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昏侯劉賀身世簡介
最近江西南昌發掘了西漢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之多、品位之高為近年所罕見。其陪葬品之奢華，非一般漢代列侯所能企及，這與劉賀的特殊身份有關，有必要略作介紹。
海昏侯劉賀，是漢武帝劉徹之孫，昌邑哀王劉髀之子。劉髀是武帝寵姬李夫人所生，因此他幼年時就深受武帝所寵愛，特聘儒學大師夏侯始昌為其少子劉髀施教。估計在立劉髀為昌邑王時，封賞也會特別優厚。但劉髀是漢武帝六個兒子中最平庸的一位。他既沒有政治野心，又沒有什麼政績，所以在《漢書·昌邑王博傳》中只有九個字的記載：“天漢四年（前9年）立，十一年薨。”劉髀死後，其子劉賀繼立為昌邑王。他“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遊獵不止”。這在當時是違背禮儀的重罪，因無人舉報，他就敢任意胡為。昌邑國中尉王吉勸誡劉賀要停止遊獵，注意讀書，“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讓他注意養生，使“體有喬、松之壽”，還暗示他與當今皇帝（昭帝）最親，可能有繼承帝位之機會。劉賀表面說：“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並給予很重的物質獎勵，但仍放縱不改。昌邑國郎中令龔遂對劉賀“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無度”，當面涕泣向劉賀勸誡說∶“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潰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併為他聘請“通經有行義者”，陪他一起學習，“以便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劉賀表面上接受了，沒過幾天就把陪他的人都趕走了。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4《漢紀·昭帝紀》，中華書局，1992年，第776—777頁。
《漢書》卷72《王吉傳》。
《漢書》卷89《龔遂傳》。
在劉賀繼承王位後的第十三年，即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昭帝駕崩，無子，大將軍霍光與群臣商議，要找一位與帝室最親近的人立為皇帝。當時昭帝的親弟兄中只有廣陵王劉胥還在世，但因他行為不道不為昭帝所用而被排除，另一位親人就是昭帝親侄、昌邑王劉賀可以當選。於是霍光就奏明皇后，請下詔遣行（代理）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迎接昌邑王進京主持昭帝喪事，實際是要立劉賀為帝。
劉賀接到徵書後，於當天中午即出發，黃昏時至定陶，半天走了135裡，累死的馬匹相望於道，其急切的心情於此可見。王吉上書勸誡劉賀說：“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即勸誡他不要過急。書中還說霍光輔政，有仁愛、勇智、忠信之德，為武帝所信任，故把天下託付給他，希望劉賀對霍光“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劉賀對王吉的忠告全當耳旁風。劉賀在路上不斷擾民生事，到濟陽（今河南蘭考）時，求長鳴雞、買積竹杖，過弘農（今河南靈寶）時，又令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供其淫樂。朝廷的使者責問昌邑國相安樂有無此事，劉賀謊稱無，遂以處置大奴善了事，以洗清劉賀的醜聞。劉賀至霸上（今陝西西安東），大鴻臚至郊迎接，騶官請他乘輿車。劉賀命昌邑王太僕壽成趕車，郎中令龔遂參乘。至長安東郭門（東都門），龔遂說∶“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劉賀說我喉嚨痛，不能哭。至長安城門，龔遂說：“大王宜下車，鄉（向）闕西面伏哭，盡哀止。”這次劉賀答應了，“哭如儀”。元平元年（前74年）六月，劉賀接受皇帝璽綬，即皇帝位。即皇帝位後的劉賀仍然淫戲無度，日與近臣飲酒作樂，鬥虎豹，或召皇帝專用的皮軒車，與親信各處遊蕩，違背聖道。龔遂知道後，哭泣著對昌邑國相安樂說∶“君，陛下故相，宜極諫諍。”而劉賀對所有諫諍一概不聽。
