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開始，江南製造總局在曾國藩的主張下，造船和管理情況

中國技工的仿造能力很強。但因缺乏基礎工業，加以官辦企業的生產混亂和管理腐敗，不能形成規模效益，現有生產力也未能發揮。總計從1867年到1894年，江南局僅生產各種槍5萬餘支，各種炮274尊。各省所需新式槍炮仍是依靠向洋商購買。

不僅槍炮，所需彈藥亦不能自給。李鴻章說：“津滬兩機器局所制子彈，數非不多，而以之應操則有餘，以之備戰則尚少”。1873華，李鴻章從德國購來克虜伯後門鋼炮，“新炮雖購，而其合用之子藥〔江南廠）尚不能仿製”。到甲午戰爭前，該局才開始製造栗色、無煙火藥，成績也不佳。後來據張之洞說：“滬局所造無煙藥，迭經臣考察，制煉尚未能純淨得法…其栗色炮藥一種，久經前北洋大臣考驗，不適於用，此時亦不宜造”。

再看造船。江南製造總局從事造船，是曾國藩的主張。1868年造成第一隻惠吉號，系購買一舊輪機，加配汽爐和木殼，裝炮9門，該船系明輪，國外早已不用了。次年造成第二隻操江號，改用暗輪，輪機、汽爐和木殼均本廠自造，配炮8門，曾國藩曾為之吹噓。這都是600噸的炮艇。1873年造的第5只海安號，有2800噸，配大炮20門，輪機自制，其螺輪和曲拐則系外購。這種大輪船共造兩隻，但還都是木殼。

1874年“試造小鐵甲船，不能出海，炮位佈置亦不合法”。1876年造成金甌號鐵甲船，僅200匹馬力，裝炮1門。按西方自克里木戰爭（1853~1856）後即逐步推廣鐵甲船，且裝甲日厚，到1875年時已達10餘英寸，速度也日快。總之，江南廠在造船技術上不能說沒有進步，但大都是小炮船；正如李鴻章所說：“只可作無事時巡訪，有事時載兵運糧之用，實不宜於洋麵交仗。”

江南廠所造輪船，效能既差，成本卻很高。7年代，向外國訂購新式康邦式機器450匹馬力輪船，不過10餘萬兩，而該局所造舊式機器150匹馬力輪船，成本約30萬兩。李鴻章說：“中國造船之銀，倍於外洋購船之價。”

他在給曾國藩的一封信中還表示了這樣的看法：“興造輪船、兵船，實自強之一策…茲閩滬造船已六載，成器成效不過如此。師門本創議造船之人，自須力持定見。但有貝之才〔指經費〕，無貝之才〔指技術人才），不獨遠遜西洋，抑實不如日本”。總計1868~1885年，該局共造輪船和小火輪15只，1885年以後就停止造船，只做修船了。

江南製造局集中了當時中國較好的機械技術力量，製造了各式工作母機和作業機，此外還有機器零件及工具100餘萬件。所制機器除兵工專用機外，以起重機、抽水機、汽爐機較多，並已能製造鍊鋼爐、水力壓機、發電機等。所制機床和機器除裝備本廠外並供給天津機器局。但由於官辦制度，該廠不從事商品性生產，所有制造機器的潛力不能發揮出來。

此外，江南製造局1868年成立譯書館，招聘英國的傅蘭雅、偉烈亞力，美國的林樂和等5人，與中國科技人員徐壽、華蘅芳、徐建寅、王德均、李風苞等人合作，到9年代末，譯印西書121種。其中自然科學和工礦農醫技術書籍66種，軍事和軍事工程書籍41種，史地和社會科學書籍14種。華蘅芳與傅蘭雅合譯的《代數術》、《微積潮源》、《三角數理》等成為當時流行的名著。

江南製造局原設有畫圖房培訓技術人員，1898年改建成工之學堂，仿日本大阪工業學校之制，設化學、機器兩科，除聘日人藤田豐八翻譯教材外，均用中國教習。唯該學堂辦理不善，未能培養出本身的工程技術人才，這又與該局的領導思想有關；後來該局的一位總辦即有“惟洋工師是恃”、中國人只有工匠而無工師”的批評。不過，該局確曾培養出大批技藝精湛的工匠，後來在華商各機器廠、船廠任領班者，大半出身江南，成為中國第一代技術工人的骨幹。

管理情況

江南製造局是個十足的封建衙門，對工人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有一段記載說：“上海製造局創設時，總其事者為前蘇松太道馮竹如觀察…每日必躬自至各廠視察，如見工匠輩有躲懶者或靡物料，手執軍棍自撻之”。

江南製造局又是一個封建官僚發財致富的機構，局內大小官吏上下串通，內外勾結，貪汙成風，賄賂公行。他們貪汙受賄的手法大致有如下幾種。一是購買物料的回佣，常達價款的5%以至20%，絕大部分由總辦及其親信私分，剩下的由經手人私分。這叫作“明釦”。有的還有“暗釦”。

二是倒買倒賣。例如總辦劉麒祥與洋行勾結，將局中需用最多的大宗物料先由他自己以廉價買進，然後由別人出面以高價賣給局裡，牟取暴利。三是賤貨貴買。如有一總辦採辦大量鐵料時，把英國鐵冒充羅馬鐵，虛報價格達兩倍，浮報部分貪汙自肥，而買來的鐵料根本不能用，作為廢料堆存在倉庫裡。又如每噸銀三四兩的煤炭報價要達六七兩，浮報的價款落入私人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