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末年，朝政腐敗，時局動亂，各地農民紛紛起義，這其中，就有劉邦。
而與劉邦爭雄的就是西楚霸王項羽，但是，在楚漢之爭中，劉邦成了最後的贏家，建立了秦朝之後的又一個大一統王朝。
雖然，漢朝在建國之初，國家的實力就不斷地上升，併成為當時的強國。然而，在漢高祖劉邦去世之後，一直侵犯大漢朝的匈奴，又開始騷擾漢朝的邊境了。當時，匈奴的首領，甚至，給漢朝的皇太后呂雉寫信，對她進行言語侮辱，這算是匈奴對漢朝赤裸裸的挑釁了。
但是，此時的漢朝，並不能和匈奴產生正面上的衝突。那是因為：此時的匈奴正處於強盛時期。匈奴在首領冒頓單于的帶領下東征西討，此時的國土已經是非常遼闊了。他們不僅佔領了東部的大興安嶺地區，還在西部的蔥嶺站穩了腳跟，而北部的貝加爾湖，也成為了匈奴掠奪物資的重要區域。如果，南部邊界沒有長城阻隔，那麼，匈奴定會三天兩頭來西漢騷擾。
由此可見，此時的匈奴已經不是當初那種居無定所的遊牧民了，他們儼然發展成了北部最強大的少數民族。不僅控制著各個重要的關隘，還統領著這一區域內的所有民族，這些民族需要向匈奴交稅，甚至，在戰爭時還需要聽候匈奴人的調遣。
所以說，如果漢朝與匈奴一旦發生戰事，匈奴不僅有錢還有人。
不僅如此，匈奴還佔據了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如果，他們和各個部落的部落首領達成了聯盟，在軍事戰略佈局上，完全可以包圍住西漢的數十萬大軍，這也是匈奴首領冒頓單于敢於向西漢挑釁的資本。
並且，更重要的是，西漢內部也有和匈奴勾結的官員，如果，這些官員和匈奴裡應外合，那麼，一旦雙方發生戰事，西漢就有被匈奴佔領的風險。西漢的統治者在分析了敵我實力之後，認為：避其鋒芒、韜光養晦才是目前最好的應對辦法。
所以，面對正值風光的匈奴，西漢採取了和親、賜貢等手段來安撫。但是，時間一長，匈奴就變得越來越張狂、貪婪，可見，在敵強我弱的局勢之下，西漢是非常被動的。以至於，要想打破這種被動的局面，只有自身的強大，才是唯一的出路。
於是，在漢朝經歷了“文景之治”之後，國家的實力就變得強大了起來，西漢的統治者就開始盤算著怎麼對付一直以來都不安分的匈奴。
公元前141年，西漢的第七位皇帝劉徹繼承皇位，史稱漢武帝。俗話說，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可見，漢武帝對漢朝的發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在漢武帝執政時期，他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帝王，又怎麼會允許匈奴侵犯漢朝的邊界呢？
於是，漢武帝就命諸位大臣商議對付匈奴的策略，有人就上報：“目前匈奴和大月氏族結怨很深，主要是匈奴一直欺凌大月氏，還曾砍掉大月氏首領的頭顱用來當酒杯，這不是普通的欺凌而是赤裸裸的侮辱。若我們能與大月氏族聯合，一起攻打匈奴，必定會取得戰爭的勝利。”
然而，現今最困難的事情卻是怎樣與大月氏族取得聯絡，然後結成同盟。要和大月氏族取得聯絡必須經由匈奴控制的地方，這樣的話，一定會被匈奴抓到，則有失去生命的危險。但是，即使有危險，也要去嘗試，而張騫就是這個嘗試與大月氏取得聯絡的英雄。
據史書記載，張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也就是具有堅韌不拔、心胸開闊，以信義待人的優良品質。張騫從小就喜歡四處遊走，不僅練得一身武藝，還具有非常開闊的眼界。也正是張騫這樣的氣魄，才使得他最終戰勝了各種難以想象的困難，獲得了成功。
公元前139年，張騫奉漢武帝之命，率領一百多名隨從，由匈奴人堂邑父為嚮導，從長安出發前往西域。與其說，張騫這一次是出訪，還不如說，張騫這一次是去冒險。因為，從西漢建國開始，從來就沒有派遣過如此多的人去往陌生的西域。
果然，在張騫等人穿過河西走廊的時候，不幸碰上了匈奴的騎兵，於是，他們全部被匈奴人抓走了。匈奴的首領軍臣單于，在得知張騫想要出使大月氏時，就對張騫說道：“大月氏在我們的北邊，你們怎麼前往呢？你們想要越過我的地盤，去大月氏，肯定要聽從我的命令”。
由此可見，張騫等人想要出使大月氏，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此後，張騫等人就被匈奴軟禁了起來。面對匈奴的各種誘惑，張騫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就這樣，張騫一直忍辱負重，在匈奴停留了十年之久。最終，匈奴人對張騫等人的看管有了鬆懈，張騫就帶著自己的隨從逃離了匈奴的管制。
然而，世事難料，在張騫停留匈奴的十年間，時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逃出匈奴的張騫，並沒有返回西漢，而是繼續完成自己的使命，出使大月氏。但是，當張騫到達大月氏族之後，竟發現：大月氏的人，早已經忘記了與匈奴的仇恨，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
面對如此境況，元朔元年（前128年）張騫只好回國。
歸途中，張騫為避開匈奴勢力，改變了行軍路線。計劃走塔里木盆地南部，崑崙山北麓的“南道”，從莎車，經于闐（今和田）、鄯善（今若羌），透過青海羌人地區後歸漢。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淪為匈奴的附庸，張騫等人再次被匈奴騎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到了元朔三年（前126年）初，匈奴為爭奪王位發生內亂，張騫趁機和堂邑父逃回長安。從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發，至元朔三年（前126年）歸漢，共歷十三年。出發時是一百多人，回來時，僅剩下張騫和堂邑父二人。
雖然，張騫未能達成出使的目的，但是，張騫卻走出了一條著名的“絲綢之路”，這對於當時的漢朝乃至現今的中國來說，都有著非凡的意義。
後來，漢朝兵強馬壯，特別是在衛青和霍去病對抗匈奴的戰爭中，逐漸扭轉了西漢對匈奴的被動局面。就這樣，到了元狩四年（前119年），張騫有了再次出使西域的機會，此時的張騫不僅帶了眾多人馬，還帶上了中國在“絲綢之路”上的第一桶“絲路基金”。
從此，西漢終於打開了西域之門，更是形成了“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的景象。
參考資料：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漢書·武帝紀》、《漢書·西域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