劉賀即位後，把原昌邑國的官屬二百餘人調至長安，越級提拔以掌握中央實權。太僕張敞上書諫阻說∶“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原來的）國輔大臣未褒（獎）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劉賀仍然不聽。
當時主政的霍光對新帝如此胡作非為深感憂慮，就問最親近故吏大司農田延年該怎麼辦。田延年說∶“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於是霍光暗中與大將軍張安世商量廢黜劉賀的計劃，然後又與田延年找丞相楊敞說明情況。楊敞初時驚懼，不知所言，後經其夫人開導，才表示“請奉大將軍教令”。
《漢書》卷72《王吉傳》，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875頁。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4《漢紀·昭帝紀》，第780—781頁。
《漢書》卷76《張敞傳》，第929頁。
王先謙∶《漢書補註》，中華書局，1983年，第831頁。
《漢書》卷66《楊敞傳》，第815頁。
在徵得丞相楊敞同意後，霍光召叢集臣在未央宮開會。霍光說∶“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聽後“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遂離席按劍說：先（武帝）託孤以安天下，知將軍忠賢，現在劉賀昏亂，社稷將傾，今日之議，必須迅速決定，群臣如有後應者，我將以劍斬之。於是群臣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聽之）。”會議之後，霍光即率領群臣向皇太后奏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受宗廟的情況。太后遂下詔不許昌邑群臣進入宮門。劉賀入朝太后，想回未央宮溫室，宦官閉門不許進。劉賀問為什麼不讓我進溫室？霍光跪曰∶皇太后有詔不讓進。車騎將軍張安世派羽林軍逮捕了昌邑群臣二百餘人，皆送人廷尉監獄。霍光又命令中常侍要看守好劉賀，不要讓他自殺，以免落下殺主之名。
不久，太后有詔召劉賀，劉賀很恐懼地說：我有什麼罪要召見我？太后身穿珠襦（宮服）端坐在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群臣以次上殿，昌邑王伏前聽詔。霍光、湯敞等大臣聯名陳奏昌邑王受詔人朝後的劣跡。如：居喪時無悲哀之心，廢禮儀；在進京路上不素食，掠取女子；立為太子後，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璽後，在昭帝靈前發璽不封；在宮中召引從官、官奴二百餘人敖戲；賜昌邑國侍中君卿取十妻；昭帝之棺在前殿時，擊鼓、歌吹、作俳倡；乘法駕馳驅北宮，弄彘鬥虎；召皇太后所乘小馬車讓官奴騎乘；與昭帝宮人淫亂；取諸侯、列侯、二千石印綬給昌邑國郎官、免奴為良人者佩帶，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採繒賞與遊戲者；令使者持節以三大牢（最隆重的祭禮）祭祀昌邑王，自稱“嗣子皇帝”。由此揭露了昌邑王即皇帝位前後荒淫迷惑、失帝王禮儀、亂漢家制度等及“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頻繁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最後楊敞奏曰：臣敞等謹與眾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帝后，行淫闢不軌，五辟（刑）之屬，莫大不孝者……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乘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漢書》卷68《霍光傳》，第832頁。
徵發，指向各地索要貢品。
《漢書》卷68《霍光傳》，第831—834頁。
