯34°34′至35°03′的範圍之內。大致以唐都長安為中心，東起泰陵，西迄乾陵，形成一個102°的扇面，東西長140 km，總面積將近3000 km2。［21］唐代十八帝陵基本沿著該扇形面的邊緣，即關中俗稱“北山”諸山峰南坡或山前臺塬構成的弧線分佈。
2。1。2 片狀分佈
一是秦統一天下前的秦王（公）陵呈片狀分佈。目前所知，主要有雍城陵區、櫟陽陵區、畢陌陵區、芷陽陵區等。其中雍城陵區位於鳳翔縣南塬（三畤原），總面積約21 km2，是最大的秦國君陵墓區，已探出“豐”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凸”字形、刀把形、“目”字形、圓形等七個型別大墓49座［22］。史載，秦德公承其兄武公享國，後將秦之都城遷雍城。都雍期間，秦享國之君十九位。據《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7］。櫟陽陵區位於櫟陽到咸陽之間的黃土原上，為秦獻公以後至戰國中期的諸秦公陵園。《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獻公葬囂圉”，“孝公葬弟圉”，學界疑其地當在櫟陽附近［22］。畢陌陵區（咸陽原）系秦遷都咸陽初期所選擇王公貴族墓地。今咸陽渭城區周陵鎮存兩座南北並列、號稱“周陵”之墓冢，前有清陝西巡撫畢沅所立“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碑。然徵之文獻、考古鑽探資料，該二陵實為秦悼武王及其王后永陵。另在西漢成帝延陵東北500 m左右、周陵鎮嚴家溝村北存有兩座所謂“漢成帝后妃陵墓”，經鑽探調查證明，當為秦惠文王及其夫人的“公陵”［12］。芷陽陵區（芷陽原）即戰國中後期秦“東陵”［23］，位於今臨潼區斜口鎮韓峪鄉驪山西麓。目前共發現4座陵園，內有“亞”字形、“中”字形大墓10座。考諸史料，可確定葬秦東陵的王公貴族有昭襄王與唐太后、莊襄王與帝太后、悼太子、宣太后等［24］。
表1 唐代帝陵陪葬墓一覽表
表2 關中歷將相名人墓葬
注：西安市南郊的明十三秦藩王陵墓，亦歸入此類。
2。1。3 點狀散佈
主要是華夏始祖炎帝陵、帝嚳陵，歷時短暫的封建王朝帝陵，以及漢、唐之間處在分裂割據時期的王陵。諸如散佈在咸陽原、彬縣、富平、高陵、白水諸縣區的十六國前趙劉曜之父的永垣陵（白水）、前秦苻堅墓（彬縣）、後秦太祖原陵和高祖偶陵（高陵）；北朝的西魏文帝永陵和北周文帝成陵（富平）、武帝孝陵（咸陽原）等，以及楊凌區隋文帝泰陵、臨潼秦始皇陵、寶雞市炎帝陵與合陽縣帝嚳陵等。此外，不同朝代追封為太上皇、太后和皇帝而號墓為陵者，如前述劉邦父漢太上皇陵，漢勾弋夫人云陵、北周文帝宇文泰成陵，李淵祖父李虎墓，李淵父李昞墓，武則天母之墓順陵，及唐睿宗嫡長子李憲墓，玄宗長子李琮墓等，其空間分佈亦呈散點狀。
2。2 帝王陵陪葬墓的地理分佈
帝王陵陪葬墓的空間分佈隨不同朝代陵墓制度的不同而表現出差異性。以陪葬墓規模和數量較大的漢、唐時期來看，西漢皇帝與後（妃）異穴同陵或異陵而葬，二者相對位置呈“帝東後西”或“帝西后東”，一般相距200～400 m（長陵、安陵、陽陵、渭陵、義陵及康陵）或500～700 m（茂陵、平陵、杜陵、延陵），竇皇后陵與霸陵相距2400 m，較為特殊［12］。
西漢帝陵基本是坐西面東的，其陪葬墓大多數分佈在帝陵以東的司馬道南北兩側，且離帝陵越近的陪葬墓主人地位越高［9］。受地形等因素影響［12］，部分帝陵陪葬墓的空間排布較為特殊。如長陵和安陵的陵園皆位處突出靠前的塬邊，其東部緊鄰溝灣，地形高差懸殊，二者的陪葬墓基本分佈在其東司馬道北側高亢平緩的臺塬上。霸陵依山為陵，其陪葬墓安排在帝陵的東南和南部。延陵東側緊鄰秦惠文王公陵陵區，陪葬墓多集中在延陵西面的陪葬墓園，部分排布在其南、北兩面。陽陵、茂陵、杜陵及渭陵等所處地形平坦開闊，陪葬墓在陵園東司馬道南北兩側分佈，其中杜陵和渭陵等還佈置有大型陪葬墓園。平陵、義陵等陪葬墓在帝陵四周分散佈局，顯得鬆懈靈活。整體上看，西漢帝陵陪葬墓絕大多數是在具有一定範圍的陪葬墓區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間佈局特徵，即整個陪葬墓區墓冢為散點狀分佈，但雙冢、三連冢、五冢組合、“七妃冢”等組團式陪葬墓，甚至“二十八宿”等空間排列有序的大型陪葬墓園亦有數處。
