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笑宇
本書的第一個故事開始於一個人們熟悉已久，但可能很多人從未想過會與技術密切相關的主題，那就是中國的“大一統”。
很多學者都認為，中華文明的最大特徵，是文明的同一性與延續性，而這與中國政治的“大一統”密切相關。湯因比稱，中國人完整地守護了一個超級文明，並長時間生活在一個文明帝國的穩定秩序中；L。S。斯塔夫裡阿諾斯稱，中國的政治大一統是令人驚奇的，而且與文化大一統同等重要，更形塑中國為一個穩定、統一的文明。
幾乎所有的中國研究都不會否認，中國政治的統一與延續性，是理解中華文明最關鍵的切入點。但傳統歷史的記述者大多是從政治與文化的角度講述一段歷史，很少涉及真正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技術變遷及其對歷史的影響。原因不外有二：史家大多是文科出身，容易只關注自己知識與視野範圍內的事；傳統社會生產力低下，對歷史背後推動時代前進的科學與技術力量難以有正確的認知。所以，傳統史學雖然材料豐富，但視野未必寬廣。不獨中國如此，西方亦然。
大一統
有很多歷史學者、政治學者、社會學者，甚至哲學家，都曾對中國的“大一統”做過深入研究。
有人說，中國文明所棲息的東亞地區被沙漠、戈壁、高原、雪山、海洋和叢林隔絕，從而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但又因與外界有一定的交通路線，因此可以形成一個相對獨立且統一的政治體而長期存在。
也有人說，中國歷史上長期奉行的儒家意識形態是保守的、崇尚權威的，偏愛穩定與秩序，這是構成中國大一統延續性的思想基礎。
還有人說，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多發的戰爭，刺激了國家的統一程序。因為，戰爭意味著強力政府的出現，而強力政府必然會下大力氣發展公共事業，促進人口增殖，以及締造更有利於統一的制度。
但是，縱覽史書，卻幾乎沒有人從技術角度討論過這個主題。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比如，德國曆史學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就認為，中國經濟以農耕為主，而發展農業必然需要興修堤壩和灌溉渠等水利工程，因此需要動員和集中大量人力去完成，這類農業工程從而為形成一個集權政府奠定了基礎。而水利工程完成後，政府又可以借水利工程控制農民，形成壟斷性的專制帝國統治。
魏特夫的這種解釋是基於蘇美爾、巴比倫和古埃及這些中東文明古國的農業史得出的，但如果結合中國的具體實情來談，我們不得不遺憾地宣佈，他的解釋是錯誤的。
早期中國文明的政治中心，即以黃土高原為中心的黃河流域，山河相錯，溝壑縱橫，地理環境極其複雜。這與尼羅河三角洲和兩河流域那種大面積的平原有很大區別。早期中國需要的不是集全國之力興修的大型水利工程，而是一村一社動員集體力量修建的小水壩和小溝渠。
我們或許可以說，中國人注重家庭觀念可能與這種農耕條件有關，但是，它不一定非得需要一個大一統帝國的政府。相反，這種水利設施需要的組織形態，是以村社和血緣家族為單位的小共同體。從歷史經驗看，小的家族共同體，以及建立在家族紐帶基礎上的分封主義傾向，恰恰是大帝國的瓦解者與挑戰者；正如七國之亂之於西漢，八王之亂之於東晉，藩鎮割據之於盛唐。
就黃土高原具體的地理環境而言，魏特夫的“水利帝國”理論恰恰是支援“封建”這種社會形態的。換句話說，他的理論更能解釋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混戰，卻無法解釋在這之後出現的嬴政一統。
就我目前所知，在所有解釋中國“大一統”的主流理論中，魏特夫的“水利帝國”是與技術關係最大的一種學說。
而我在這個故事裡，要講的是一個與之完全不同的觀點。我認為，很可能是某個特定的技術進步，在戰國時代觸發了某個“扳機”，並由這個“扳機”引發了後來的一系列變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圍繞這個技術進步而促發的組織制度變革，它為中國歷史注入一種全新的力量，支撐秦朝最終完成統一，進而形塑了此後兩千多年的中華文明。
這個特定的技術發明，就是“弩”。
弩、墨家和守城戰術
弩是一種遠端投射武器，又叫“十字弓”，一般由弓、弩臂、弩機、樞四部分組成。中國人常把弓弩並稱，但是弩與弓有一個本質區別：弓依靠的是人的力量，而弩依靠的是機械裝置的動力。
弩能夠利用弩機將拉開的弓弦保持在緊繃狀態，從而弩手可以將張弦裝箭和縱弦發射分解為兩個步驟，相較弓手節省了更多的力氣。此外，有的弩還可以憑藉機械的力量上弦，獲得更強大的彈力。
戰國時代，中國人在戰場上已經大規模地使用弩。“三家分晉”後，韓、趙、魏三大諸侯國，無論是領土、人口，還是地理位置，可以說皆處於劣勢，其中尤以韓國為甚。韓國位於今天河南北部一帶，北接趙、魏，東臨齊國，西有秦，南有楚，處在包圍圈的正中心，安全環境極其惡劣。
