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古鄖鄉,從歷史的風風雨雨中向我們走來

文/邢方貴 編審/楊正林 授權刊發

@秦楚刊號

萬古鄖鄉,從歷史的風風雨雨中向我們走來

億萬年前,我們的故鄉大澤浩淼,水草豐茂,古木參天,縱橫洪荒的莽恐龍在林地水濱顯露崢嶸,以它們的奔跑、騰飛、怒吼,向世界宣示著遠古生命的威嚴!

鄖縣柳陂鎮青龍山地域的恐龍蛋化石群、梅鋪鎮李家溝村恐龍山發掘出的恐龍骨化石、

劉洞鎮發現的具科研價值的奇異的恐龍蛋化石,都證實了這一切。

六千四百萬年前,地崩山摧,烈焰沖天,恐龍滅絕!

但是,大自然格外鍾愛鄖山漢水,百萬年前,這兒依舊山青水秀,果蔬飄香,走獸遍地,飛禽蔽天,人類的遠祖—“鄖縣人”,誕生在宜於人居的這兒,他們用手中的石刀石斧,篳路襤褸,開啟山林,鍥而不捨地開拓著人類那艱難而悲壯的前行道路!

萬古鄖鄉,從歷史的風風雨雨中向我們走來

1989年、1990年5月在鄖縣青曲彌陀寺村學堂樑子發現的兩具“鄖縣人”頭骨化石證實了這一切。

嗣後,國內外新聞媒體及科技雜誌紛紛載文稱道:“國寶,在湖北鄖縣出土!”英、美、法、日等國具世界影響的《自然》雜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朝日新聞》等,也都在重要版面載文報道、稱讚這一劃時代的偉大發現。

“鄖縣人”、“梅鋪猿人”及楊溪青龍泉等22處新舊石器時代人類遺址,年代久遠,體系較完整,資料較翔實。考古證實,遠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鄂西北的鄖縣已是典型的屈家嶺文化產生、發展、興盛之地。像這樣的考古發現,為世界所罕見。

早期的人類,為了取水,總是依傍河流而生存蕃衍。黃河文明、尼羅河文明、恆河文明……人類的古文明都是在大江大河沿岸形成發展的。而夾於長江、黃河之間,以奔流不息三千里的氣勢流經中原大地的漢水,更孕育了遠古的中國人,產生了輝煌的漢文化。流澤延於今,漢人、漢民族、漢語、漢文化、無不與漢水有關。因此,中國自古就有“江淮河漢,謂之四瀆”之說,肯定了漢水在中華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也因此,中國詩歌發端的《詩經》之《旱麓》篇,《漢廣》篇,都記錄了漢山之蔥茂富庶,漢水之浩淼寬廣。

萬古鄖鄉,從歷史的風風雨雨中向我們走來

宜於人居的鄖山漢水,不僅孕育了百萬年來的土著居民,更是數千年來移民的最佳遷徙地。而最早的遷徙當是大禹治水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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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取其父鯀治水失敗的教訓,選取夾於長江、黃河之間的漢水為治理重點,先治漢水源頭,次將田野溝壑之水匯入漢水,致使“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撬,山行乘攆”,“江、河朝宗於海”。並移貧民至食足的地方。這一點,在《禹貢》中有記:“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過三噬,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史記》亦有此類記載。而秦巴腹地的漢水流域,有關夏禹治水的傳說甚多,追慕緬懷夏禹治水,澤被後世的“禹穴”(傳說夏禹治漢水時休息之處,於陝西旬陽城東60公里的漢水北岸),歷代為人景仰,參拜,並保留有唐代文人學士題刻300餘處。至於漢水兩岸的禹廟,在古代則比比皆是。

