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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璩及其《華陽國志》
肖 俊
常璩，東晉著名史學家，其所著《華陽國志》，被譽為“方誌之祖”。當代著名學者任乃強在其《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中說：《華陽國志》，“於地方史中開創造之局”“在絹素時代，為地方史一鴻篇鉅製矣”。
常璩畫像（梅凱 作，四川省方誌館藏）
常璩能在中華文化中開地方史之局，撰寫出地方史中的鴻篇鉅製《華陽國志》，顯非歷史的偶然。這既是他才情的展示，也是他對時代的思考。孟子所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也許，這就是常璩當負的“大任”。
本文將從常璩家族、常璩所處的時代、常璩其人、常璩著《華陽國志》、《華陽國志》的影響與意義來著筆，其目的是展示歷史賦予常璩的“大任”以及這“大任”給予歷史的意義。
常璩家族
常璩在《華陽國志》“江原縣”條目中有語：“東方常氏為大姓。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常璩為江原小亭鄉人，他在寫故鄉江原是個富庶之地後，明確“常氏”是這富庶之地的“大姓”。同時，他還明寫“常氏”“大姓”之“大”——文井江上有常堤30裡。常氏家族在文井江上有堤30裡，可見其家族所要保護與灌溉的良田有多少。
常璩在展示常氏家族的“大”之後，又在“先賢”“後賢”篇目中提及20多個常氏家族的人。這些人，從時間跨度來說，長達100多年（從漢獻帝時常洽至自己）。所要言者無非是常家非暴發之家，其家族之“大”是一代又一代的發展與積澱所致。從人物的身份來看，大都為官宦，且不少為縣令（長）、太守，主政一方，其次為學者。所要言者無非指明常家為鐘鳴鼎食之家、簮纓詩書之族。從人物的事蹟來看，在朝為忠臣，在官為能吏，在家為孝子，為友則仗義。常璩如此介紹常家人氏，所要論者，常氏之“大”，非地方豪強，而是國家棟梁。
常璩就出生於這樣的家族，香薰書染後，長大成人。
常璩所處的時代
常璩出生於西晉而終於東晉，為官成漢政權。其所處時代有幾個特點：
（一）天下動盪，人心思合
東漢末年，諸侯割據，天下三分，致使“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於是天下思其一統。魏元帝景元四年（263），魏統一巴蜀。晉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國歸晉，全國大致實現統一，結束了戰亂紛爭的局面，爾後出現太康之治。然而由於晉惠帝的無知，晉宗室權力恣意澎漲，導致“八王之亂”。隨後“五胡亂華”，天下再次分崩離析。晉王室東遷，司馬睿在王導、王敦的擁戴下在建康城重建王朝，是為東晉。然東晉政權只管控著江南和荊湘地區。
晉惠帝永安元年（304），李雄在成都建立政權，此後全國各地還先後建立了15個國力強勁的政權，被統稱為十六國。十六國時期，戰亂不斷，生靈塗炭，於是天下統一，又成為有識之士的宏願。
（二）世殊時異，輕視巴蜀
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裡，巴蜀之地竟兩次歸於司馬氏主宰的政權（中原王朝）。一是蜀漢景耀六年（263）蜀漢歸於司馬昭主宰的魏，一是東晉穆帝永和三年（347）成漢歸於司馬睿建立的東晉。然因世殊時異，巴蜀官員受到的待遇迥然不一。
263年，雖是魏破蜀，然魏之政權實操於相國司馬昭之手。265年，司馬昭死，其子司馬炎繼其晉王之爵、相國之位。266年，司馬炎以禪讓方式逼退魏帝，登上皇位，建立西晉。無論是司馬昭還是司馬炎，所面臨的都是魏部分舊臣的反對以及東吳的獨立。為削弱魏舊臣反對勢力，也為贏得東吳官員的歸心，司馬昭與司馬炎都實行優待蜀漢的政策。主要體現在：保障內遷官員的生活質量，重用投降的蜀漢大臣，善待蜀漢舊臣的子孫後代。
