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立波
1912年，31歲的魯迅在蔡元培的力薦下，出任民國臨時教育部部員，對於這樣的前途，魯迅一度非常的滿懷躊躇，多年後曾這樣回憶道：“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卻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
魯迅任職書
”為了把自己顯得年輕一點，魯迅還特意把年齡虛報了一歲。對於這次從政的訊息，他的故鄉的鄰居見了他都熱烈的對他說：“啊呀呀，你放了道臺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嚇，什麼都瞞不過我。”《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因此，魯迅的這次仕途，讓許多不太明就理的鄰居以為做了道臺，其實魯迅的品階相當於教育部的處長。
在教育部，魯迅身旁開始有了下屬，甚至“一進門，巡警就給我一個立正舉手的敬禮” ，因此讓魯迅也很是得意的感慨：“可見做官要做得較大，雖然闊別多日，他們也還是認識我。”幾個月後，魯迅被任命為僉事，算是教育部的中層官員，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寫道：“晨見教育部任命名氏，餘為僉事。”為了慶賀一下，魯迅特意把朋友聚到一起，“每人均出資一元”，熱烈的進行了一場不太算AA的宴會，吃過飯後，魯迅顯然心情很好，以至於發出了“歸時見月色甚美”的記載。
對於這次在交易部的重用，魯迅是很滿意的，甚至也認為自己的職位是不小的。 多年後魯迅先生曾面對他人嘲弄自己做官很小微不足道時，他自己這樣駁斥說：“據我想，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區區，只要看我免職之後，就頗有些人鑽謀補缺，便是一個老大的證據。”
顯然魯迅先生對這個崗位還是頗為自得的，因此骨子裡對於做官不進不排斥，相反是頗為熱衷，這種情緒與古代文人做官的心態大體相同，因此魯迅未能免俗才是正常心態。
魯迅先生所主管的方面屬於典型的“清水衙門” ，比如植物園學術研究或者博物館、圖書館等等，雖然如此又清又水的業務，但是魯迅先生卻做得非常熱心，由於在崗期間，比較敬業，還多次被評為“上士”，顯然是比較先進的個人了。當時的徐世昌給他的獎狀上的題語是：“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守學禰敦，當官無闕，才既勝於吏事，職當列清班，茲策命為上士。”可見這個評價是相當高的。
魯迅日記
對於這樣的榮譽，魯迅先生也非常重視，多年後離職還在回憶：“樹人充教育部僉事，已有十四載，恪恭將事，故任職以來，屢獲獎敘。”
然而民國的官場最終讓魯迅先生相當失望，原因與古代大體相當，就是官場上沒有過多可以使用的資源，朝裡無人難做官。此後仕途進入停滯狀態，而他的身邊的下屬們卻大部分升遷，有的反轉做了他的上司，這種變化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巨大落差，魯迅先生也不例外。
也有人分析，魯迅先生的仕途不得已與他的脾氣有關，由於愛恨分明，睚眥必報，在官場中勢必得罪許多人，沒能很好處理上級和同僚的關係。他的弟弟周作人佐證說道：“魯迅在教育部當千事時亦與上司爭意見，與章士釗就鬧得很兇。”
文人相輕的毛病在魯迅先生這裡也有一些體現，但是更多的時候魯迅先生在工作上是比較遵守原則的，他的三弟周建人對此回顧說：“魯迅在教育部中任職的時候，他當社會司下面的一個科的科長，是管圖書館事情的。有一回，一個次長叫他把一件公事給他批准，他看了一看公文，不不能批准。這種舉動由舊日做官的看來，可以說是不照做官的規矩。”《周建人文人》
此外，對於教育部的施政方針，魯迅先生往往看不習慣，並且認為大部分同僚都是缺乏才幹的。如1912年，一次的臨時教育會議決定取消美育教育，在當天的日記中魯迅憤而寫道搜：“開臨時教育會議竟刪美育，此種豚犬，可憐可憐！”
儘管得不到升遷，甚至幾度聽聞有被裁員的風險，但是魯迅在當時還是甘心坐這條冷板凳的，原因是俸祿可觀，但是在到了1920年後，由於時局動盪，開始出現欠薪問題，不得已魯迅先生給自己找了個去外校講課的兼職。魯迅在給郁達夫的書信中曾這樣描述：“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戲的一樣，每天總得到處去扮一扮。上講臺的時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又非得扮官不可。”
從32歲到46歲這段重要人生年齡，魯迅基本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度過的。1925年開始，由於單位總是欠發工資，以至於魯迅最終加入了討薪大軍，加之這年他與許廣平的結合，自然也不便繼續做民國的官，於是在廈門大學發出邀約後，他決定去那裡做教授，並且月薪400，已經相當不低。
總之，魯迅的公務員生活除了個性不能與上下級處理好關係外，欠薪不發工資是導致他最終辭職的主要原因，由此告別了體制內，走上了專業的教學和創作謀生的路子。對於魯迅的事業生涯，我想用他一句話最為貼切，“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才偉大。”顯然，魯迅先生的生活正因為有著普通人的焦慮、彷徨，才讓我們更覺得他的作品都是來源於現實生活的磨礪，在品嚐了許多人生的苦難後，才逐步找到了屬於他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