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我是溫州人》節選
南宋——天子腳下溫州人
作者：吳明華
金兵佔領中原，欽、徽二宗被擄，康王南逃。這個時期的溫州終於趕上了中原，在經濟、文化諸方面，都是溫州歷史上的高峰期。考其因由，大約有三：
一是康王南渡，偏安杭州（臨安），朝廷離溫州近了，再不似以往的天高皇帝遠，任其自生自滅、有無兩可了。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趙構避金兵難，泛海抵溫，駐蹕江心孤嶼之後，朝廷對溫州更加重視，譬如置市舶務，管理對外貿易，將溫州柑桔列為貢品等等。
二是康王南渡，中原貴族大戶隨之而來，帶來不少錢財珍寶，也帶來中原奢華的生活方式，“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在某種意義上說促進了江浙一帶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溫州也隨之發展了。
三是京城就在眼前，溫州士子赴考不像以前那樣千里迢迢。以宋為例，康王南渡前，京都在汴梁，溫州的讀書人要赴京趕考，須舟車勞頓經月；南渡後，溫州人到臨安考試，只需十數日，赴考方便促進了學文習武的熱潮，中舉的人多又鼓勵了赴考士子，形成良性迴圈。據統計，自隋煬帝創置進士科開始，至清光緒三十一年廢科舉為止，溫州考中文進士的有1583人，其中宋朝就有1371人。武進士393人，宋朝有374人。可見兩宋溫州舉子之盛。徐奭、王十朋、木侍問、趙建大、周坦、徐儼夫、周旋7人還中了狀元。而中武狀元的人則有11人之多。是時，真可謂士林薈萃，文風蔚然。
徐照、翁卷、徐璣、趙師秀合稱“永嘉四靈”，詩成南宋一派。他們的詩風淺近平易、簡約清淡，影響很大。與此同時，永嘉雜劇興起，當時的九山詩會、永嘉書會的才人，編選成《趙貞女》《張協狀元》《王魁》等名劇，在廟會、節慶時演出，是為南戲的發源。而後發展到元朝由溫州才子高明（高則誠）寫就的《琵琶記》，被稱為“南戲之祖”，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戲劇。更應大書一筆的是永嘉學派以及它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兩宋以來，溫州的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對外貿易日盛，元祐五年（1090年），“改造船場於郭公山麓，歲造船以六百艘為額”，新設船廠，年造船600艘，規模夠大了！所以才會有後來建立市舶務之舉。經濟的發展，對外貿易的增加，必定促進學術思想的活躍。盛行於當時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因空談義理、不務實際，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溫州的薛季宣（1134—1173年）開創事功之學，陳傅良（1150—1203年）進一步闡述其經世致用的思想，爾後葉適（1150—1223年）等人提出“以功利來衡量義理”，“教人就事上理會”。認為“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永嘉學派的理論一掃當時學術界的迂腐之氣，具有進步的意義。事功學說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了溫州人的價值取向，直至今天，人們在探究改革開放後“溫州模式”產生的思想淵源時，仍然可以從永嘉學派的理論中找到某種聯絡。
這裡要特別提到溫州郡守韓彥直。韓是與岳飛齊名的抗金大將韓世忠的長子，宋紹興十八年（1148年）進士。淳熙四年（1177年）起任溫州知州。“九月，用州之錢米有藉無名者合四十餘萬，益以私錢五十萬，命幕僚與社、里長，募閒民開浚永嘉城內河道，計一萬三千餘工，浚環城河道二萬三百餘丈，從此遠坊曲巷皆通輕舟，鬱滯得舒，民間和樂，頌聲大起。”也就是說，他將政府小金庫的錢，加上自己的私錢，用來浚疏溫州城南的河道，造福於民，難怪會“頌聲大起”。是時溫州種植柑桔甚盛，韓彥直愛桔，於淳熙五年十月撰《永嘉桔錄》三卷，為世界上最早的關於柑桔的專著。書中載溫州桔種十四、柑種八、橙種五，合共27種，而以泥山（今蒼南縣的宜山）柑為第一。他在溫州“首捕巨猾王永年，窮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間積逋，以郡餘財代輸之”，政績卓著。韓彥直後來官至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轉光祿大夫致仕。按現在也算當到“國務委員”這一級的大官了。
偏安終究無法久遠，1276年，元軍攻陷臨安（杭州），陸秀夫、張世傑等攜益王趙晸、廣王趙昺逃來溫州，後文天祥由海道過零丁洋趕來，居江心嶼，欲招兵買馬，圖謀復興。終因大勢已去，迴天乏力，唯留下千古傳頌的《正氣歌》。溫州江心嶼至今仍有文信國公祠以紀念文天祥。2004年我陪文天祥第24代裔孫文元衍（遙遠）先生謁文信國公祠，文先生稱：全國各地文信國公祠不少，唯溫州的儲存完整，清潔儒雅。
本文節選自吳明華《只因我是溫州人》一
書，該書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吳明華，1942年出生，曾任中國作家協會
浙江分會理事，溫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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