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出身於韓國公族，是戰國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韓非喜歡刑名法術之學，與楚人李斯同時學於荀子門下。雖然荀子通常被歸於儒家，也十分推崇孔子，但他卻與時俱進，積極倡導法治。因為荀子的法治思想，後人往往將他歸入儒家向法家過度型或是儒法合流型人物。韓非與李斯都是荀子學生，卻都以法家思想聞名於世，也是吸收了老師思想的精髓。後來，李斯輾轉來到了秦國，協助秦始皇統一了天下，自己也坐上了相國之位。雖然人生如此成功，但與韓非相比之時，李斯依然自愧不如。
旁人看來，才勝李斯一籌的韓非理應創出一番更加輝煌的事業。
是金子就不會被埋沒，韓非之才也得到秦始皇的高度欣賞：“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為此，秦始皇不惜派兵急攻韓國，強迫韓王派韓非出使秦國。遺憾的是，韓非雖然有才，卻有口吃的毛病，不能公開與人談經論道。到了秦國後，因為不能及時自辨，韓非被李斯、姚賈等人惡意誣陷，最終被投入獄而死。一代法學大家，卻窩囊地死在了秦國監獄，令人無比惋惜！
然而，韓非自知不善言辭，為彌補此缺憾，只能發憤著書。他“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在他的著作中，韓非詳細論述了法治的源起，法治強國以及維持國君權威的關聯性，還全面地闡述了各種推行法治的方法，可謂法治大全書，自然而然受到了有著吞併天下野心的帝王們的歡迎。雖然韓非並無執政的實績，但他卻是戰國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即便秦人因猜忌而將他殺害，但韓非思想已深深影響了秦人。韓非死後，秦二世胡亥與丞相李斯都屢屢引用韓非之語，這就是明證。
作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卻終身都沒有將理論付諸實踐的機會，這當然無比遺憾。不過，在韓非之前，已有無數位法家人物參與了列國的變法歷程。透過對前輩法家先鋒人物的深入反思，韓非總結出了一套更為全面的法家思想，依然值得稱道。
韓非之前，商鞅與申不害無疑都是列國變法中的佼佼者。韓非也深入研究了他們二人的變法歷程，並對他們變法的成效進行了深刻總結。
商鞅以“法”強秦，申不害用“術”佐韓，二家學說誰才是治國最為急需？
所謂“法”，就是法令由官府明確制定，刑罰在民眾心中紮根，獎賞遵紀守法之人，懲罰觸禁犯令之人；所謂“術”，就是依據才能授予官職，按照名位去責求實績，操控群臣生殺大權，考核群臣的能力。韓非認為，“法”是下臣必須遵循的，“術”則是君主必須要掌握的。二者就好比衣服與食物：人不吃食物，十天就會餓死；不穿衣服，在極寒天氣下也會凍死。因此，二者缺一不可。
為闡明這一觀點，韓非就以秦、韓二國為例加以說明。
申不害輔佐韓昭侯時，韓國之法並不明晰。一方面，韓國脫胎於晉國，晉國舊法未除，韓國新法又頒佈了；先前國君的法令未收，繼任國君的法令又下發了。申不害沒有專一推行新法，韓國法令無法統一，因此韓國政事也陷入了混亂：大臣看到舊法對自己有利，就依照舊法辦事；看到新法對自己有利，就遵照新法行事。這樣的混亂局面下，即使申不害輔佐韓昭侯以各種各樣的“術”來考核下臣，可奸臣們依然有辦法來為自己開脫責任。有“術”卻無“法”，這是申不害變法十七年未能成功的根本原因。
商鞅輔佐秦孝公變法，讓秦國國富兵強。可數代之後，因為秦君缺乏統治之術，強大的秦國竟然成了奸臣的謀私利器。秦惠王時的張儀，就頻繁地以秦國壓制韓、魏二國為己謀私利。秦昭王時的魏冉，越過韓、魏二國攻打齊國，只為擴充套件自己的封地陶（今山東定陶北）；戰事進行了五年，秦國領土卻沒有絲毫的增加。後期應侯範睢取代了魏冉，可他派兵攻打韓國八年，也不過是為了獲得汝水以南的封地！
有“術”無“法”，國家難以得到治理；有“法”無“術”，國家又容易被奸臣利用。所以，韓非認為，治國必須“法”、“術”並重，二者缺一不可。
既然必須“法”、“術”並重，那麼主君用申不害之術，百官行商鞅之法，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了嗎？
韓非的答案卻出人意料：還是不行。這是因為，申不害的“術”與商鞅的“法”都還不夠完善。
