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結合考古發現的新進展，重新梳理史料得出新認識。延邊長城是大祚榮修建的防護王城的大型軍事防禦設施，磨盤村山城是東牟山城。696年，靺鞨人分兩支從營州東奔稱王。乞乞仲象在忽汗河上游敦化盆地立足，接受唐朝振國公封號，唐以其地為忽汗州。698年，其子大祚榮自稱振國王，國號振國。唐將李楷固率軍消滅遼東的乞四比羽，又進攻振國，失敗而還。大祚榮改國號為靺鞨，在延吉盆地的東牟山建王城。705年，大祚榮接受唐朝渤海郡王封號，改國號為渤海。
696年，唐松漠都督契丹人李盡忠反唐，遼西混亂。移居營州的靺鞨人趁機東奔，建立了渤海國。這個過程在兩唐書和《五代會要》等書中有簡短記述，但史料過於簡略，且相互並不吻合，使得渤海建國之地、王城變遷、國號名稱等問題眾說紛紜，成為長期困擾渤海史研究的學術難題。史料很難新增，而考古學的野外工作能獲得新資料，考古資料與文獻結合分析是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依據延邊地區最新的渤海考古發現，重新審視史料文獻，對渤海國建國地變遷和國號演變，以及涉及的諸多問題再加探討。
一、延邊長城和磨盤村山城的年代與歷史定位
西古城遺址是渤海顯州城。《新唐書·地理志》引賈耽《道里記》：“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渤海王城。”顯州城（即西古城址）為第三代王大欽茂在唐天寶年間居住的都城，這成為研究渤海王城變遷的第一個基點。從西古城向東北走600裡所到的“渤海王城”是上京城（位於牡丹江東岸邊），經過多次考古發掘證實，是研究渤海王城變遷的第二個基點。“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可知忽汗河即牡丹江，鏡泊湖就是忽汗海。
《舊唐書·渤海靺鞨傳》渤海靺鞨大祚榮和其父在遼西契丹李盡忠叛唐混亂時，“遂率其眾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新唐書·渤海傳》：“率眾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比新羅，以泥河為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大祚榮築城東牟山居住是沒有爭議的史實。治渤海史者對東牟山城位置有多種說法，如敦化額穆鎮、敦化鄂多里城（敖東城）、敦化城山子城、寧安寧古塔、老嶺、瀋陽、樺甸、延吉城子山城、和龍西古城、丸都山等。
為追尋渤海早期王城和“舊國”的考古學證據，考古學者持續努力，推動了王城研究。位於牡丹江上游的敦化六頂山墓群是最大的渤海墓地之一，1949年發現了渤海貞惠公主墓，志文有“陪葬珍陵之西原，禮也”，使得敦化城山子山城是東牟山城、敦化盆地的敖東城是“舊國”的觀點被渤海研究界長期奉為主流意見。2002—2003年，對敖東城和永勝遺址考古發掘，沒發現渤海時期的遺存，王培新提出舊國不在敦化。附近的城山子山城也被很多學者認為是大祚榮最初據守的東牟山山城，而徐學毅在2000年和2004年兩次踏查，發現城址過於狹小，他認為不可能是東牟山城。部分學者把追尋“舊國”位置的目光轉移到延邊州圖們江流域，如呂雪冰提出和龍顯州（西古城）為大祚榮立國所築，沿用到大欽茂；王培新提出在海蘭江流域。
敦化盆地考古結果令人失望，舊國和東牟山城的研究墜入迷茫之中。10年之後的延吉盆地考古卻意外出現新的重大線索，即延邊長城是渤海長城。
延邊長城始於和龍市土山子鎮，向北穿過布林哈通河，又沿著延吉盆地北側山地向東弧形延伸，到達琿春。微波站關和水南關兩處關隘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獲得的遺物均為渤海遺物，特別是水南關的牆體中發現了渤海的陶罐口沿，發掘者確定其修建於渤海早期。其中發現的口沿處有鋸齒紋的靺鞨罐，早於渤海時期靺鞨罐的傳統特點，延續到渤海早期，在西古城、上京城幾乎不見，因此，從出土考古遺物和地層學角度確定長城在渤海早期是可靠的。