楊敞所奏劉賀的劣跡中，每一件都構成殺身之罪，其中所說的“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分量頗重，意思是說，劉賀沒有祭祀高祖廟，沒有得到高祖的認可，就不能成為皇帝，應當廢黜。皇太后同意大臣的陳奏，劉賀就被廢黜了。按群臣的意見，劉賀被廢黜後應當流放到漢中房陵縣，太后不同意，命劉賀回昌邑，免去王爵，但原昌邑國的財產仍歸劉賀所有，另賜食邑二千戶，既沒封新爵，也沒說免為庶人，故昌邑人稱他為“故王”。這是一個很特殊的處分方案。劉賀憑昌邑國財產和二千戶食邑，仍有條件過他的奢侈、腐化、荒淫無度的生活。宣帝即位後，對劉賀頗有顧忌，怕他有復辟意圖，故暗中給山陽太守下詔讓他對劉賀監督、查防。 張敞受命後，就開始督察劉賀的行為蹤跡，並向宣帝秘密彙報。大的彙報有兩次。第一次是在地節三年（前67年）五月，說他親自視察“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督察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往來者”。意思是說他視察時，發現劉賀行為謹慎，對外沒有交往，也沒有閒雜人員出入。第二次大的彙報是在地節四年九月，張敞又親自視察劉賀住處，“狀故往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未銳卑（尖鼻），少鬚眉，身體長大，疾痿，步行不便，衣短大褲……察故王衣服，起居、跪起、清狂不惠（白痴）……終不見仁義”。中間還多次打過小報告。宣帝看過彙報後，知道昌邑王劉賀並無復辟野心，只痴迷於腐朽生活，而且未老先衰，體弱多病，遂不以為念，就放心了，於元康三年（前63年），封故昌邑王劉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後偵知他背地說霍光壞話而削戶三千。至神爵三年（前59年），海昏侯劉賀病逝。因其身前行為淫闢，“不得置後”。至初元三年（前46年），元帝才封劉賀子代宗為海昏侯，代宗死後其子保世嗣位，保世死後其子會邑繼立，直到東漢建武年間仍有海昏侯國存在。
以上史實說明，劉賀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他經歷了昌邑王、廢帝、海昏侯三個身份；但他又是很幸運的，他雖失去帝位，卻仍擁有昌邑國財富及侯爵。他死後殉葬品之所以豐富多彩，與他擁有昌邑國財富有關，是一般列侯無法企及的。當然也反映了漢代“昭宣中興”、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客觀情況。
二、昌邑王國地望考辨
關於漢代昌邑國的地望究竟在什麼地方，歷史文獻中很早就有爭議，有的說在山陽郡，有的說在豫章郡。那麼豫章郡說是怎麼來的呢？其根據介紹如下。
臧勵穌等編輯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對昌邑有兩個詞條。其一是“昌邑城”，在該詞條下說：“在江西永修縣北六十里。漢廢昌邑王為海昏侯，此其處。劉昭《後漢志注》海昏縣有昌邑城。《豫章記》：城東十三里江邊名慨口，昌邑王每乘海東望，至此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今名遊塘城。”其二是“昌邑縣”，在該條目下說∶“秦置。漢昌邑王國。山陽郡。後漢兗州刺史皆治此。南朝宋廢。隋復置。尋省。故城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漢書》卷63《昌邑哀王礴傳》，第775—776頁。
王先謙∶《漢書補註》，第204頁。
減勵穌∶《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香港商務印書館分館，1931年，第472頁。
這便提出了兩個昌邑的問題。特別是“昌邑城”條中“漢廢昌邑王為海昏侯，此其處”一語，雖較模糊，但再配以“昌邑王每乘海東望”云云，昌邑王國址在江西（漢豫章郡）的結論就幾乎坐實了。而關於山陽郡的“昌邑縣”，則只是簡單說了“漢昌邑王國”幾個字，遠不及“昌邑城”條寫得具體生動。而豫章郡有昌邑城，並且在此即廢帝昌邑王劉賀的昌邑國也是有據可尋的。關於把昌邑王國誤謂在豫章郡，首先是王先謙的《漢書補註》。他在《漢書·地理志》“豫章郡海昏”條目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李注有昌邑城。贛水注，繚水導源建昌縣（今南昌市新建區），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又東經新吳縣，又經海昏縣，為上繚水，又為海昏江，分為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為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逢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
王先謙的說法，又來自《續漢志》李賢注和《水經注》。
《後漢書·郡國四》∶豫章郡……“海昏”侯國。李賢注曰∶在昌邑城。《豫章記》（南朝宋人雷次宗撰）曰∶“城東十三里，縣列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