崇州市街子古鎮華陽國志館
晉朝廷對巴蜀的優待，贏得巴蜀降臣的擁護，所以後之滅吳，以蜀之資源為主。然到東晉統一成漢之時，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初作為成漢政權的散騎常侍常璩，會同中書監王嘏，力勸皇帝李勢歸於東晉時，雖然有大一統思想作支撐，但焉能沒有歸晉後受到優待的考量？桓溫進入成都後，常璩被任命為參軍，隨李勢入建康後，竟未授予任何正式職務，其輕視之情，一至於此。
何以如此？這與東晉的門閥風尚密切相關。
（三）門閥森嚴，士庶天壤
司馬睿在江南重建晉王朝，完全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援，門閥制度達於鼎盛。人們以門第相尚、血緣相親，才學、品行、功績不再是考量他人的要素。桓溫伐蜀成功，東晉朝廷因為已沒有像“東吳”那樣的地方需要綏靖，所以對成漢降臣便沒有多少優待。當東晉士人以門閥的眼光來看待成漢降臣時，其鄙視與不屑自然畢露無遺。
只能做官的成漢降臣，也許除了忍氣吞聲，別無他法。然作為史學家的常璩，卻有話要說。
常璩其人
常璩，字道將，蜀郡江原縣小亭鄉人。約生於西晉惠帝元康元年（291），卒於東晉穆帝昇平五年（361），終年70歲。
常璩出生於江原巨族常氏家族，所以小時應該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不幸的是，在他成長過程中，蜀地接連出現大動亂。先是關中地區出現大荒，天水、略陽等地10多萬流民入蜀乞食。10多萬饑民入蜀，衝突在所難免，蜀地自然不得安寧。當此之時，由於西晉朝廷的混亂，所以導致益州刺史趙廞的反叛。趙廞利用10多萬流民與朝廷對抗，蜀地進一步陷入動盪。後流民軍與趙廞反目，西晉接連派軍入蜀，蜀地很快陷入生靈塗炭之境。作為江原巨族的常家，自然受到波及。為了家族安全，常氏家族在常寬頻領下，遠走他鄉，到了湖北。時常璩只有10多歲。大約因為年齡小，常璩未隨常寬而去，留在了江原。
為應對動亂不堪的局勢，許多豪家大族自動組織起來，既對付流民軍，也對付各股武裝勢力。當時，江原有範長生者，聚族而居青城。他將本族上千戶人家組織起來，並大規模囤積糧食，形成一股較為強悍的地方勢力。周邊許多人家及較小的家族依他而生，他的力量也因此而擴大不少。常家未走之人，大約也依他而生。十幾萬流民受到西晉軍隊的進攻，為應對被驅被逐的困境，流民組織起來接受李特的領導。303年，李特戰死。其子李雄拒絕投降，並帶領自己的人馬繼續與西晉作戰，後被推為流民軍首領。李雄擔任首領後，改變戰略，與西蜀地方實力派範長生聯合。
在範長生支援下，李雄建國稱帝，同時拜範長生為丞相，加天地大師之號。從某種意義上講，大成政權為李雄與範長生共治。大成政權建立時，常璩約15歲。雖尚是少年，但對世事應該有了自己的認識與看法。
在範長生協助下，大成國一時呈現興旺景象。據《華陽國志》“李特、雄、期、壽、勢志”記載：“雄乃虛己受人，寬和政役，遠至邇安。年豐谷登，乃興文教，立學官。其賦，男丁一歲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不過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無拾遺。獄無滯囚，刑不濫及。”但由於大成政權為流民所建，對朝章規則可能不甚瞭解，所以雖呈興旺景象，但綱紀不設、班序無別，以致“貨賄公行，懲勸不明。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伍”，所以還是國不成國、軍不成軍。
李雄立國30年而卒，因其雄才大略，所以“國運”尚可。大約在李雄之時，常璩進入了大成政權為官。其時，李雄為了政權的穩定，積極網羅蜀地勢家大族成員。常璩因其家族淵源，大約也因其飽讀詩書，故而被徵召入朝作了一名史官，因此，更能接觸大量文獻秘籍，並得以遍覽。在其閱讀中，他又特別留意巴蜀文獻，所以對巴蜀的人文歷史也就有了更加通透的瞭解。