關中唐代“十八陵”中陪葬墓數量較多者有獻陵、昭陵、乾陵，以及定陵和橋陵等。其中獻陵屬於堆土陵，其陪葬墓主要分佈在封土丘的東部與東北部，同多數西漢帝陵陪葬墓的分佈類似。昭陵、乾陵、定陵和橋陵等皆系“依山為陵”且坐北朝南，其陪葬墓區基本是在陵山的東南方向。即使唐代後期陪葬墓數量極少（1～3座）的帝陵，其寥若晨星的陪葬墓分佈亦是如此。
歷代將相名人墓葬的空間分佈大體上呈現為散點狀。但明“十三王陵”（由13座明代秦藩王陵及50餘座陪葬墓組成的墓群）卻呈片狀分佈在長安縣少陵、鴻固、鳳棲塬上。
3 影響關中古代陵墓地理分佈的因素
關中古代陵墓數量龐大、地理分佈特徵差異明顯。帝王陵墓中漢唐帝陵呈帶狀分佈，先秦時期的秦王（公）陵葬為片狀分佈、華夏始祖炎帝陵、帝嚳陵，秦陵、隋泰陵，漢、唐之間處在分裂割據時期的帝王陵及各代追封的帝（後）陵多為散點狀分佈；陪葬墓群基本是在所附帝王陵封土的東面（包括東南、東北）或者其外圍多個方位一定區域呈現“大分散、小集中”的分佈特徵，而歷代將相王侯與名人墓葬基本是散點狀佈局。推究關中古代陵墓地理空間分佈的原委，其主要影響因素有以下方面。
3。1 王朝都城區位影響王（公）陵墓選址和佈局
先秦時期國君、王陵及其親族近臣墓葬多呈片狀聚集狀態分佈，如前述秦統一天下前的秦王（公）陵及西周王陵等，其共同特點均依附王朝都城佈局。
西周王陵“不封不樹”，其確切墓址雖至今難覓，據相關文獻所載，其聚葬性質及葬地接近王朝政治中心的情況，卻較為明確。《孟子·離婁》雲：“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焦循釋雲：“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之地”［25］。《逸周書·作雒解》：“（成王）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26］。《史記》雲：“所謂‘周公葬（於）畢’，畢，在鎬東南杜中”［7］。這些文獻都指出了文王、武王及周公葬地在“畢”。學界關於古“畢”地究竟在關中何處，尚有爭議。一說在今西安市長安區，即古鎬京東南之畢原［27］；一說在今寶雞市扶風、岐山兩縣接壤處之周原；還有認為是今咸陽市市區北郊的五陵原，史稱畢郢原［28］。前兩處都曾是周人政治活動中心。《史記·周本紀》：“（古公亶父）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至文王，再“自岐下而徙都豐”［7］。是故西周王陵無論位處岐山“畢”還是豐鎬“畢”，周人貴族墓葬的位置均靠近其政治中心是不爭的事實。
秦王（公）陵區的空間佈局，清晰地展示著秦人政治上東進的歷史程序。雍城地處關中西部，是秦人從甘肅東部入主關中後建立的第一座歷時較長的都城。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至獻公二年城櫟陽止，秦都雍城294年。考古勘查表明，雍城“總體格局是由城址、陵區、國人墓地及效外離宮別館四部分組成……雍水之南為國人墓地，再南便為秦公陵園，陵墓隔河與雍城相望。離宮別館則分佈在城之東、南、西三面，如同繁星拱月一樣，拱衛著都城”［23］。顯然，秦雍城陵區實質是其都城整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元前383年，秦獻公“城櫟陽”；公元前350年，獻公子孝公再徙都咸陽。櫟陽“故城位於陝西臨潼縣武屯鄉關莊、王寶屯一帶”［23］，而秦咸陽宮遺址在今咸陽市渭城區窯店鎮一帶，兩地近在咫尺。從獻公遷都到秦二世胡亥亡秦（前207）這一百七十餘年，秦政治中心從關中西東移至關中腹地，秦陵區亦隨之東移。如獻公、孝公向東遷都後，秦惠文王、悼武王父子及其後妃之葬地，均轉移至今咸陽塬［8］，而到雄謀大略的秦昭王繼位後，他和他的子孫們卻葬於更東面的芷陽陵區（今臨潼）。這說明秦陵區之空間變動，確乎是追步於其都城之轉移的，亦完全適應其政治發展形勢之需要。
