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庚被滅，“三監”伏誅，但東夷仍不臣服。於是周公繼續東征，經過三年的征伐，才得以平定這場動亂。據《呂氏春秋》所載，此次東征，範圍極廣，聲勢達於江南。而周公得勝，則基本消滅了殷商王朝的殘餘勢力，鞏固了周王朝在東方的統治，擴大了周的轄地，為後來成王、康王時期的平穩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並使之成為西周王朝最穩定發展的時期，所謂“刑錯四十年不用”，史稱“成康盛世”。
但周人似乎天生有“生於憂患”的意識，周公尤然。至少他想不通，管、蔡、霍三人，都是文王親子，武王手足，大周諸侯，為什麼會從“監”人而變成與所“監”之人一起造反呢？最終使得自己不得不誅管逐蔡，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於是，他在年幼的康叔赴衛的時候，萬般囑咐，說：商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他禍亂朝綱，不施仁政，最後導致諸侯舉義。管蔡之流，卻是無視朝綱，監守自盜，禍國殃民，自甘成寇。所以你到衛後，首先，要求訪那裡的賢人長者，向他們討教商朝前興後亡的原因；其次，務必要愛民。
為了讓康叔更好地記住，周公又把自己的囑言寫成了《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章，作為施政的要領送給康叔。
一則，康叔的封地衛國，是原殷人的腹心地帶，民族問題尖銳，社會問題複雜；二則，康叔繼三監之後而治衛，任重而道遠。所以《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主旨皆在講述“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的思想。
《康誥》為三誥之首，其目的更是如此。“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本就是周文王平天下的綱領。“明德”意在“保殷民”；“慎罰”則是依法行事，並且不可濫用。有的案情需要審慎的考慮，才能判定。至於殺人越貨，“不孝不友”的，則要“刑茲無赦”。通篇《康誥》，反覆強調“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就是為了讓勸誡康叔勤勉從事，不可圖安貪逸。正所謂“天命”並非不變，只有“明德慎罰”，參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才能鞏固大周天下。
至於《酒誥》，則是針對殷民酗酒的風俗而寫的。其實，殷代先王，從成湯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別說聚會飲酒了。但殷商後期，酗酒成風，竟到了無可抑止的地步。周人因農起家，而釀酒則要耗費大量糧食，喝了之後又容易誤事失言，所以周人是向來鄙視而不能容忍的。故而才有周朝禁酒一說。但是周公並非全面禁酒：在祭祀慶典之時，周人還是可以喝一點的；但殷人卻沒有這種限制，可以飲酒，然而群飲卻是萬不可行，不僅不能放縱，還要通通拿住，押解進京，也就是“以歸於周”，並對外宣稱“予其殺”。“予其殺”就是我將要殺，但是未必就殺，所以才“歸於周”。這樣大費周折，無非是不想給殷人留下“封（‘封’是康叔的名字）刑人殺人”的印象，避免刺激民族仇恨。不僅要避免這種形象，還要引導殷民“藝黍稷”，也就是種莊稼；或者“肇牽牛，遠服賈”，“服賈”便是做生意，這正是商人所擅長的。總之，是讓他們迴歸正業，不要貪杯酗酒。所以，對於飲酒一事，周公在政策上的區別對待，還是十分鮮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