第二代王大武藝時期，渤海國處於發展迅猛、大力擴張時期。有三個重要事件為證。一是“玄宗開元七年，祚榮死，其國私諡為高王。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大武藝向外軍事擴張，使得東北地區的各族部落都畏懼而臣服渤海。二是唐朝徵召渤海平叛契丹。唐玄宗開元六年（718年）契丹可突於叛亂，張說向朝廷進《幷州論邊事表》獻策“東召靺羯，西舉九姓”，討伐叛亂。開元八年（720年）九月，曾派“遣左驍衛朗將攝郎中張越使於靺鞨，以奚及契丹背恩，義討之也”。張曉舟考證張越出使的靺鞨就是渤海國。三是開元二十年（732年）渤海大武藝發兵攻打山東登州。“渤海靺鞨寇登州，殺刺史韋俊，命左領軍將軍蓋福順發兵討之。”渤海國能越海攻打登州，表明此時其西界已到達遼寧渤海海岸。從這三個重要事件可以看出，武王大武藝的雄武擴張性格和渤海的軍力強盛，沒有在圖們江流域修建長城防止唐軍或北部靺鞨部落攻打的必要。以此角度分析，長城應是渤海第一代王大祚榮修建的。大祚榮雖然擊退了李楷固率領的唐軍，解除了被剿滅的威脅，但不能預測唐廷是否還會二次發兵征討，同時在新佔領白山靺鞨之地立足未穩，所以，要修建長城以保衛王城腹地安全。大祚榮據守的東牟山城應該在長城之裡，即長城之南。
磨盤村山城又稱城子山山城，地理環境獨特，位於延吉盆地東部邊緣的孤山之上，在延吉市區東5千米，長城之裡側，俯視盆地。城牆石築，四門，城門外的甕城土築，周長4549米，城內面積104萬平方米，規模宏大。布林哈通河從南、東、北三面環繞山腳下，石牆壁立，易守難攻。山相對高度不高，上下出入均較方便。山城內曾經採集過金末元初的東夏國（1215—1233年）天泰年款的“南京路勾當公事之印”等文物，被確定是東夏國南京都城遺址，但山城城牆沒有如遼金時期城址有馬面特徵，城內也曾經採集到繩紋和方格紋瓦塊，故高大雄偉的石城牆是在東夏國之前修建的，東夏國是利用舊城為都城。在考古發掘之前，王禹浪、都永浩提出：“城子山山城是東牟山無疑，而舊國則是指城子山山城包括城子山山城周圍附近的西古城而言。”
磨盤村山城自2013年開始連續的考古發掘，李強主持工作，他把尋找早期遺存作為重要工作目標之一。2015年，發掘山城的東門基址發現了少量的繩紋和方格紋瓦塊，甕城牆內第16層發現方格紋瓦礫，獲取了城牆是早期修建後被東夏國利用增築的證據。城內緩坡有21處人工修整的平臺，從下到上分佈著大型建築基址遺蹟。2014年和2015年對山城內建築遺蹟進行了發掘。建築遺蹟分為早晚兩期。晚期遺蹟屬於東夏國。早期遺蹟發掘2處建築址，以紅褐色或黃褐色的繩紋、方格紋瓦礫、鳥蓮紋瓦當為主要遺物。李強在東門發掘簡報結語中謹慎提出：“對這種遺存的認識，學者們尚未達成共識。發掘者傾向於渤海國（698—926年）建國初期遺存。”有學者提出磨盤村山城可能是高句麗修建，渤海利用為早期王城，後又被東夏國使用。
磨盤村山城早期遺存的年代是解決城址性質的關鍵。對其年代做如下分析。
第一，繩紋和方格紋板瓦的年代在高句麗到渤海早期。繩紋和方格紋瓦在高句麗時期流行，渤海時期的敦化六頂山渤海墓地、西古城遺址等都有發現，所以其延續到渤海早期。故僅從板瓦可以確定在渤海早期或更早。
第二，發現了鳥蓮紋瓦當。渤海有鳥蓮紋瓦當，東北地區在渤海之前沒有發現帶鳥紋的瓦當。磨盤村山城的瓦當主體花紋是四個梭形蓮花葉呈“十”字形分佈，每兩個花葉之間有一隻飛鳥（圖一）。在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一座渤海寺院遺址（科爾薩科夫卡佛教寺院址）發現的渤海瓦當也是四個蓮花葉，花葉之間有一隻鳥（圖二）。在吉林省七道河渤海建築址出土的瓦當是六個蓮花葉，花葉之間各有一隻飛鳥（圖三）。三者構圖的題材和佈局高度一致，可命名為“鳥蓮紋”瓦當。磨盤村山城的鳥蓮紋瓦當屬於渤海瓦當。