3。2 重視風水、追求皇權威嚴和博大氣勢，影響帝王陵寢的選址和佈局
帝王陵及其龐大陪葬墓群的空間分佈，既有遵循傳統觀念，選址都城附近的因素，更是重視風水、追求皇權威嚴和博大氣勢的結果。
秦始皇陵南依驪山，北臨渭水，符合《大漢原陵秘葬經》中的“立冢安墳，須籍來山去水”之陵寑擇址標準，可謂吉壤。
西漢11帝陵，有9座陵寑一字排佈於都城長安北面的“咸陽北坂”（今咸陽興平市豆馬村至渭城區正陽鄉張家灣村的黃土臺塬，史稱五陵原）原邊，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位處都城長安東南的白鹿塬和少陵塬上。無論“咸陽北坂”排布的9座帝陵，還是漢長安城東南黃土臺塬上的2座帝陵，基本都是位於靠近原邊的形勝之地。據考證，西漢帝陵的選址營建，一是模仿宮殿選址和佈局，取居高臨下，俯視群庶，體現皇權威嚴和高大［29］。二是防止地下水對玄宮的浸蝕。據《呂氏春秋》：“古之人有葬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殊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藏淺則狐狸抇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闢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也。”咸陽五陵原、西安白鹿原和少陵原（亦稱杜東原）皆為黃土臺塬，其地表覆蓋黃土層厚度達80～100 m（五陵原）、或100 m以上（白鹿原、少陵原）。經測量，陽陵、長陵、安陵、康陵、平陵和茂陵所處原面地下潛水位埋深超過50 m，渭陵、杜陵、延陵和義陵等原面潛水位埋深30～50 m［29］。如此水文地質條件極其適合於修建陵墓，故西漢帝陵選址汲取了秦始皇陵修建“下固三泉”之鑑，刻意講求陵址地勢的“自然高敞”［30］。三是西周以來王陵多置於都城附近高地的傳統，以及漢代盛行的卜宅吉地風水（堪輿）思想的影響。西漢9座帝陵分佈在“咸陽北阪”，2座帝陵分佈在其東南的白鹿原和少陵原，兩個陵墓區皆為去都城長安不遠的寬敞、平坦和高亢之地，猶如張開的兩翼，緊緊拱衛著都城長安。此外，咸陽原北依九嵕諸山，南臨渭水，與終南山遙遙相望。尤其是五陵原東端為涇渭交匯之處，極其符合古人“藏風聚氣”的風水思想，成為西漢九朝皇帝心目中亡靈安息的風水寶地。四是交通和軍事方面的因素。西漢首都長安通往西北地區的兩條主要幹道都要經過地勢平坦的咸陽原。西漢早期，北方的匈奴經常南下侵擾，兵鋒直指雍城和甘泉。為了保衛都城長安，加強京師地區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將陵墓區選在咸陽原，並在先期建造的5座帝陵（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和平陵）和霸陵、杜陵皆設定陵邑，遷徙天下豪富和中央官吏眷屬於諸陵邑，使帝陵區相繼出現人口密集、相距不遠的“衛星城”，表面以奉山陵，實為“強幹弱枝”策略［30］。況且，咸陽原距離都城長安很近，便於當朝皇帝祭祀祖宗。五是皇帝個人喜好和心理因素。如漢文帝劉恆與漢宣帝劉詢將陵墓選定在都城長安東南的山、原上，除了有漢文帝“因其山，不起墳”的追求簡樸和漢宣帝“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的喜好之外，還當與二人繼承皇位時的非嫡系身份和由此導致的心理狀態有關［12］。