李雄晚年，收取寧州，招輯流民。流落到交阯、南中、荊湘之地的蜀地流民，紛紛回蜀。這其中，包括當年隨常寬流亡在外的常氏家族成員。據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所述，“時璩方強仕，常氏還者鹹依之”“常族興焉”。也就是說，常璩此時成了常氏家族的領袖人物。也因此，“璩強學好問，招還流民中又多有識遠方地理與亂離故事者，記問既豐，頗多撰述。”大約在此時，常璩撰寫了《南中志》。李雄去世後，李班、李期、李壽繼立，常璩仍是史官。大約於此時，他撰寫了《梁益寧三州地誌》及《蜀漢書》。李壽殺李期而奪皇位，改國號為漢，與北地交好，常璩的《蜀漢書》大約因此而流傳到黃河流域。
華陽國志
自李班以來，皇室內部廝殺不斷，巴蜀因此兵結禍連。李壽奪位前，“巴西名士”龔壯勸其奪位後“歸晉、稱藩”。李壽登上皇位後竟違約，龔壯再上書李壽，勸其“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龔壯上書雖被李壽秘藏，但作為史官的常璩有幸讀到。龔壯的思想對常璩有深刻影響。
李壽去世，其子李勢繼立。在李勢時期，常璩任散騎常侍。散騎常侍，大約是皇帝的顧問，可能也參與朝政。但他對李勢的倒行逆施很為不滿。東晉桓溫伐蜀，作為蜀“漢”之臣，他理應憤慨，然他卻認為理有必然，這在《華陽國志》的敘事中可以看出。《華陽國志》在記桓溫伐蜀的背景時，全是蜀“漢”政權的陰暗面：一是李壽殺解思明、馬當。“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二是李壽“驕淫不恤國事，中外離心”，李弈舉兵反。三是引僚入蜀。“蜀土無僚，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至犍為、梓潼，佈滿山谷，水為民患。加以饑饉，境內蕭條。”在此情形下，“桓溫伐蜀”，也就在情理之中。李勢“大發兵”，然蜀將無能，致使桓溫直指成都，並兵臨城下。成都的蜀軍雖抵抗，然“自潰”。李勢“悉眾出戰”，也是兵潰。此時，常璩與中書監王嘏勸李勢投降。李勢雖不甘心，然最後還是“送降文於溫”。
常璩之所以持歸晉思想，除受到龔壯的影響外，作為常氏家族的領袖，大約也有保護宗族免遭塗炭的考慮。常璩對桓溫最初的做法應是肯定的。他在“李勢志”中言：“溫入成都，引漢司馬譙獻之、散騎常侍常璩等為參軍，舉賢旌善，蜀人悅之。”他原本期望東晉朝廷能如司馬昭、司馬炎之時，厚待蜀“漢”之官，並在桓溫“舉賢旌善”的舉措中看到了希望，所以特書“蜀人悅之”。
可以說，常璩於成都迎接桓溫時，心中充滿希望。但到建康城後，便滿是失望，甚至傷悲。其一句“選賢與能，人遠乎哉”，更是痛徹心扉。為化解心中之痛，他憤而作《華陽國志》。
常璩著《華陽國志》
撰寫《華陽國志》這樣的鉅著，一要才學兼備，二要視野宏闊，三還要有情懷。若非如此，斷難成功。而常璩，因家學淵源、出仕經歷、鉅變遭遇，成為不二人選。
常璩所撰《華陽國志》，非一次性完成，也非全在“江左”所撰。據任乃強在其《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中言；《華陽國志》“為篡合多種舊作所改編者”。
成都市新都博物館內的《華陽國志》區域性
常璩撰《華陽國志》，雖記寫的是巴、蜀、南中歷史（以巴蜀為主），但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回擊東晉士人對巴蜀的輕藐。因此，他在全方位考量敘“史”的同時，還要有針對性地敘寫。
東晉士人以正統自居，視巴蜀為荒蠻；以門第相炫，視巴蜀為末流。常璩撰《華陽國志》時，有幾點內容特別突出。
一是巴蜀歷史悠久。
這一點在“蜀志”記述中最為明確。《華陽國志》“蜀志”言：“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禪位於開明。”“凡王蜀十二世”“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收其精銳以補傷疾”，高祖因成帝業。