東晉為了對流民進行控制,在流民集中的地方,建立了與流民原籍同名的僑置州縣,旨在“各村邦邑,思復舊井(《宋書》)”。這些僑置於異鄉的流民,還可得到朝廷的優遇。當時在鄖鄉縣境內僑置南上洛郡,隸屬於僑置在襄陽的南雍州。當時的南上洛郡,就領有上洛、商、北豐陽、渠陽、義陽各郡縣的流民。這些僑置的州、郡、縣,實際上是原屬轄地淪喪後的“流亡政府”,有官,有民,無土。直至南朝宋時,才將僑置於鄖的“南上洛郡”歸併定治於鄖鄉縣。

南北朝後期及大唐盛世,鄖縣作為漢水中游重要的商業集散地,經濟日趨發展,“弘軻鉅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運,昧旦永日”。由此而及宋元,鄖縣無大批流民湧入,只是經商者漸次到鄖發展。

自大禹移貧民至秦巴腹地的漢水流域時起,歷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在我們腳下這塊熱土上,我們的先祖先民,憑著頑強的生存意識,憑著不懈的奮鬥精神,演繹出多少驚天地而泣鬼神的英雄故事啊!

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來看,鄖縣遠在夏、商、周時代,就已有載於史書的著名部落與方國了。根據殷商武丁時期甲骨卜辭“乙酉(前1296)卜,爭,貞麇告曰……”(公元前1296年,麇受到鄰國攻擊,向商王武丁報告並求援),說明古麇部落早在距今3300餘年前,就已經出現。

“麇”,原為商周遷鄖的部落方國。“周武王十一年,以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與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族伐紂,會諸侯於孟津之上”(《尚書·牧誓》)。這就是周武王姬發會盟八百諸侯討伐商紂王的歷史記載。

周武王當時號稱會盟八百諸侯,但史書上記下的名稱僅有上述八個部落。可見這八個部落是著名的大部落,而其中庸、盧、濮、彭部落在湖北境內。庸、盧、濮、彭四族除盧在襄樊附近外,其餘都在鄖縣及周邊。“濮”又稱“百濮”,是較鬆散而佔地較廣的部落,他們是從屬於“麇”的(史書有“麇為百濮長”和“百濮帥乎麇”的記載)。由此可見,鄖縣人,或者說鄖陽人,是隨周武王伐紂的主力軍之一。正因為如此,周武王滅商後,因鄖陽人征戰有功,封“庸”為“庸國”(今竹山、竹溪一帶),封“微”為“麇國”(今房縣、鄖縣、丹江口一帶)。約公元前661—598年間,麇國被楚國所滅。從此,鄖縣歸於楚國。

楚人滅麇國後,以其國都“錫穴”之名,改“麇國”為楚之“錫縣”。後世秦、漢、三國、晉時期鄖縣轄境沿用“錫縣” 、“長利縣”二名共946年(公元前661—公元285),且以“錫縣”之名居多。至晉太康五年(285),才把“錫縣”更名為“鄖鄉縣”。足見“錫穴”影響之久遠。

關於鄂西北這塊土地得名“鄖”字的來由,近年眾說紛紜:

有說“鄖縣”得名系城東北遠郊斧山古降隕石,故改“隕”為“鄖”作縣名。此說不足信,因人類出現以來,降隕石處多多,依此取名,天下名“鄖”者當甚多。但書典所記,名“鄖”者古為安陸、雲夢、天門一帶,今為我縣。

“隕石”之說近年大行於世,起因是鄖縣一位弄詩的教員寫出后羿射落九個太陽,其中一個落在鄖縣,算“隕落的太陽”,所以本地得名“隕陽”。其後,從山裡找來一塊隕石(那可是真的隕石)置於文化廣場。但此說證據不足。

鄖縣得名之第二說,是有人稱春秋時伍子胥追殺楚昭王至鄖縣,在鄖縣屯兵三年修了東西兩條“伍子胥堰”。鄖人為紀念伍子胥,便以其名“伍員”之“員”(音“鄖” )為縣名,實際上伍子胥所到的“鄖”是安陸、雲夢、天門古鄖國地,而不是今日鄖縣;伍子胥引兵伐楚前後歷時僅十個月(詳見拙著《鄖縣“伍子胥堰”辨考》)。故此說更不足信。