關中唐十八陵均勻散佈於西起乾縣、東至蒲城縣的渭北平原，群陵均背山面原展布在東經108°13′至109°39′，北緯34°34′至35°03′範圍內，是為東西跨度約150餘km的扇面，其與唐長安城隔渭河相望，也形成一個從北面拱衛京城的形勢。據研究，唐代帝陵的選址和佈局主要受下列因素影響［10］：其一，遵循帝王陵墓置在都城附近、且陵園規制模仿其都城空間格局的傳統觀念［31-32］。由於唐長安城以北的高敞平緩原面已為西漢陵區，唐室陵區只能繼續向渭北推移，選擇龍脈較好的北山修建陵園。其二，地形因素影響。渭北地區平原較少，除了咸陽原，基本是為山前斜坡地帶，諸如三原縣的獻陵、莊陵、端陵和乾縣靖陵便利用了有限的平原地區“堆土成陵”。相反，東西綿延數百公里的北山，卻為“因山為陵”營造陵墓提供了廣闊空間和有利條件。其三，唐代帝王多追求皇權威嚴和博大的氣勢。如貞觀十八年（644），唐太宗對侍臣講：“我看九嵕山孤聳迴繞，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文獻通考》卷一二五《王禮》二十）開元十七年，唐玄宗至橋陵之東，見金粟山有龍盤鳳翥之勢，便對侍臣說：“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唐會要》卷二十《陵議》）因此，自唐太宗昭陵開其端，有14座唐陵選擇了“因山為陵”的營造形式。其利用天然山丘，建築在山嶺頂峰之下，居高臨下，形成“南面為立，北面為朝”的氣勢。其四，重視風水，以占卜確定陵址。古代風水理論認為，一國之君陵墓的風水，會影響整個國家的命運。故唐代帝陵十分重視選擇陵址，以圖皇權永固。史載唐高祖獻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等皆是透過占卜確定的陵址。此外，唐代風水思想主要來源於魏晉時期的葬地理論，使得唐陵選址注重龍脈大勢，並以“藏風得水”為基本模式［33］。唐18陵分佈在關中平原北部、橫亙在黃土高原南側的北山山脈。該山脈自東北向西南蜿蜒廻環、若馬馳、若水波，堪稱“上地之山”，形成來龍之勢。其中昭陵所因的九峻山山勢突兀，南隔關中平原，與太白、終南諸山峰遙相對峙。東西兩側，層巒起伏，溝壑縱橫，加之涇水環繞其後，渭水縈帶其前，山水具佳；乾陵有山（梁山）有水（漠谷河），地形地貌結合完美。《葬書》雲：“葬者，乘生氣也。藏風聚氣，得水為上……故葬者以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玄武”［34］。由此看來，昭陵、乾陵皆不失為風水寶地，堪稱唐陵風水中的典範。
3。3 循葉老歸根理念，將相名人墓葬分佈在鄉梓故里
關中地區歷史上將相名人輩出，其歸葬地多選擇其鄉梓故里（表2）。如“聖母”姜嫄墓位於武功縣武功鎮，史傳其為陝西武功人；王翦、王賁父子，秦頻陽（今富平縣）人。王翦墓位今富平縣到賢鎮紀賢村永和堡，王賁墓亦在富平美原鎮千王堡；司馬遷祠墓，位處今韓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鎮南門外、黃河西岸梁山東麓，司馬遷本人正是韓城龍門鎮人；漢武帝時曾任丞相的公孫賀，漢北地義渠（甘肅慶陽）人，《彬志》載：“漢公孫賀故宅，在縣西二十五里，今呼孫村（水口鄉）”，其墓亦在今毗鄰慶陽的彬縣水口鄉祁家崖村；班固，漢扶風安陵人，墓在今寶雞市扶風縣張家溝村；馬援，漢扶風人，墓在今扶風縣城西伏波村；隋朝尚書牛弘、唐代宰相蘇歸，其墓葬皆在其故里（長武縣相公鎮和楊凌區西卜村）；唐太宗十八學士之一于志寧，京兆高陵人，墓在今三原縣陵前鎮興隆村；令狐德棻，宜州華原（銅川市耀州區）人，墓在今耀州區楊河村；柳公權，京兆華原（耀縣柳家原）人，墓在耀縣阿子鄉讓義村；宋代楊礪，今戶縣龐光鎮楊家堡人，墓亦葬此處；寇準，華州下邽（渭南市）人，墓在今渭南市官底鄉左家村；北宋思想家張載，關中眉縣人，曾講學於眉縣橫渠，墓亦在今眉縣大鎮谷迷狐嶺，同地所葬還有其父張迪、弟張戩；北宋四世名臣趙瞻，今存其《趙樞密瞻神道碑》系宋代名臣範祖禹撰文，蔡京書寫並篆額，趙本人為周至縣二曲鎮辛頭寺人，墓亦在今二曲鎮辛頭村；其他如明前七子之一王九思，著名學者呂楠，胡登洲等，分別為今西安市高陵縣、戶縣及咸陽市渭城區人，他們的墓葬今也留存其地。
