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宋一朝，能與四川峨眉“三蘇”相提並肩者，只有陝西的藍田“四呂”。以藍田“四呂”在當時的地位、人品、學術成就而言，又絕不在“三蘇”之下。藍田四呂出身於關中世代詩書之家，祖父通，曾做過太常博士；其父，為比部郎中。呂共有六個兒子，其中五子登科，榮獲進士及第出身；又其中四人成大家，《宋史》為之列傳，這就是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呂大臨，被尊稱為“呂氏四賢”。再其中大忠、大鈞、大臨都曾師從關學開山祖師張載，故又有“藍田三呂”的稱謂。這在中國古代史上是十分罕見的。
呂大忠，字進伯（一作晉伯），是呂長子，於宋仁宗皇祐六年（1054年）中進士。初為華陰尉，繼升晉城令。熙寧中，韓絳宣撫陝西，提舉大忠為永興軍路義勇。大忠認為，國家養兵不能太多，兵太多國庫就會日漸空虛。漢代的屯田，唐代的府兵都是比較好的養兵方法。“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後任代州、石州知州。熙寧年間，大忠在代州上任，面對遼國求地使者蕭素、梁穎爭坐主席之位傲慢無理之舉，據理力爭，毫不退讓，以理折之，使其“稍屈”，最後拒絕了遼使求地的無理要求。其後，遷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河北轉運判官等，官至寶文閣直學士等職。元豐中，大忠上生財、養民十二事，“民喜，爭運粟於倉，負錢而去，得（谷）百餘萬斛”。哲宗即位後，大忠以工部郎中身份，任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徙秦州，力主對西夏用兵。認為“夏人強則縱，困則服，今陽為恭順，實懼討伐”。
大忠為人耿直，舉止端莊，口無虛言。一次遇到曾名列進士榜首而已任僉判的馬涓，涓仍以“狀元”自稱，大忠便訓導說：“狀元是中舉後未做官前的稱謂，你既已做了判官，就不該再用狀元這個稱呼了，雖然你已做了官，但“修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接著又給馬涓講了許多勤政治民的道理，涓深以為然，“自以為得師焉”。後來，馬涓做官有了政績，還常常向周圍人提起此事，認為呂大忠的行為使他在為官做人上受益匪淺。
大忠一生博覽群書，晚年勤奮治學。著作有《前漢語》30卷、《輞川集》5卷、《奏議》10卷。
呂大防（1027~1097），字微仲，排行為二。自幼受家學影響，熟讀經書，尤對《三禮》（即《儀禮》《周禮》《禮記》）有研究。在儒家思想的長期薰陶下，形成了正直而古板的性格和忠孝至上又憂國愛民的思想。據《宋史·呂大防》記載，大防眉清目秀，生就一副堂堂相貌。從小老成持重，無嗜好，出門從不左顧右盼，居家如同接待賓客。入仕後，依然恪守儒家禮教，做事以忠君保民為先。當時的名臣司馬光、呂公著等人都十分敬重他的為人，連皇帝也以不同尋常的眼光看他，“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
大防於皇祐元年（1049）進士及第，任馮翊主簿、永壽（今陝西永壽縣）縣令。永壽地處西北乾旱地帶，城內居民吃水十分困難，一靠用土窖收存的雨水，二去城外很遠的山澗汲水。如遇久旱不雨，百姓苦不堪言。大防到任後，體察民情，以《考工記》為依據，親自勘察設計渠道，用逐級提水的辦法把山間泉水引入城內。百姓受益，盛讚其泉曰：“呂公泉。”不久，遷著作佐郎、青城（今四川灌縣）知縣。此地農民受地租盤剝十分嚴重。圭田又稱佃祭田（是政府撥賜的祭祀用田），僅小鬥出大斗進一項，官吏可獲三倍之利，“民雖病不敢訴”。大防上任立即制止這一現象，用等同劃一祭田的收租標準、限額、量具等辦法，減輕剝削量，受到皇帝讚賞。在青城任內，大防還加強對吐蕃、西夏的防禦。韓絳做四川節度使，十分賞識大防，“稱其有王佑才”，並推薦他做負責財政的鹽鐵判官。
嘉祐八年（1063），英宗即位，任命大防為太常博士，監察御史。他忠於職守，接連上書，指出社會積弊的原因：一是用人大權不在皇帝手中；二是老朽之臣不退位；三是對外用兵不擇將帥；四是直諫之士日益減少；五是功過不分，賞罰不明。又指出危及政權統治的“八事”是：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政，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盛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不久，他又針對英宗追諡生父一事連上十幾道奏章，認為此舉不合傳統禮制，結果惹怒英宗，被貶為休寧（今安徽休寧）知縣。
