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和中原文化的結晶,溯源中山古國的定州遺蹟

中山國是春秋戰國時期由白狄族建立的國家。春秋時期,由白狄族鮮虞氏所建的鮮虞,是中山國的前身,因早年中人城城中有山,故又稱‘’中山國‘’,並屢次與周邊國家交戰。春秋、戰國交界時期,中山國被晉所滅。戰國初年(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在韓、趙、魏三家忙於瓜分晉國的情況下趁機復國,建立中山國,定都靈壽。中山國一度國力強盛,煊赫一時,成為‘’戰國七雄‘’之外的又一強權,甚至修築過長城,但最終仍於公元前296年被滅亡,從此湮沒無聞,只在漢代‘’中山王‘’這一稱謂中留下淡淡的一筆。

遊牧和中原文化的結晶,溯源中山古國的定州遺蹟

中山古國疆域

由於‘’夷狄之國‘’的特殊地位,中山國並沒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資料,本身更是極度缺乏歷史資料,這使得它長期以來默默無聞,遊離於春秋戰國研究邊緣。但作為遊牧文化和早期中華文化交錯的土地,中山國的文化在交融中形成。如今中山王陵、中山都城遺址出土的一些青銅器、陶器、玉器等更可以幫助我們一睹中山古國的傳奇風采。

定州所藏的中山國青銅器中最具特點的是銅翣。其上部呈一中間高、兩側低的三叉形,且尖端形似周代的禮器玉圭,類似漢字‘’山‘’字,與中山國對山的崇拜相對應。下方輔以鏤空回字紋裝飾,使用時插在立柱上,類似權杖,象徵著中山國王的權威,也常常用於戰車等的裝飾。其製造工藝和上方圭形的運用吸納了中原文明的特點,但山字形獨具一格的特點有展現出北方少數民族的別樣風采。銅翣作為中山國的代表性青銅器,集中體現了中山國文化交融的特點。此外,出土的其他青銅器,如中原各國鼎等,則更體現出中山國已經大量接納了中原文化,積極參與文化交流。

遊牧和中原文化的結晶,溯源中山古國的定州遺蹟

銅翣

鮮虞人的祖先和許多北方遊牧民族一樣,存在著對鳥的崇拜,中山國的許多青銅器都有鳥作為裝飾,如鳥柱銅盤等。當鮮虞人在北方建國後,這種崇拜則與中原傳統對神鳥‘’鳳凰‘’的文化相對應,後期的中山國青銅器則大量採用鳳鳥紋,同樣展現出文化交融的色彩。

古中山國文字被稱為‘’中山篆‘’,多見於青銅器的銘文之上,除具有類似大篆的主要特點之外,也具有金文的風格。其中一篇是中山國俊祭父文,禮制遵循周禮。這些都表明中山國經過長久的發展和文化融合,已經發展出來自己獨特的文化,並努力使自己納入中華文化的大範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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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篆

春秋戰國歷史上少有滅國或大量失地後又復國的現象,即使復國,國力也往往衰敗。而中山國不僅能於戰國初年復國並且迅速恢復國力,不僅與三家分晉的特殊歷史時期有關,也與中山國的遊牧文化色彩有一定聯絡。遊牧民族的特徵中山國不需要依靠大量土地發展農耕,和後來的匈奴等遊牧民族類似,隨時可能東山再起。據歷史記載,中山國在第一次滅國後,國民遁入太行山中,為以後的伺機復國提供了基礎。

但遊牧文化既是中山古國在春秋戰國諸多國家中獨特的亮點,也為它的最終衰落埋下了伏筆。它雖然一定程度上吸納了中原農耕文化,但始終無法真正融入其中,也就無法再諸侯爭霸戰爭中紮下堅實的根基。在外交上,中山國被其他國君視為‘’夷狄‘’,儘管曾經建立強大的外交和附屬國體系,但始終和他國保持著分別,在國內也難以建立穩固的農耕經濟,與春秋戰國發展的大趨勢相悖。再者,中山國對文字典籍缺乏重視,其歷史大多依靠別國史官的記述,導致自身缺乏文化與歷史基礎。當戰國時期各強國普遍接受外來文化以強化自身實力時,中山國便不斷衰落下去,其滅亡也是歷史的必然,中山國也正是被採納‘’胡服騎射‘’的趙國所滅。

但是,中山國作為中國歷史上早期的遊牧民族建立的國家,其逐漸納入諸侯的版圖的過程,也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較早的民族融合,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豐富的出土文物證明了中山國曾發展出高度發達的文化,許多人也由此提出中山國是戰國‘’第八雄‘’。事實上,歷史上確實記載中山國在‘’戰國七雄‘’面前顯得不落下風。公元前323年,中山國在‘’五國相王‘’中稱王,在公元前4世紀末也曾相繼打敗燕、趙兩國。然而,中山國的實力也不一定如當今有些人想象的強大,否則也不會過早地滅亡。古中山國的實力究竟幾何,是否真正具有強大的地位,則需要更多的考古資料加以驗證。

隨著更多的出土文物和文獻資料納入研究,中山國中將揭開它神秘的面紗,為春秋戰國諸侯混戰的研究增添新的一筆,也為中華文化增添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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