《水經注》“贛水”條∶“繚水又逢海昏縣，王莽更名宜生，謂之上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為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為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運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考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
這裡牽涉了南朝宋人雷次宗、北魏人酈道元和唐代人李賢。從簡單的年代先後看，雷次宗、酈道元、李賢三人相因並轉相發揮而成。雷次宗講了“昌邑王每乘流東望”；酈道元添加了一個“昌邑城”；李賢注進一步斷言“海昏侯國在昌邑城”。於是，這個故事就講圓了。起因於雷次宗，酈道元發揮了一下，李賢注作了定論。而這一切都是起因於一個非事實性的習慣性說法、一個不靠譜的說法∶“昌邑王每乘流東望。”本應是說“海昏侯每乘流東望”（如果不是海昏侯乘流東望而是昌邑王的話，那還是劉賀的得意之時，享受著王的尊嚴和待遇，他憤慨什麼呢？海昏侯因地位被廢，才有憤慨之氣），但人們習慣用昌邑王來稱呼海昏侯，於是產生了這個說法。酈道元進而又新增一個“昌邑城”。當然，酈道元也不是憑空想象，其根據也可能是《豫章記》。據謝曼《（康熙）江西通志》卷三十八記載∶“《豫章記》昌邑王賀既廢之，後宣帝封為海昏侯，東就國，築城於此。”很可能是劉賀從昌邑遷為海昏侯，在此新築城邑，時人或後人稱為“昌邑城”。如果是這樣的話，酈道元在記載此處的“昌邑城”時多說一句話給予交代，也就不會有後世的誤會了。既然漢代就有昌邑城，昌邑王后來又改封為海昏侯，自然會使人聯想到海昏侯是在昌邑原址獲封，李賢就這麼順勢而說。至近代，人們編寫地名詞典的時候就直接明瞭地說：“漢廢昌邑王為海昏侯，此其處。”一個歷史的誤會就這樣形成了。
真實的漢史文獻中，豫章郡根本就沒有什麼“昌邑縣”或“昌邑城”。
根據《漢書》有關記載，昌邑王國在山陽郡，海昏侯國在豫章郡，是極其清楚的。如：《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昌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為昌邑國。《後漢書·三》：山陽郡……“昌邑”，刺史治。《漢書·王子侯表》：“海昏侯賀”，國址“豫章”。
綜合《漢書》關於昌邑王或海昏侯的記載，可以得出三項鐵證，證明昌邑王國確實在山陽郡而不是在豫章郡。
其一，山陽郡與昌邑國的更替廢立，把此事說得甚明。《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昌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為昌邑國。”《漢書·昌邑哀王髀傳》∶“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為山陽郡。”這說明在昌邑王國建立之前，其地為山陽郡，在昌邑王國廢立之後，其地又恢復為山陽郡。
其二，《漢書·昌邑哀王髀傳》關於昌邑王劉賀進京路線的記載。劉賀是當天早接到讓他進京的詔書。他中午便出發，黃昏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按昌邑王（山陽郡）在山東金鄉縣（今屬濟寧市），距今山東定陶有一百三四十里，恰好是去漢長安（今陝西西安市）必經路線，如果昌邑王國是在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市），那就不僅是一百多里的路程了，而且從南昌去長安，也就不必走定陶、蘭考的路線了。這是不必考證就可以明白的事情。
其三，據《漢書》昌邑王傳記載：宣帝即位後，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這封詔書是專門發給張敞的，讓他暗中監督、察訪劉賀行蹤的，故不讓往下傳達。張敞當然心知肚明，於是就開始督察劉賀的生活、活動狀況，並多次向宣帝彙報，前已講明。我們現在所要說明的問題，是證實昌邑國一定是在山陽郡，否則宣帝不會讓山陽太守張敞去督察劉賀。如果昌邑王國在豫章郡，山陽太守是插不上手的，那隻能派豫章太守去督察劉賀才合乎情理。
綜上三種情況，昌邑王國地望是在山陽郡，是沒有異議的。
三、劉賀劣跡不能翻案