第三，磨盤村山城目前只發現兩期遺存，也沒有采集到可以準確確定是高句麗時期，而不是渤海時期的遺物。
第四，高句麗山城常見的大型蓄水池遺蹟，大型山城必有，而此城內沒有。如丸都山城、石臺子山城、羅通山城、龍潭山城、青石嶺山城等都有一個或兩個大型蓄水池遺蹟。
依據以上四點分析，山城不是高句麗修築的，而是渤海早期之城。
磨盤村山城渤海和東夏的建築都是岩石上的地面建築，沒有夯土臺基礎，修建和拆除時也沒有大量的土散佈。無論是東夏的建築，還是渤海的建築基址，當挖方去除草皮層，一排排柱礎石塊和基礎石塊就裸露出來。山城內適合建設宮殿等建築的平臺有限，東夏國時期，湧入大量遷移來的人口和軍隊，選擇在渤海建築舊址位置修建房屋，對渤海遺蹟破壞嚴重，甚至多數建築址都被剷平重新建築宮殿房舍，導致城內渤海時期遺蹟堆積殘留較少。例如，屬於渤海早期的6號建築址，被東夏國的5號建築址打破。2015年，發掘東門外的土築甕城的第16層夯土層含有較多的渤海早期的方格紋瓦礫，顯然東夏時把渤海建築舊址拆除的垃圾土用來修建甕城城牆。發掘者透過鑽探調查後認為：“這種遺存在山城中有大量埋藏。”雖然目前發掘得到的磨盤村山城早期建築遺存較少，仔細分析這些材料，仍能捕捉到王城的特徵。
第一，有密集的高等級建築群。渤海國的普通民居還沒有使用瓦，而磨盤村山城發掘早期建築都有瓦，是屬於有密集的高等級瓦頂建築群，渤海府州之城考古沒有發現這種現象。其中6號和7號建築址殘長都在27米，規模很大，還有鐵箭頭、鎧甲片出土。東側的倉庫基址外圍石牆基呈現多角形，基礎墊石從中心向外與角相連呈放射狀分佈，也使用了瓦件構築房頂，這不是一般城能有的待遇，何況是渤海國草創時期。
第二，大型建築上很多瓦的背面有刻寫的銘文或符號，其中有“大”“上”“下”等等，是王城建築的表現。磨盤村山城早期建築址的瓦件殘留總量很少，但多件瓦上有單字或多字銘文與刻劃符號，出現頻率很高，表明瓦件製作和建築營造過程都是在嚴格規範的管理下完成的，這是渤海王城高等級建築才具備的特徵。因為瓦上有多種字跡現象在渤海時期只見於西古城、上京城、八連城三處王城，連續多年發掘的渤海長嶺府城、鹽州城都沒有發現。高句麗的城也只有都城和王陵才有大量的銘文和符號瓦，石臺子山城、羅通山城等諸多發掘過的城都沒有這種現象。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渤海王城發現的瓦上的單字是以模具壓印字為主，很少刻寫。集安高句麗丸都山城、高句麗王陵出土的瓦上文字都是刻寫的字和符號，其中也有“上”“大”“下”，還有“前”“後”表示位置的銘文刻字。漢字書體從東漢到唐朝從隸書演化到楷書。高句麗瓦上的刻字，有的收筆向左右兩側橫向拖長，轉折圓滑，有隸書風韻；有的雖然已經是正規的楷體，但是，整體字形仍恪守橫寬略大於縱高或寬高相等的傳統。磨盤村山城的瓦上刻字，皆為正規的楷體，整體字形橫寬小於縱高，字形秀麗挺拔，完全擺脫隸書束縛，顯示出唐代楷書風格。磨盤村山城瓦上刻字和符號的做法顯然繼承了丸都山城和高句麗王陵建築方法的傳統。
磨盤村山城沒有發現渤海西古城、上京城、八連城常見的布紋瓦和倒心形蓮花紋瓦當，因此，可知該城是渤海早期修建的，遷都到西古城以後沒有維修過，應該是廢棄了，年代下限明確，這與大祚榮“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的時間和山城的特點相符。長城翻山越嶺，綿延一百餘公里，修建如此大規模的防禦工事，伴有系列預警的烽火臺，不可能是處於部落時期的白山靺鞨所為，只能是渤海國修築。據城牆內和守城關隘的房子內有靺鞨罐分析，長城應是靺鞨人修建並負責守衛。修建長城時，和龍西古城、琿春八連城都沒有修建，磨盤村山城是其防禦區內最大的城，也是最高級別的渤海城。《新唐書·渤海傳》：“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自固。”磨盤村山城位於長白山主峰的東北，矗立於海蘭江與布林哈通河交匯口，布林哈通河三面環繞而行，與《新唐書》記載相符，“樹壁自固”是指修建長城，保衛以東牟山城為中心的渤海國建國之初的核心區域。因此，磨盤村山城是大祚榮據守的東牟山城是可信的。