武漢大學石泉教授及楚史專家何光嶽、張正明等學者在他們的專著《荊楚地理新探》、《楚滅國考》、《楚史》中,傾向於鄖縣之得名是來自於春秋時期處於安陸、雲夢、天門一帶的古鄖國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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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界對鄖國人遷今鄖縣址有兩說,一是楚滅鄖國後,鄖人被迫溯漢江北徙來到此地;一是楚滅鄖國後,鄖人未遷徙,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強制遷徙六國貴族於秦巴腹地,鄖國公作為楚國公族被遷來此地。

“鄖國”是周天子冊封的位於安陸溳水的古方國。公元前701年,鄖人慾策動楚周圍的方國聯兵截擊楚師。其它方國或不響應,或響應卻按兵不動。鄖國之師卻急不可耐,集結於鄖郊的蒲騷。結果被楚一舉擊潰,滅亡了鄖國。

鄖國被滅後,楚國人把它的統治集團列為楚國官族,將其轄境設定為“鄖縣”( 楚國人不遵從周天子的“分封制”,實行“郡縣制”)。這個“鄖縣”即《左傳》中記載的伍子胥追殺楚昭王至鄖縣的“鄖縣”,其地在今安陸、雲夢、天門一帶,而不是兩千多年後的今日今地鄖縣。鄂西北的“鄖縣”,是元代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才啟用的)

萬古鄖鄉,從歷史的風風雨雨中向我們走來

後來,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後,把六國富豪及貴族十二萬戶強制遷移到咸陽、秦巴山地和南陽一帶。作為楚國官族的鄖公,也隨著被遷移到秦巴山區的漢水流域—到絞國,蓼國間(今鄖縣城關周圍)駐留,保留了“鄖”的稱號,曰“鄖關”。

《史記·貨殖列傳》稱“南陽西通鄖關”。這當是“鄖關”的最早出處。又據清嘉慶《湖廣通志》載:“鄖關在鄖縣城東二十里”,大約在今琵琶灘上下。此處是溯漢水而上的第一個險灘,水湍流急,是遮蔽鄖陽水路的第一關!漢代於此設“關都尉”,年薪相當於郡太守。“鄖關”以上(今鄖縣城),早則為傍漢水的百姓集中聚居地,後來為漢水中游重要碼頭與商埠。大概最早經營此地的是由古鄖國遷徙而來的人,故名“鄖關”。

“鄖關”地處漢江中游,又有楊溪、大堰、柳陂三大塊千畝成片的良田沃土周之,加上從當時已很發達的楚國中心區域遷來的鄖公族帶來了先進於當地的耕作、紡織、製造技術,鄖關地域逐漸繁榮昌盛起來,經濟、文化實力逐漸超過了鄖地原有的錫縣、長利縣。故至晉代,鄖屬地方即改名為“鄖鄉縣”。

筆者注意到一個現象:鄖縣城關及周邊地域,有些方音與武漢相同,如鞋(xie)讀“hai亥 ”,街(jie)讀“gai該 ”等,不知是否可以作為鄖縣城關人來自江漢平原的佐證?

小地域經濟發達,取代了原所屬的大地域之名,古今皆然。如“十堰”原系鄖陽地區鄖縣的一個區,但因設汽車城於彼,經濟發達,輻射全地區,故地市合併,“十堰市”取代了沿用五百餘年的“鄖陽”。 “鄖鄉縣”取代傳承近千年的“錫縣”當屬此類!

鄖縣,以控扼漢水,地分秦巴的天然形勢,自古為兵家所必爭。於是,反抗暴政的吶喊,抵禦入侵的廝殺,官兵進剿的屠戮,流血漂櫓的聚散……都在這兒一幕幕上演,又一幕幕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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