名人故里決定其墓葬在關中的分佈，也可透過名人家族聚葬墓區之位處來考察。如西安市潼關區吊橋鎮楊氏墓區，存東漢太尉楊震及其子孫墓7座，唐宋時，墓區仍存楊震、楊統、楊著、楊馥四人碑各一，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等均有著錄，而楊震墓、楊馥墓墳丘今仍存［35］；華陰縣岳廟鄉油巷村，有東漢司徒劉崎及其家族墓地，20世紀80年代初考古發掘，清理墓葬5座，出土了“劉崎之印”及“司徒之印章”［36］；唐代顯要門閥之一韋氏，自北周來世代顯宦，勢傾中外，其家族墓園位於今西安市長安區的韋曲原之南、北里王村，此處不僅有唐中宗李顯韋皇后之弟韋泂墓，更發現了大詩人韋應物墓誌［37］。至於蘇武為西漢杜陵人，其墓在今武功縣武功鄉龍門村，稍稍遠離杜陵（今杜東原），或另有緣故。
3。4 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地或墓主生前活動地決定名人墓葬空間佈局
以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地造成古代名人墓葬分佈的，如女媧墓、扁鵲墓、藺相如墓、秦二世墓、秦子嬰墓、苻堅墓、楊貴妃墓等。以墓主生前活動地為歸葬地者，有公劉墓、老子墓、陳平墓、陸賈墓、張載墓等。
扁鵲姓秦名越人，戰國時期渤海郡莫州（河北任丘）人，入咸陽，“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鵲，使人刺殺之”［38］，其死地為臨潼驪山腳下，故其墓亦存此處，國內他處雖稱有扁鵲墓，然“當以臨潼者為近是”［38］；秦二世被殺於秦咸陽之望夷宮（今涇陽縣高莊鎮），不得入葬秦陵區，而以庶人儀葬宜春苑。今西安市雁塔區曲江池村存其墓，並建有遺址公園，正與其死地南北相望；前秦苻堅公元383年攻東晉，淝水一戰慘敗，兩年後被姚萇擒而縊殺新平（今彬縣）大佛寺南，故其墓在今彬縣水口鎮一低窪土壕內；楊貴妃死於馬嵬坡，今咸陽興平市馬嵬鎮有其墓（或為衣冠冢），等等。
有的墓主其故里不在關中，然因本人生前在關中地區活動累年，故其生前所在地也就決定了葬地之所在。如公劉，西周早期部落首領，其生前活動範圍主要在今旬邑、彬縣、長武等地域，其墓位於今彬縣龍高鎮土陵村南的涇河北岸山谷；老子，本楚國苦縣（河南周口鹿邑）人，晚年隱於終南山樓觀臺，其墓亦位於今西安市周至縣樓觀臺西大陵山；漢初陳平，本陽武（河南原陽東南）人，晚年居住關中，其墓也在今西安市戶縣石井鄉曹家堡西北；陸賈以呂后專權病免，卜居漆縣（今永壽縣），故其墓亦在今永壽縣店頭鎮；李茂貞，深州博野（河北博野）人，唐末五代時久居鳳翔自稱岐王，卒於此，故亦葬於今寶雞市金臺區陵塬鄉陵塬村［39］。馮暉，魏州（河北大名東北）人，史載其“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40］。墓亦在今彬縣。據史料記載，明太祖朱元璋將次子朱爽封為秦王，鎮守西北，號稱“天下第一藩國”。在其後200多年，共有13個藩王安葬於今西安市南郊的杜東原上。
綜上所述，關中地區以周、秦、漢、唐為代表，歷經千餘載為我國曆史上13朝古都所在地。遺存有數量巨大、文化蘊含豐富的古陵墓，是為價值彌足珍貴的遺產資源。對於關中古代陵寢的保護、挖掘和整理研究，既要重視帝王陵寢及其陪葬墓群，亦不可忽視歷代將相名人的墓葬。本研究基於前人的研究積累，對於關中古代陵墓的分類、地理分佈特徵及其影響因素做初步探討，是從歷史遺產保護和利用的視角，試圖就關中地區古代陵寢資源做系統整理研究的嘗試。限於作者學識淺陋，對關中古代陵寢資源梳理的紕漏，以及學術觀點和認識的謬誤在所難免。今後尚應在關中地區古代陵寢文化蘊涵與帝陵遺產資源的研究整理上繼續耕耘，殷切期望有識之士、專家學者共同努力，以便使絢爛豐富的關中古代陵寢文化資源發揮出“古為今用”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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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