從以上記述中可以看出，蜀建國，遠在三皇之時的“人皇”之時，可謂久遠。黃帝孫子高陽為五帝之一帝嚳，有蜀血統，而蜀之侯伯，又為黃帝之後，蜀不可謂不正統。周武王伐紂，蜀參與，功績不可謂不卓著。蜀稱王，在於周失綱紀。僅開明王朝，即有十二世，歷史不可謂不悠久。漢高祖劉邦，依蜀之錢糧人力而成帝業，建立了中原正統。換句話說，所謂正統之建立，為蜀之貢獻而來。
二是物產豐富。
《華陽國志》在言李冰治水後，“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
三是文化發達。
《華陽國志》記述文翁於蜀辦學，“先吏子弟就學，遣俊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蜀學”一詞，首見於此。齊魯因孔子的存在，文化上自是高峰。而文翁辦學後，蜀學比於齊魯，可見蜀之文化相當發達。
四是地靈人傑。
這一點在“前賢”與“後賢”著筆最多。任乃強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中說：“明確頌揚巴蜀人士之德業功名足以傲世勵俗者，為《先賢》、《後賢》兩篇，以抒寫不堪東人誚藐之鬱氣。著力過猛，故雖僅兩卷，篇幅則大於地誌與霸史之四、五兩卷。猶嫌其發抒不盡，更輯《三州士女目錄》以充實之。”
《華陽國志》中記寫人物，竟達400多人，其文采風流如司馬相如、揚雄、王褒等，猶蓋於天下。
五是常氏家族，也為世家大族。
這一點，不僅在“江原”條目中明寫，還在“前賢”“後賢”中列出近20個傑出人士。對於自己家族的敘寫，常璩所費筆墨不可謂不多，這其中的用意，自是不言自明。
《華陽國志》中，還有許多內容值得玩味。然總體而言，一如任乃強之觀點：常璩“裒削舊作，改寫成為《華陽國志》，其主旨在於誇詡巴蜀文化悠遠，記述其歷史人物，以頡頏中原，壓倒揚越，以反抗江左人士之誚藐”。細觀常璩撰《華陽國志》，大約與司馬遷撰《史記》一樣，也為“發憤之所為作也”之作。然而這“發憤之所為作也”之後，司馬遷與《史記》列於不朽，常璩與《華陽國志》也列於不朽。
《華陽國志》的影響及意義
《華陽國志》自問世以來，便即流行，經世代刊刻，於今已有1600多年。也許，連常璩也沒有想到，他之所為，既為地方史開了一個“創造之局”，又為巴蜀留下了一幅光輝燦爛的歷史畫卷。
《華陽國志》在內容上是歷史、地理、人物三結合，體裁上又是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這是方誌史上的一個創舉。即如任乃強所言：“一至四世紀間，地方史志雖已發達，率皆偏記一類，無全面描繪之巨文。其一書而兼備各類，上下古今，縱橫邊腹，綜名物，摖道度，存治要，彰法戒，極人事之變化，窮天地之所有，匯為一帙，使人覽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實自常璩此書創始。此其於地方史中開創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記》者。”《華陽國志》所創體例一開，對後世方誌之撰寫，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其外，常璩還詳細記述西南地區各州之歷史、郡縣之沿革、治城之所在、山川之形貌、物產之富饒、風俗之殊異，以及名宦大姓之概況，為後世留下大西南豐厚詳實的資料。不僅為許多歷史學家所引用，如范曄著《後漢書》、裴松之注《三國志》、酈道元注《水經》、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鑑》等，即使在今天，它依然是研究大西南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華陽國志》自問世以來，傳抄者眾，刊刻者也眾。只清代，從事於此書校勘者即多達20餘家，由此，即可見其存在意義非同一般。世人謂《華陽國志》為方誌初祖，謂常璩為方誌大家，以此觀之，誠非虛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