由於在海昏侯的墓中出土了很多珍貴的殉葬品，令人不禁產生喜悅心情，於是就想為劉賀的劣跡翻案，認為大將軍霍光、丞相楊敞等向太后陳奏劉賀劣跡不實，而說劉賀不可能在27日內做1127件壞事。其實霍光等向太后陳奏的是兩大項劣跡，先奏的是劉賀在進京路上的各種醜事及當上皇帝后所幹的各種壞事；後奏的是劉賀當上皇帝后派使者持節向各官署徵收貢品的1127件壞事。這1127件徵收貢品事，由於劉賀不必親臨其境，只要有一通詔書，持節使者們就完全可以辦成。這些都說明，劉賀確實是一個荒淫、浮華、奢侈、任性的皇帝。他墓中殉葬品之多，可能與任意徵發貢品有關。要知道劉賀墓中的奇珍異寶，並不是他有意留給後人的財富，而是讓他在也能夠過上腐朽的生活。這些珍貴的殉葬品都是民脂民膏，是漢代人民用血汗創造的曠世奇珍，應該是劉賀的罪惡見證。
在歷史上也確實有人認為，劉賀被廢是霍光一手造成的，如東漢學者王符就說：“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山、雲屏事，諸婿專典禁兵，婚姻本族。”王符還把霍光與王莽相提並論，說∶“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王侯貴族所乘之車）二十三。太后（王政君）專政，秉權三世，莽為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王符以上論述可以說不夠公允。
第一，說霍光“專相幼主”就不合史實。如昭帝即位時年方六歲，可以說是幼主，但這不是由霍光決定的，是漢武帝因知霍光“出入禁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故在臨終前讓霍光“行周公之事”，輔保少子（昭帝），而成“託孤”的首席大臣。再者，在元平元年四月昭帝逝世，必須立一位與昭帝近親為帝。霍光推立昭帝親侄劉賀是沒有私心的。當時劉賀繼承昌邑王位已有13年，再加上劉賀繼承王位時已經6歲，劉賀當皇帝時少也有19歲，已不算年幼，也說不上霍光“專相幼主”。在劉賀被廢之後，又立衛太子之孫劉詢為帝，宣帝即位時已經17歲，當然也不能稱為年幼。在昭宣二帝在位期間，霍光始終忠於漢室，並沒篡位的野心，這怎麼能與王莽專權三世、毒死平帝、“篡漢建新”列為同類呢？第二，霍光在昭宣二帝時，確實握有軍政大權，“政事一決於光”。霍光確實也誅殺過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並迫使燕王旦、鄂邑公主自殺，但是都與這些人結黨營私、謀權篡位有關，如果讓這些人掌權，漢政權將何以堪。第三，霍光也確實任用其親屬霍山、霍雲及其兩個女婿擔任禁軍和東西宮衛尉，但在霍光執政時，對其親屬約束較嚴，並未出現什麼大的劣跡。昭宣二帝對霍光也非常信任，霍光也恪盡職守，忠心為國，所以在霍光逝世後，享受到國家最高葬禮。但是霍光任用親屬的後遺症在霍光死後終於顯現。霍光之子霍禹繼任為大將軍，他專權亂政，為所欲為，霍雲、霍山等也相繼腐化，霍禹甚至要篡權自立為帝。特別是霍光夫人勾結女醫淳于衍害死許皇后，令其小女入宮為皇后事洩露，引起宣帝震怒，遂嚴查霍氏之案。霍禹被腰所，霍光夫人被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儘管霍氏最後受滅族之罪，而霍光輔佐昭宣二帝成“中興”之業績，仍為史家所讚揚。漢室的後世皇帝也承認霍光忠臣，所以至漢成帝時，就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說明漢代後世皇帝仍承認霍光是忠臣。《漢書》作者班固對霍光也給予很高的評價。其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見）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僕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帝）立宣（帝），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伊尹）何以加此。”司馬光完全同意班固對霍光的評價，故在《資治通鑑》卷二十五中全文照錄班固的讚語，同時也表達了為霍光鳴不平之意。司馬光說：“夫以顯（霍光夫人名）、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置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遺類），孝宣亦少恩哉！”從班固、司馬光的評語來看，霍光剷除燕王旦、上官桀、廢劉賀等事，都是他們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不能翻案，而霍光對上述等人的處置，都是忠於漢室，並無個人野心，對此也應該肯定。
《漢書》卷68《霍光傳》，第8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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