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在哪個國家，在哪個地區，似乎總有那麼一些命很苦，很難過下去的苦命人。在古羅馬時期，那些苦命人毫無疑問就是那些奴隸了。他們揹負著社會的重擔，但是卻無法分享著福利。其實在更早的希臘城邦時代，家奴就受盡了專制暴虐的苦楚。帝國初期，經常用燒殺掠奪的手段打天下，奴隸大多來自蠻族戰俘，由於可以從戰爭中獲得成千上萬的奴隸，所以價格便宜。這些外國奴隸都曾是自由人，已過慣了無拘無束的生活，一有機會便會打爛枷鎖尋求報復。
公元前73年爆發的斯巴達克起義，就曾使羅馬共和國瀕臨毀滅邊緣。為防範這些腹內的敵人，統治者只有設立嚴苛法條、運用殘酷手段，才能對奴隸們形成壓制。
然而，當亞非歐的大小邦國都被羅馬帝國統合後，能從外國獲得奴隸就變少了，奴隸也變得金貴了，但社會上的需求卻沒有變。羅馬人只有透過鼓勵生育這種冗長的方式，才能勉強維持住奴隸的供應量。很多家庭支援奴隸婚配生子，大戶人家更是如此。情感的溫度、教育的陶冶及財富的獲取，都可減輕被奴役的痛苦。
奴隸過的開不開心，決定於主人的性格和家境而定。但當奴隸成了更有價值的財產時，主人必定對其更加仁慈，不是基於畏懼，而是因為有利可圖。羅馬皇帝的政策也使這種風氣加速蔓延∶哈德良和安東尼都曾頒佈詔書，將奴隸納入了法律保護的範圍內；同時將裁定奴隸的生死的權力集中於官吏∶私人不得任意傷害奴隸，並禁止私設地牢；奴隸若受到冤屈或傷害，可向特設法庭申訴。受害的奴隸會得到釋放，或是給他換個不那麼殘暴的主子。這種類似“房產限購”的保護政策，刺激了奴隸價值的上漲。
希望是人們處於不幸時最大的慰藉，對奴隸而言也不例外。他們總是儘量發揮自己的長處，以獲得主人的垂青。在勤勉而忠誠地工作幾年後，他們往往會期盼主人大發慈悲∶將自己釋放，成為自由之身。別說，不管出於仁慈或是虛榮，當年還真有不少奴隸主會這麼做。但官方認為此舉仁義過了頭，不僅不應提倡，還要用法律來抑制，以免太多奴隸獲釋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古老法條有明確規定，奴隸是無國籍的人，但得到自由後，由於他的恩主是政治體制的一分子，所以他也一併獲得了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這些法規到後來被當作特權，濫用在羅馬城一些流氓無賴的身上。因此官方又提高了門檻∶只有提出正當理由，報請官員批准，經合法手續，正式釋放的奴隸，才能追隨恩主加入政治體系。
話雖這麼說，即使這些經過篩選的奴隸獲得了自由，也僅僅擁有一般生活意義上的公民權，他們依然被排除在軍政活動以外。不管他們的兒子掙了多少錢，有多大的功勞，這些自由人還是不夠資格成為元老院的一員。甚至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以後，他們祖上的奴隸血統都洗不乾淨。要是不能打破階級壁壘，自由和榮譽對他們而言，仍是遙不可及的。特別有些狗眼看人低的羅馬公民，都不願意當他們是人類的一分子。
曾經有人提議，要奴隸們穿著統一的“制服”，以示身份。但是叫人擔心的是，一旦奴隸們知道自己有這麼多的同類，可能會釀成巨大的危險。奴隸的數目成千上萬，根本算不清楚。與僕人相比，奴隸的人數要多得多，但僕人是領工資的，算出總數不難。而奴隸卻本身就是財產的一部分，又時刻處於流通之中，算出他們的數量，形同於計算羅馬時代一共有多少個盤子。
年輕的奴隸要是有天分，就會被送去學手藝或技術，這時決定他們身價的就是本領的高低。在一位富有的元老院議員家中，無論是體力還是腦力勞動，幾乎都由奴隸來從事∶頂級高官的排場和奢華，不是我等草民能想象的。對商賈和作坊而言，買個奴隸比僱用工人更划算。在鄉村，奴隸是農業生產中最經濟實惠工具。
在羅馬，奴隸的應用是如此廣泛，且數量又如此龐大，以至於在史料中無處不有他們的身影∶在羅馬的一座宮殿中，曾關押著400名待處決的奴隸。阿非利加有位寡婦，把400名奴隸隨著一份產業私下交付給她兒子，但自己保留的財產和奴隸還要更多。在奧古斯都統治時代，有位當過奴隸的自由人，他的財產在內戰遭受重大的損失，但仍有3600頭牛，其他的家畜和家禽有25萬隻家畜、家禽，以及包括在牲口專案之內的416名奴隸。
以上不難看出，奴隸在古羅馬人生活中的意義非常多元∶既是生產工具，又是生活伴侶，同時具有持續升值的“硬通貨”屬性，與今天以“秀房產”為風尚的財富觀判若雲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