申不害的術治，強調職權分明：“官吏們處理政務不能超越職權，職權外的事務即便是知道也不能插嘴。”韓非以為，處理政務不能超越職權是對的，但職權外之事不能評說——這就意味著不要舉報他人過失。在治理天下時，國君需要“絕聖去智”；因此，就必須要一國之人為之耳目。如果下臣有過錯都無人告發，國君“耳目”不就失聰了嗎？
商鞅獎勵戰功，其法規定：“斬獲一個甲首可升爵一級，想做官就給年俸五十石（dàn）的官職；斬獲兩個甲首升爵二級，想做官就給年俸一百石的官職。”但不論官職大小，官員都是管理者，專業在於管理；斬殺敵人的獲得戰功，其特長在於勇氣、力量與技擊。用官職來賞賜軍功，無異於讓軍士去當醫生和工匠，絕大多數人都不能勝任。
韓非的思想中，明君在治理天下時，就應該擯棄自身的“聖”與“智”：“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chì）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這樣一來，有了功勞，國君自然就獲得了賢名；有了過錯，辦事的下臣則承擔罪責，國君名聲卻不受損害。依靠他人替自己辦事，實現“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的效果，這才是賢明君主治理天下的關鍵。為了達成這一目標，就必須緊密結合“法治”與“術治”。申不害之術與商鞅之法雖然實踐在先，也取得了較好的治理效果，但都存在不足之處。因此，必須進一步完善二人的“術治”與“法治”，才能最終實現老莊等人所推崇的無為而治。
不過，在完美結合“術治”與“法治”後，韓非的理念完全付諸實施，天下就能無為而治，永久無患了嗎？
秦始皇推崇韓非法治理念，一生中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法治”與“術治”的完美結合，並憑此吞併了六國、統一了天下。敵人都不復存在，天下都統一於秦法，按韓非之說，此時大秦帝國就可以無為而治了。可秦始皇去世剛一年，陳勝吳廣就揭竿而起，攪亂了大秦天下，最終令秦二世而亡！
以此而言，韓非所推崇的理想治理模式並未能實現天下長治久安，這卻是怎麼回事？
後世大多認為，秦二世而亡是因其執政太過苛刻，並藉此來貶低法家。可後世漢武帝“外儒內法”治理模式的成功，證明了後人其實並未完全否定秦人治理模式。以此而言，後人對韓非思想的弊端並沒能統一認識。
直到千年後的北宋，一位文學天才藉助一篇文章，道出了韓非思想的真正弊端。這位天才，就是歷史著名的文學家蘇軾。父親蘇洵、蘇軾與弟弟蘇轍並稱為“三蘇”，父子三人曾以《六國論》為題各寫下了一篇文章。
雖然蘇洵的《六國論》流傳最廣，也最受人稱道，但蘇軾的《六國論》卻別出一格，從另一角度來論述了大秦帝國的滅亡。
蘇軾的《六國論》中，先闡述了戰國列國士人備受推崇的史實，隨後指出只要這些士人能得到供養，就能維持國家大局穩定，不至於走向混亂。這是秦統一天下前，六國國君雖然大多與秦始皇一樣暴虐，可百姓卻鮮少反叛的重要原因。可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因此，大勢摧毀名城、殺戮豪傑，百姓中的優秀人才都遣散歸農，致使天下士人再難有用武之地。這才是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
“任法而不任人”、“民可恃法而治”、“吏不必才”，這些都是韓非的法治思想。蘇軾以為，秦人依恃法治而不願養士，讓天下豪傑之士難以實現自身抱負，最終只能像飢渴的虎狼一樣，瘋狂反噬大秦帝國了！以現代理念而言，這就是人不斷追求更高階需求的必然結果。秦始皇以韓非理念治國，認為只要完美結合“術治”與“法治”，天下人都將自動成為大秦帝國這臺巨型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各行其職、各盡所能。然而，這臺按部就班的帝國機器上的小零件，能滿足天下那麼多傑出士人的更高階需求嗎？顯然不可能。所以，這些豪傑之士只能奮起反抗，打碎這臺機器、重新制定社會秩序，才能實現自身的抱負。農民陳勝都喊出了“燕雀焉知鴻鵠之志”的口號，就充分證明了這點。
正如蘇軾所說，無法令天下人都有充分發揮自身才乾的機會，這才是韓非治國理念的最大弊端所在。
——完——
作者
|欲雲：喜歡歷史的理工男，現居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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