營州的靺鞨人分兩支從遼西東奔，“分王高麗故地”是指在兩個地域分別稱王自立。唐朝採用招安政策，靺鞨酋長乞四比羽稱王后，不接受唐冊封被斬殺，另一支在大祚榮率領下在天門嶺擊敗唐軍後，把王城遷到連綿山嶺阻隔的圖們江左岸，這是大祚榮畏懼唐朝再次派兵討伐而做出的戰略安全考慮。“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盤踞易守難攻的東牟山城，而不是在盆地平原處立都，“阻奧婁河，樹壁自固”，修築大型長城，構築保護王城及其核心區域的防禦體系，都是心有餘悸的反映。
渤海統治範圍最重大變化以天門嶺之戰為主要界限，之前侷限於牡丹江（忽汗河）和粟末水（北流松花江南部，包括支流輝發河），之後東遼河和鴨綠江地區（乞四比羽部舊地）歸併，向東南擴充套件到圖們江流域。“先破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祚榮合高麗、靺鞨之眾以拒楷固，王師大敗，楷固脫身而還。屬契丹與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絕，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眾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天門嶺之戰後，遼東沒有唐軍，成為渤海的勢力範圍。
705年，唐中宗復位，派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撫安慰，大祚榮派遣次子到唐朝長安為質子，做唐朝皇帝宿衛。唐睿宗先天二年（713年），派遣鴻臚卿崔忻為敕持節宣勞靺羯使，到靺鞨冊封大祚榮。崔忻從長安出發，經登州（山東蓬萊）渡海到旅順，到達東牟山城，“拜祚榮為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貢”。大祚榮接受唐朝冊封，去靺鞨號，改稱渤海。次年，崔忻完成任務返回旅順時鑿井刻石紀念。唐朝與渤海國宗藩關係的正式確立，使得渤海國被滅國的軍事壓力解除，為渤海國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
二、渤海國建國最初之地
渤海國建國王城地域在渤海長城以南，“阻奧婁河”的奧婁河應該是海蘭江及其支流佈爾哈通河。忽汗州以忽汗河（牡丹江）命名，延吉盆地沒有忽汗河，為何大祚榮被唐朝封為忽汗州都督，以其所統為忽汗州？
唐睿宗先天二年（713年，當年改元為開元），派遣鴻臚卿崔忻為敕持節宣勞靺羯使，崔忻到達東牟山城，“拜祚榮為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貢”。這裡須注意“仍”字，《說文解字》：“仍，因也。”因襲沿用是其本意，可知，大祚榮的官職承襲其父。故可推知，武則天在封其父乞乞仲象為“振國公”時，還把其統屬之地設定為“忽汗州”（即唐朝的一個羈縻州），還封了乞乞仲象為忽汗州首領官職。這是唐朝對邊疆地區歸附酋長採取的通用模式。如唐太宗貞觀年間漠北草原鐵勒的十二部首領到長安朝覲，表示歸附，太宗以各自領地設立羈縻府和州，計13個，酋長分別授予都督、刺史。武則天招撫稱王的乞乞仲象時必是賜封“振國公忽汗州都督（或刺史）”，而不能只封爵不授予官職。唐在黑水靺鞨部領地設定黑水都督府，是以其境內主要河流黑水名之，故乞乞仲象稱王立足之城應該在忽汗河（即牡丹江）流域。