神宗即位後，大防先後被委任為淄州（今山東淄博）知州、泗州（今江蘇盱眙）知州、河北轉運副使，陝西宣撫判官兼延州（今陝西延安）知州、華州（今陝西華縣）知州、秦州（今甘肅天水）知州等職。元豐初年，改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這一時期，呂大防在政治主張上始終篤信儒學，堅持“法祖”，恪守先王之言，對王安石變法持懷疑態度。面對新法以來所造成的混亂狀態，他從國家大局出發，提出發展農業生產，養撫百姓，治理邊防，整頓軍隊，改良政治。但是，這些主張並未被神宗採納。
元祐元年（1085），宋神宗死了，哲宗趙熹即位，年僅8歲，由皇太后垂簾聽政，召司馬光入閣為相，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司馬光調大防進京，任翰林學士，開封知府。次年授尚書左丞，進中書侍郎，參與朝政。司馬光執政僅八個月就病逝了。大防接任為相，達八年之久。在此期間，他一貫堅持執行王安石前的舊制度。雖然“元祐黨人”不斷分化，爭權奪利，惟有大防一身正氣，不植私黨，不謀私利，進退百官，量才用人，得到眾多朝臣的擁戴。《宋史·呂大防傳》稱：“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幹以私，不市思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
經聖元年（1094），哲宗親政，重新起用變法派，大防被罷相，改知永興軍。又因他參與“元祐更化”，遭到變法派的相繼彈劾，一再被貶。經聖四年（1097）被貶為舒州團練副使，行至虔州（今江西贛州）病逝，享年71歲。
大防一生忠直，為官清正，體恤民情，政績卓著。為相期間社會政治比前邊的王安石時期好，更比後邊的蔡京時期不知要好多少倍。故史書稱“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大防雖長期受崇儒尚古信念的影響，思想保守，但仍不失為北宋一朝的忠正名臣，當之無愧。
呂大鈞（1029~1081），字和叔，排行三。於嘉祐二年（1057）中進士。先後任秦州右司理參軍、光祿寺丞、三原（陝西三原）知縣等職。後來長期居守家鄉研究理學，著書講學，朝廷多次徵召授職，固辭不赴任。晚年擔任諸王宮教授，官至宣義郎。元豐四年（1081），種鍔徵西夏時，鄜延轉運司李稷召他為從事，病卒於延州官舍，享年53歲。
大鈞與張載為同科進士。張載創立“關學”，其顯著的特點是“學貴致用”和“躬行禮教”。大鈞十分佩服張載為人為學，於是以弟子身份師從張載，並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宋史·呂大防傳》說大鈞：“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後來他雖曾遊學於洛陽二程，但始終堅持張載的基本思想，成為關學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大鈞的著作有《四書注》《誠德集》《鄉約》《鄉儀》等。尤其是《呂氏鄉約》，以大鈞為主，滲透了呂氏兄弟數人的心血。《呂氏鄉約》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較為完整的鄉規民約。它規定了鄉黨鄰里關係的準則，有修身、立業、齊家、交遊的行為規範，有賓儀、吉儀、嘉儀、兇儀等23種禮儀。號召鄉民和睦相處，互相救助，禮讓、節儉等，即“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可見，《呂氏鄉約》的基本精神是儒家思想，是關學中有關禮教的一部重要典籍，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的“鄉規民約”的典範。它不僅對於關中的民風民俗，而且對於後世也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張載當時就稱讚大鈞說：“關中化之，和叔有力焉”。明代著名教育家馮從吾也認為說：自從《呂氏鄉約》在關中推行以後，“關中風俗為之一變”。
呂大臨（1042~1090），字與叔，號芸閣，排行四。呂氏兄弟中唯一未登科第者，卻又是其中學術成就最突出者。
大臨從小繼承家傳學風，經常與幾位兄長討論古代典籍，研究儒家學說，又就學於張橫渠，後來成為關學派重要人物之一。張載去世後，他東遊洛陽，拜程頤為師，博採眾長，潛心研究《六經》（即《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對《三禮》尤為精通。大臨擅於著述，著作有《禮記解》《大學解》《中庸解》《老子注》《孟子講義》等。在程門弟子中，因其廣博的學識，“淵潛縝密”的思辯，與謝佐良、遊酢、楊時並稱“程門四先生”。他在東遊期間，記錄彙集二程語錄撰成的《東見錄》，為後世學者研究“洛學”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南宋朱熹認為，大臨的學術成就高於北宋時成名的理學諸公。大臨雖曾遊學於二程，併為“程門四先生”之譽，但他始終堅持張載的“氣一元論”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就連他的先生程頤也不得不承認其“守橫渠之說甚固”。