當時的韓國以強弩聞名，《戰國策》有記載，“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溪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為各國所懼。當時中國人的制弩技術亦是世界領先。戰國時代，中國人就已經發明瞭一種叫“望山”的裝置。它是弩機上的瞄準裝置，帶有刻度，就如同現代武器上的表尺。弩手可以藉助這種表尺測量自己與目標之間的距離，然後選擇相應的刻度，構成瞄準線併發射。“望山”的發明，極大地提升了弩的射擊精度。這也從側面證明，弩在當時是受到高度重視的，不然，時人不會有對其進行技術升級的動力。
不過，弩與中國的“大一統”到底有何關聯呢？讓我們先來儘速瞭解戰國時代一批特殊的“擅長使用弩的人”。
有趣的是，這批人並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戰士，而是某一個學派的學員。這個學派，就是戰國時代影響最盛也最為神秘的學派之一——墨家。
墨家創始於墨子。說它影響最盛，是因為戰國後期的韓非子有記載，“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足見其影響之隆。說它最神秘，是因為這個學派竟然在秦漢交替之際倏忽消亡，直到清末民初，才有學人從故紙堆中重現墨家的精密學說。至今我們仍不能確實地考證，墨子真實姓名為何，籍貫何處。
墨子同情底層人民，一生簡樸，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思想以節用尚儉、兼愛非攻為主。他還與他的弟子建立了古代中國第一個邏輯學體系，有學者認為，這是與古印度、古希臘並稱的世界三大經典邏輯體系。此外，他還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傑出科學家，在幾何學、力學、代數學和光學等方面皆有重大貢獻，為時人所望塵莫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墨學研究中長期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墨子》各卷中，最不好理解的就是第十四和第十五卷。這兩卷看似與墨子的哲學、政治和社會思想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也與他的邏輯學和科學貢獻沒什麼關聯。總之，這部分內容十分突兀，以至有不少後人猜測，這或許是墨子的學生在整理老師著述時後加上去的。
這兩卷幾乎就是兵書，類似《戚繼光兵法》那樣的作戰指揮手冊。要想理解它在墨子思想中的地位，我們必須找到一把關鍵的鑰匙，而這把鑰匙，就是我們討論的“弩”。
《墨子》第十四卷，篇名分別叫“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傅”；第十五卷，篇名分別叫“迎敵祠”“旗幟”“號令”“雜守”。顧名思義，這兩卷的內容，主要是關於守衛城池的戰法和組織方法。
在當時，墨家對攻城、守城戰術的精湛掌握，聞名天下。《墨子》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說公輸盤（傳說中的魯班）要為楚國修造雲梯以攻打宋國，墨子聞訊後，就去見公輸盤，希望能阻止這場戰爭。兩人爭執不下，只好分別用腰帶和牃（床板）當軍械和城牆，在楚王面前展開攻防戰的兵棋推演。
結果，公輸盤九次進攻，皆被墨子抵拒，且公輸盤幾乎用盡所有器械，而墨子尚有餘力。但公輸盤卻對墨子說：“我知道如何戰勝你，但我不說。”墨子答：“我知道你如何戰勝我，但我也不說。”楚王遂詢問其中緣故，墨子回答說：“公輸盤的意圖不過是想殺了我，以為殺了我，宋國就沒有人能守了。但我的弟子禽滑釐已帶領三百人在宋國城牆上守著了，所以即便殺了我，也不能斷絕我的守城之術。”最終，楚王放棄了攻打宋國的念頭。
這段記載或許只是一個故事，不過，墨家的守城能力並非空談，而是有實際的戰例記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發生在楚國的“陽城之戰”。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他曾經任用魏國叛逃來的名將吳起厲行改革，結果觸動了楚國貴族的利益。楚悼王一死，楚國貴族趁機發動兵變，號令士卒射殺吳起。吳起臨死前，把自己中的箭拔下來插在楚悼王的屍體上，大喊：“群臣叛亂，謀害我王！”
按楚國禮法，損傷王的屍體，是夷三族的重罪。楚肅王繼位後，命令尹把射殺吳起並同時射中楚悼王屍體的人全部處死。據說，受此事牽連被滅族的有七十餘家。
其中有一名貴族，已不知姓名，只知他的封地在陽城，故稱“陽城君”。陽城君受此事牽連，拋棄封地，潛逃不知所蹤。楚王派人前往陽城，打算收回封地。此時，陽城君有一好友恰在城內，逃離之時，他曾委託這位好友替自己守衛陽城。而這位好友就是當時墨家的鉅子—墨家最高領袖，孟勝。陽城君在逃跑前，掰斷自己的玉璜，作為信物留給孟勝，並囑託說，如果來人拿著另一半玉璜，才能聽從他的指令。當楚王的使者來到陽城時，孟勝要求對方出示符契，對方自然辦不到。於是，雙方開始交戰。