渤海建國的時間與過程存在爭議，有必要對大祚榮父子從營州東奔建國過程的史料對比分析，基本文獻記載摘錄於下。
《舊唐書·渤海靺鞨傳》：“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高麗既滅，祚榮率家屬徙居營州。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反叛，祚榮與靺鞨乞四比羽各領亡命東奔，保阻以自固。盡忠既死，則天命右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率兵討其餘黨，先破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祚榮合高麗、靺鞨之眾以拒楷固，王師大敗，楷固脫身而還。屬契丹與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絕，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眾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祚榮驍勇善用兵，靺鞨之眾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聖歷中，自立為振國王，遣使通於突厥。”
《新唐書·渤海傳》：“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翽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為許國公，乞乞仲象為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後詔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擊斬之。是時仲象已死，其子祚榮引殘痍遁去，楷固窮躡，度天門嶺。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於是契丹附突厥，王師道絕，不克討。祚榮即並比羽之眾，恃荒遠，乃建國，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裡，戶十餘萬，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中宗時，使侍御史張行岌招慰，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為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
《五代會要·渤海》：“至萬歲通天中，契丹李榮反，攻陷營府。有高麗別種大舍利乞乞仲象，與靺鞨反人乞四比羽走保遼東，分王高麗故地。則天封乞四比羽許國公，大舍利乞乞仲象震國公。乞四比羽不受命，則天命將軍李楷固臨陣斬之。時乞乞仲象已死，其子大祚榮繼立，並有比羽之眾，勝兵丁戶四十餘萬，保據挹婁故地。至聖歷中，稱臣朝貢。”
《舊唐書·狄仁傑傳》：“聖歷三年，則天幸三陽宮……是歲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眾，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並契丹李盡忠之別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杰議以為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效節。又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楷固等凱旋，則天召仁杰預宴。”