大臨一生致力於學術，無心仕途，僅因門蔭出任太常博士，秘書省正字，但為時很短。後來範祖禹以其勤奮好學，人品高潔為由，推薦他為太學講官，可惜未及上任就去世了，年僅48歲。他的大部分著作也因歲月流逝而軼散，使我們無法看清這位備受推崇的古代哲學思想家的全貌。然而，他作為一個金石學家卻給我們留下了《考古圖》《考古圖釋文》等學術著作，奠定了後世考古學、古文字學的基礎。
《考古圖》共10卷，是我國最早的、比較系統的古器圖錄。該書收錄的古器物基本是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及其銘文。青銅器是商周時代的遺物，是研究古代社會的珍貴實物資料。自漢以降，時有出土。但大部分出土後都被統治者視為“祥瑞之物”，或被達官貴人用於裝飾門面。而真正把青銅器及其銘文做為學問進行考察、研究，始於宋代，最大學術成就者當數呂大臨。《考古圖》共收錄宮廷及民間收藏青銅器224件，石器1件，玉器13件，總計238件。該書體例嚴謹，記敘詳實、準確，收錄器物圖文並茂，器物大小、重量、出土地點、流傳及收藏情況等均以事實為據，真實可信，為後世金石研究學樹立了典範。
《考古圖釋文》1卷，是《考古圖》的姊妹篇。它是對《考古圖》所收有銅器銘文的考釋。共收有銘文青銅器96件，除個別文字簡略外，對其中85件青銅器銘文進行詳細地考釋。其方法用《廣韻》四部進行編排，分別考定，糾正古字的形、音、義的傳統認識，考釋多為創見。因此，備受歷代學者推崇。
縱觀“藍田四呂”一生，他們都是受傳統儒學思想薰陶成長起來的封建士大夫，或以良吏治郡縣，或以宰相持國柄，或以操行聞士林，或以名儒揚關學，都是把忠君愛民放在人生的首要地位，成為封建時代的楷模，被尊為“呂氏四賢”。其中也保留了不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其一，為官忠直，一身正氣，體恤民情，這一點在呂大防、呂大忠身上體現的比較明顯。其二，勤奮治學，嚴於律己，“躬行禮教”，弘揚關學，是呂氏兄弟的又一特點，在呂大臨、呂大鈞身上尤為突出。其三，規範民風民俗的行為規則，並能做到身體力行，是呂氏兄弟的共同特點。一部《呂氏鄉約》，雖出自大鈞一人之手，卻為呂氏兄弟共同推行，“關中風俗為之一變”。其中雖有封建性因素，但其主流是積極向上的，其影響也是深遠的。明代陝西提學副使王雲鳳在藍田四呂故莊創辦“芸閣書院”，早於馮從吾創辦的關中書院近百年；王守仁在江西制訂的《南贛鄉約》，也淵源於此。清末民國期間，藍田理學家、教育家牛兆濂（人稱牛才子）在“四呂”故址——“芸閣學舍”（清初由芸閣書院更名而來。）講學達八年之久，以《呂氏鄉約》為基本教材之一，早晚誦讀講解。當代茅盾文學獎得主陳忠實先生即以此為原型，塑造了《白鹿原》中“朱先生”的藝術形象。民國時梁漱溟在山東推行“鄉村教育”，也是以《呂氏鄉約》作為借鑑的。其四，對文物的保護和金石學的開拓。呂大臨是金石專家，對金石學具有開拓之功，自不待言。呂大忠在擔任陝西轉運副使期間，把《石臺孝經》和《開成石經》及在長安一帶遭到破壞的歷代石碑移置於學府北（今陝西碑林博物館地址），為今天形成全國最大的碑林博物館奠定了基礎。這一文化功績永載史冊，惠利千秋。
該文原刊於《西安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署名秦草，本名：
陳正奇
，西安文理學院教授，兼任陝西省高校學報研究會副理事長，西安古都學會副會長。長期從事西安地方史、中國古代史，中國農史，中國文化史的教學與研究。先後在《中國農史》《中國歷史地理論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科版）《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唐都學刊》《今傳媒》等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出版教材有《中國古代簡史》《陝西簡史》《可愛的陝西》《陝西省情教育》等10餘部，出版著作有《長安農事拾遺》《鑑真大師與唐文化東傳》《長安學人評傳》《隋唐長安城文化管窺》《秦嶺四庫·文明春秋》《華夏文明縱橫論》《故園追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