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君臣聚會上喝了點小酒，不禁對群臣吐露心聲，發起牢騷，“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李世民此番談論，在座的都聽明白了：這是對山東士族表示不滿呢，可憐他們關中這些後起新貴的社會地位，竟比不過山東的坐地戶。
當時宴會上有個名叫張行成的殿中侍御史，直言不諱跪奏稱：“
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易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狹。
”
張行成自認為自己所言是好意，而李世民也表示“善其言”，但張行成卻沒能琢磨透李世民此番言論背後真實目的。那麼李世民到底有什麼目的呢？弄清楚這個問題前，我們先來看一下，讓李世民也酸一口的山東門閥究竟是什麼。
唐朝
山東門閥的外在表現——《氏族志》的興起
山東門閥是全國老牌門閥的其中之一，是指在山東名望最高的“崔、盧、李、鄭”四大姓氏 ，此外江東有“朱、張、顧、陸”、江南有“王、謝、袁、蕭”、關中有“韋、杜、裴、柳”、代北有“元、長孫、宇文”等等，這些指定地區的指定姓氏代表了這個家族在當地至高無上的社會地位，而他們的姓氏被編排在了一本名為《氏族志》的姓氏族譜中，而且歷朝各代均穩居榜首，毫無動搖。
百家姓
所以大家知道了，《氏族志》是個姓名族譜，也稱譜牒。但是這不是普通的“百家姓名譜”，而是根據姓氏的社會形象力編寫而成。《氏族志》的興起多數人認為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當時的皇權依賴地方門閥，在九品中正制的統治下，門閥士族佔領朝中要職，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全壟斷門閥政治。耳熟能詳的“王馬共天下、”王謝世家”均出自該時期。
但是追其根本，門閥政治早在周天子分封諸侯國後已經開始有雛形，當時分封的貴族在秦漢時期仍舉足輕重，雖然有的在政治上不佔優勢，但是社會地位卻絲毫未減，直到魏晉時期，政治勢力與社會門閥勢力合流，才穩固了門閥士族的重要社會地位。
王謝世家
但是東晉南北朝之後，門閥士族大多以“清流”自居，不愛研究國家政治，反而開始暢談玄學，追求奢華，這就導致這些名流只想在仕途道路上做個“閒官兒”，再加上隨著南北朝的動盪，士族門閥的為官道基本被堵死了，寒門庶族趁機崛地而起。但有趣的是，人們對於這些老牌士族的印象還停留在過去，門閥士族不但沒有一蹶不振，反而成了寒門上升社會地位的有效通道：寒門庶族不惜花重金，與門閥士族通婚聯姻，甚至有的還篡改家譜，形成了“士庶不分”的奇怪現象。於是，門閥士族為了維持自己一貫的純潔性，自己花錢大修家譜，譜牒的地位也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每朝帝王都會花重金去修訂譜牒，以此作為選官的依據。
魏晉風流
一波三折的《氏族志》修訂路
到了唐朝時，皇族李氏和功臣元老相繼登上政治舞臺，但他們的社會影響力竟然還比不過這些老牌士族，朝中“新官之輩”和國中“豐財之家”對其趨之若鶩，不惜重金聘娶，“競相婚姻，多納貨賄，有如販鬻”，這讓李世民很不爽，於是才有了開頭那段酒桌上的談話。
如此看來，唐朝有錢的、有才的寧願跑去找那些沒什麼政治地位，甚至有些寒酸落魄計程車族門閥結親，都不願意找關中這些皇家貴胄的新起之秀，這確實讓人很沒面子。於是，貞觀六年（632年），李世民與房玄齡商討重新編纂《氏族志》：
“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
高士廉等人不負眾望，兢兢業業辛苦編纂五年多，跑遍大江南北，終於在貞觀十一年（637年），完成了修訂工作，共有士族“三百九十八姓”、“二千一百雜姓”。李世民拿到新修訂的《氏族志》，卻發了一大通脾氣，因為名列首位的居然還是山東的崔姓，正是當朝黃門侍郎崔民乾的家族。
崔姓圖騰
隴西李氏竟然不是榜首，高士廉也太實誠了，實誠到和張行成一樣，壓根沒了解李世民的意圖。李世民當即指責高士廉。大意為：“我們大唐王朝三品以上的官員，單獨拿出來和他們衰微的世族們相比，哪個不綽綽有餘，但有些人還看不上，拿金銀財富去賄賂士族通婚，卻還被他們恥笑，我都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那些人愚昧也就罷了，你們竟然也昏聵至此，仍然把崔民幹列為第一位，這就是輕視大唐的官爵。”
被李世民指責一通，高士廉立即把皇族李氏改在了第一位，把外戚改在第二位，崔姓貶為第三，李世民這才滿意，並於貞觀十二年（638年），頒行天下。
李唐天下
修訂《氏族志》的根本原因——唐朝新政的迫切要求
那麼李世民為何執意修訂《氏族志》呢，只是單純的因為“皇帝的女兒不吃香”、“關中庶族地位低”而吃醋嗎？答案當然沒這麼簡單。李世民作為一個以武定天下，以文治家國的雄才帝王，想的遠比張行成等人深刻長遠。
首先，李世民在平定四海之後，明確了唐朝偃武修文、崇尚儒學的治國理念，而以通婚士族，乞求身份地位躍遷這種做法嚴重與當時的時代背離。唐朝武德年間，承襲隋朝的科舉制度，大力扶持發展科舉考試，就是為寒門庶族提升身份的機會，但是如今只要透過與士族聯姻，就可以享受同樣甚至更高的社會地位，這大大阻礙了科舉制度的發展，也會使得唐朝的治國人才有一定的流失，所以為了消除陳舊的門閥印象，暢通科舉選官政策，李世民採取了修訂之策。
科舉考場
其次，有人說李世民這麼做是為了打擊門閥士族的地位，扶持新型庶族社會地位。那麼我們就來分析下，李世民是不是真的“嚴重打擊了”門閥士族的地位。第一，負責修訂《氏族志》的高士廉、韋挺等人就是老牌士族的代表，讓他們去修訂自己的家譜，如果李世民真有決心鎮壓打擊，應該會指派寒門庶族才對；第二，崔氏姓氏在經過“改編”之後，僅僅被排在了第三位，那些元老功勳仍然在其之下，但李世民這次也沒有反駁，還公之於眾了，這也說明李世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並不是要打擊他們到一蹶不振。所以，李世民這麼做無疑是為了融合和吸納這部分人的社會地位，透過他們抬高自己隴西李氏的政治威望。
由此看來，李世民重新修訂《氏族志》的背後，是大唐新政的迫切需求，是打造貞觀之治的重要環節，而並非人云亦云的心生妒忌，李世民針對的不是士族人群，而是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的舊俗觀念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