日本《類聚國史》：“後以天之真宗豐祖文父天皇二年，大祚榮始建渤海國，和銅六年，受唐冊立其國。”
以往通行的觀點是大祚榮在698年建國。趙評春注意到，698年建國年代與李楷固只能在700年以後征討相矛盾，認為是703年建國，“聖歷中”應為“長安中”。鄭永振則提出新的解釋，渤海於698年（聖歷初年）先在遼東建國，國號震國，建國者是乞乞仲象，但乞乞仲象不久病故，在與唐軍作戰和東走東牟山的過程中始終以大祚榮為統帥，因此，後來的史書都記錄渤海的建國者是大祚榮，但渤海人自己把開國之日定為698年，又透過渤海使臣傳到日本被準確記錄下來。兩位先生的學術努力把渤海建國的時間和地點問題研究又向前推進一步。辛時代隨後提出另一種觀點，即如果日本《類聚國史》“天之真宗豐祖文武天皇二年，大祚榮始建渤海國”是真實的，則大祚榮承襲其父王位的時間是698年，第一次稱王是698年，第二次稱“振國王”是天門嶺之戰後的703年。《類聚國史》是以大祚榮第一次稱王作為渤海國建國時間。
《五代會要》的“走保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明確說明乞乞仲象與乞四比羽分別在兩處同時立國稱王，遺憾的是“王號”和具體地點史書失載，使渤海最初建國地和建國時間成為歷史之謎。《舊唐書·渤海靺鞨傳》：“聖歷中，自立為振國王。”自立為振國王者，依據《類聚國史》可以認為是大祚榮。武則天封乞乞仲象振國公時，還封他為忽汗州都督，其領地為唐朝的一個羈縻州，名為忽汗州，其王城之地應該在忽汗河流域的敦化盆地。
敦化盆地位於北流松花江之東，松花江之西則是較為平坦的輝發河（松花江支流）谷地，再往西則是遼河流域，這條線是渤海營州道，是營州到渤海國的主要交通道，也是最近的道路。大祚榮父子應該是沿著這條道東奔故土的，李楷固徵討大祚榮也是沿著這條路進軍的。
遼陽以東的東遼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都是粟末靺鞨的地域。《遼史·耶律羽之傳》記載，東丹國左相耶律羽之上表遼太宗遷上京城渤海人到遼陽時說：“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城……梁水之地乃其故鄉。”《通典·高句麗》：“其大遼水源出靺鞨國西南山，南流至安市。小遼水源出遼山，西南流與大梁水會。”梁水即今天的太子河，會遼水入海。渤海上京城被遼軍滅亡後，大量居民遷往遼陽，但王族大氏被遷到遼西契丹腹地，在赤峰市林西縣的遼饒州城址出土了渤海風格的蓮花紋瓦當，在佛教經幢石刻的署名部分大多字跡漫漶剝落，可辨識者有“故前都”，姓皆為“大”，其中有縣尉。“故前都”應是故國前朝都城，即渤海上京城。靺鞨酋長乞四比羽率部回到遼東故地稱王，得到當地的靺鞨人等支援，與唐軍展開爭奪戰。辛時代《營州叛黨的東逃與大祚榮東逃建國》考證靺鞨到達遼東有兩萬人，先攻打安東都護府治所新城不克，又攻遼東城失利敗走，攻打麻米城時斬殺唐軍將領高質、高慈，並據《唐贈范陽大都督忠烈李公神道碑》“是後殪靺鞨於鴨綠之野”，確定李楷洛參加了李楷固徵討靺鞨叛軍的軍事行動，在鴨綠江邊剿滅靺鞨殘軍。這條記載表明乞四比羽部勢力向南發展到集安一帶，即從營州東奔的兩支靺鞨勢力，過遼水後，一支向南發展，盤踞遼東山地；一支向東開拓，進入忽汗河流域。
“舊國”在何處也是學術爭論熱點。大祚榮先後有兩個王城，何為“舊國”？《新唐書·渤海傳》：“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磨盤村山城到上京城的直線距離是300裡，認為磨盤村山城是“舊國”是說得通的。《新唐書·地理志》引賈耽《道里記》說顯州到上京600裡，磨盤村山城與西古城的距離遠小於到上京城的距離，按照唐人的理解，東牟山城到上京的距離似乎超過300裡。仔細審讀“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這句話，其含義似乎可以理解為，大欽茂把國都遷到上京城，上京城在忽汗河東岸，距離忽汗河的“舊國”城300裡。意在說明新國都城回到忽汗河，但不是忽汗河舊的都城附近。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從顯州城遷到上京城，不說到顯州城距離，而特意說明到“舊國”的原因，即它們都在忽汗河，是兩地，不是迴歸舊地。從這個角度理解，則“舊國”還在敦化盆地。