開戰前夕，孟勝與弟子徐弱有一段極富英雄氣概的對話。孟勝認為，敵眾我寡，如今唯有為陽城君戰死一途。而徐弱則認為，若墨家為陽城君戰死，死而有益於陽城君，未嘗不可，然如今情勢，陽城君不知所蹤，墨家為之而死，“無益也”，而且還會“絕墨者於世”。孟勝則回答說：“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
隨後，孟勝下令將墨家鉅子之位傳給田襄子，帶領諸弟子從容赴死。徐弱為老師的大義感動，戰死在老師之前。而派去給田襄子傳遞訊息的二人完成使命後，也返回楚國赴死。
史載，“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又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由此可見墨家子弟之堅決與強悍。這種為大義赴湯蹈火、死不足惜的信念精神，使墨家成為戰國曆史上少有的“實幹興邦”的學派，也側面說明墨家之善於作戰並非空談，而是確有其能。
這是有《墨子》原文佐證的。在《墨子》中，禽滑釐向墨子請教抵禦攻城的十二法，也就是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蛾傅、轒轀、軒車十二種戰術。“臨”是攻城方在城外搭建臨時的土堆，居高臨下攻擊城內；“鉤”是用鉤子掛住城牆方便士兵上城的鉤梯；“衝”是撞擊城門的衝車；“梯”是攀附城牆的雲梯；“堙”是積土為坡填塞壕池；“水”是灌水淹城；“穴”原文闕失，疑為“火”字之誤；“突”是城門門內的防禦設施；“空洞”是地道；“蛾傅”是士兵密集攀爬城牆的接刃戰；“轒轀”是有皮甲防禦的戰車，用於掩護工程兵種進行作業；“軒車”指的是樓車，車上士兵可以居高臨下向城中射箭或攀附城牆。《墨子》中詳細描述了這些戰術中所涉及的裝備和應對辦法。
其中，“弩”出現的次數之頻繁，地位之重要，在先秦時代的兵法中，無出其右者。那麼，“弩”到底有怎樣的魔力，竟得到墨家如此重視？
這裡不妨參考一下西洋史家的觀點。都柏林三一學院斯圖亞特·格爾曼（Stuart Gorman）在其博士論文《晚期中世紀弓與弩的技術發展》（“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ow and the Crossbow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中，詳細總結了西洋史家對弓弩短長的比較：大體言之，史家們多同意，弓在開闊地帶的作戰中強於弩，而弩在攻城與守城戰中強於弓。
弓手射箭，裝箭和發射是連貫動作，所以射速更快，平均可以達到弩的三倍。在開闊地帶，火力發射速度越快，自然越有優勢。但是，在攻城戰中，防守一方因不必過分擔心敵人快速接近，又可以躲在垛牆和射擊孔之後伺機瞄準，精確地殺傷敵人，所以弩的優勢比較明顯。而墨家最擅長的作戰場景就是守城戰，墨家對弩高度重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過在我看來，墨家對弩的重視，除了這種武器的軍事特徵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夠在技術層面支援墨家對民眾進行前所未有的動員。
（本文節選自張笑宇
所著
《技術與文明：我們的時代和未來》，由
一頁folio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授權釋出）
華文好書選讀
《技術與文明：我們的時代和未來》
張笑宇
一頁folio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3月
歷史學家只能等待重大事件發生後再去記錄，但技術早已為重大事件在什麼時間以怎樣的形式發生埋下了伏筆。
本書以技術驅動為視角，從幾千年歷史長河中篩選出14個關鍵歷史時刻，洞察人類社會不可逆轉的命運走向。
作者積十數年之功，依憑規模龐大的知識基座，以技術發生為經線、人類攀爬技術天梯為緯線，導演了一場文明演進的大戲。
我們總是過分強調精神與觀念的偉大，卻忽視技術對人類這一物種根本性的塑造能力。技術如同一道地平線，每增高一分，人類文明的圖景就被改變一分；如今，技術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從未想象過的執行規模和層面，世界正在發生緩慢而堅定的轉變，無論是古代的偉大思想家，還是近代的啟蒙運動先驅者，從未有人明確告訴我們該如何組織社會，如何與技術的力量共存，一切只能由我們自己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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