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歐洲鄰國或與美國相比，聯邦德國是一個缺乏神話的國家，至少缺乏政治建國神話和有關價值取向的神話。
法國人衝擊巴士底獄，發動了一場大革命，代表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政治取向；
美國爆發了獨立戰爭，在戰爭中踐行了自己的政治價值觀，譜寫了殖民地人民不畏強敵，頑強爭取獨立的歷史篇章，並激勵其後人不斷地戰勝困難和贏得挑戰；
英國人擁有對輝煌帝國時代的持久記憶，這個時代把“秩序和文明”帶給了全世界，而英格蘭精英們也從中獲得了自信；
波蘭人儲存了民族衰亡、重振河山，以及英勇抵抗直至最終勝利的歷史記憶，這大大加強了他們的民族認同感。
上面這些例子包括了民族的勝利崇拜，也包括引以自豪的犧牲故事，還包括了在政治和技術上的引領要求，它們都表明
政治神話發揮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
但在德國卻找不到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東西，唯有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政治、軍事失敗，以及對納粹恐怖罪行的記憶，先是讓德國人因羞恥而沉默，然後是歷史學家們果斷地對這些歷史做出了評價。
德國的歷史記憶同樣也可以促進民族性的形成，只不過它們普遍帶有負面色彩，起不到振奮人心的作用
。在這個問題上，德國的處境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其他國家都不用擔負類似的記憶，更無須揹負如此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日本沒有，作為蘇聯繼承者的俄羅斯沒有，義大利更沒有。雖然德國人這樣做了，但由於記憶的內容，他們無法獲得自豪感。透過深刻反省得到的政治自我認識，是無法充滿自豪地拿出來與他人分享交流的。
當然，
人們也可以把這種缺陷看成是優勢：在德國，人們終於可以擺脫神話帶來的誤解和迷惑，既不受神話故事的誘導，也卸去了被迫重演歷史的負擔，可以單純地用利益權衡和理性推理來從事政治事務
。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揭示這一點正是本書目的所在。
“從神話到理性”，中間沒有一條筆直的道路，在政治上就更沒有了。
另外，如果更仔細地考察就會發現，馬克斯 韋伯做出的祛魅診斷未免太過憂傷了，無法將其視作邁向更加理性和更加美好世界的進軍號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