振國最初在敦化盆地立足，控制牡丹江流域及其周圍的靺鞨故地。乞乞仲象病逝在此，亦應埋葬在敦化盆地，其墓在振國王城舊地，成為敦化也有渤海家族王室墓地的歷史根源。貞惠公主終於外第，沒運回上京城附近下葬，也沒有運到西古城附近的大欽茂珍陵（龍頭山墓地），而葬在敦化盆地的六頂山墓地。六頂山墓地龐大，1997年探查到166座，2004—2005年再次探查兩個墓區有235座墓。六頂山墓地墓葬形制多樣，靺鞨傳統土坑墓佔60%，大量靺鞨罐出土，有貞惠公主墓，具備渤海王室靺鞨家族墓地的特徵。家族墓地有多種墓葬形制是常見現象，例如，吉林省舒蘭縣的金代完顏希尹家族墓地，有5個墓區，發現多件碑碣，可知是同一個家族墓地，發掘出多種墓葬形制。貞惠公主病逝於敦化外第，按照禮法應陪葬在父親墓旁，她就近下葬在王室家族墓地祖塋，該墓地又在其父親珍陵的西北方向，所以，墓誌言“陪葬於珍陵之西原，禮也”，也是符合實情，符合禮制。永勝遺址在2002—2003年發掘中沒有發現渤海遺物，發掘者認為是金代遺址，不可能是“舊國”。2009年，全國文物第三次普查時，敦化文物管理所複查該遺址採集到3塊繩紋瓦，表明渤海早期有高等級建築，故今後永勝遺址及周圍地區還需要做深入的田野考古工作。
三、渤海國國號的變化
學界以往關於渤海國的最初國名問題大致可以歸為四說。
第一說，封號用字“震國公（或振國公）”與國號用字“震國（或振國）”一致，多數認為是震國。第二說，乞乞仲象封號可能是“辰國公”，大祚榮自封為“震國王”，國號是“震國”。第三說，最初國號是“靺鞨”，震國王（振國王）只是王號，沒有震國（振國）國號，該說細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完全否認“震國”之稱的存在，如金香提出“震國”和“振國”都是修飾“王”的定語，並非是大氏政權最初的國號，以“靺鞨”作為國號符合我國北方諸民族政權普遍以其主體民族之名為號的慣例，趙哲夫、魏國忠等學者力推此說，認為大祚榮政權最初的正式國號只能是“靺鞨”；第二種“靺鞨”是最初的正式國號，“震國”有可能存在，如劉振華認為，渤海國廣為通行的國號是“靺鞨國”，“震國”是在一定範圍內通行的國稱。魏國忠最近提出的觀點也承認“震國”是“靺鞨”之稱的別號或俗稱，而“振國”則是“震國”音同以訛傳訛的結果。第四說，有學者力主是“振國”，非“震國”，並否定“靺鞨”是國號。振國和振國王是大祚榮自立國的稱號，振國等同於辰國，與唐朝封號沒有關係。
《謝不許北國居上表》明確說：“乞四比羽及大祚榮等，至武后臨朝之際，自營州作孽而逃。輒據荒丘，始稱振國。”這是新羅著名文人崔致遠起草的新羅國正式呈送唐廷的文書，必經新羅國王等稽核斟酌後才能遞交，此表雖採用貶低矮化渤海國的語詞，但所言事件應是真實的，故不能斷然否定有“振國”（震國）稱呼的事實，這裡表述了兩個不相統屬的靺鞨人東逃的事實是正確的，渤海國建立是兩支勢力歸一的結果。細讀史料，都在強調乞四比羽和大祚榮的作用，乞四比羽酋長的威信和力量很可能比乞乞仲象還大，故不存在因記述史實錯誤而不可信的情況。
“振國王”（或“震國王”）是大祚榮自稱王號，其含義有諸多說法，其中以胡梧挺的研究成果最令人信服，以詳細的史料分析闡述了“許國公”的含義是“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是為國效忠之意；“振國公”是“振興國家，救國家之急”，這裡的國是指唐朝廷，武則天招撫時賜封號是“振國公”。筆者贊同此說，這就需要重新考慮“振國公”與“震國公”誰是訛誤。《謝不許北國居上表》有“振國”，沒有“振國公”，而《舊唐書·渤海靺鞨傳》只記“振國公”，沒有“振國”。《謝不許北國居上表》中稱呼靺鞨為“鞅羯”，粟末為“慄末”，其均不見於《舊唐書·渤海靺鞨傳》，故可認為《舊唐書·渤海靺鞨傳》有關渤海建國的史料來源不是《謝不許北國居上表》。劉曉東《渤海“振國”、“震國”名源考察》認為，金毓黼說《舊唐書》的振國王史料來自“唐實錄之文”是正確的，那麼封號“振國公”與“振國王”是可靠的。“震國公”、“震國王”首次使用是《新唐書·渤海傳》，劉曉東認為來自失傳的張建章的《渤海記》，若如是則《渤海記》出現同音字訛誤，使得《新唐書·渤海傳》也出現訛誤。
《新五代史·渤海》：“渤海，本號靺鞨。”《新唐書·渤海傳》“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沒說去“振國”。可知在改名為“渤海”之前的正式國名是“靺鞨”。《通典·高句麗》“其大遼水源出靺鞨國西南山”，但需注意，在大祚榮並乞四比羽殘部之前，不能稱“靺鞨國”，因為同時並立兩個粟末靺鞨人的割據勢力。因此，當時振國公乞乞仲象為王的勢力稱為“振國”，可以與乞四比羽為王的勢力在名稱上區分開來，使用唐朝賜號“振國”也是對唐廷的尊重。乞乞仲象病逝，大祚榮成為首領，稱“振國王”也是變相承繼唐朝冊封，對唐廷有歸順之意，是順理成章的事。乞四比羽拒絕武則天賜封許國公的封號，也不會有“許國”“許國王”之號，反叛之心堅定，唐朝發兵征討，苦戰遼東，他被唐軍斬殺，餘部潰逃，併入大祚榮的振國，大祚榮勢力大增。
李楷固軍乘勝東進，大祚榮親自率軍迎戰於天門嶺之西，詐敗佯逃，引誘李楷固孤軍“窮躡”犯兵家大忌，在越過天門嶺後被伏兵圍剿，李楷固隻身逃脫，導致前功盡棄，征討以失敗結束。天門嶺應該在振國控制的範圍內。叫天門嶺的不止一處。《新唐書·安祿山傳》：“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至土護真河……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土護真河即土河，是西遼河支流老哈河，此天門嶺在遼西，遼東之天門嶺在何處還不能確定。劉曉東根據唐朝陳祚墓誌中的“遵遼水，造天門”，認為天門嶺距離遼水不遠。若果如是，則振國控制範圍的西界大致在遼源和東豐一帶山地，這裡是進入輝發河河谷平原的必經之地。需要指出的是，這是兩個並列的事件，遼水和天門嶺也存在距離很遠的可能。陳祚墓誌對研究天門嶺之戰具有重要價值。據墓誌，陳祚開元十九年（732年）76歲去世，參加天門嶺之戰大約是40或41歲。北征時“乃跡沙塞，徑冰雪，遵遼水，造天門。常為前鋒，深入敵國。生者百數，瘡死者千計”。沙塞是遼西的地理特徵，可推知，墓主先參加剿滅遼西契丹反叛之亂，後隨李楷固轉戰遼東征討反叛靺鞨之戰。“遵遼水”是說沿著東遼河進攻，戰鬥激烈，這和唐軍剿滅乞四比羽部的進軍路線一致，順著東遼河及支流的河谷向南打到鴨綠江。新羅崔致遠《謝不許北國居上表》對唐皇說，靺鞨“累拒渡遼之轍”，反映了戰鬥主要在遼河河谷一帶進行，二者所述史實吻合。
“造天門”是指剿滅乞四比羽部之後，又向東進軍到達天門嶺，攻打大祚榮的振國，與《舊唐書·渤海靺鞨傳》“先破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符合。從墓誌“造天門”還可知伏擊戰是在天門嶺附近，因為陳祚參加這場驚心動魄的血戰，保護主帥“楷固脫身而還”，避免全軍覆沒，才能作為他敗仗的特殊戰績“造天門”寫入墓誌。“天子聞而嘉之”，加封他為“遊擊將軍、騎都尉”，與此戰功有關。遼西和遼東都有天門嶺，誤為一處使得很多學者對天門嶺之戰的解讀走向歧途。《渤海國史》說天門嶺在遼西阜新市蒺藜山，李楷固追到天門嶺，沒有打仗，大祚榮東奔到開原與鐵嶺交界的象牙山設伏打敗李楷固等等，與史實相差甚遠。唐征討軍在天門嶺大敗，退出遼東。原乞四比羽部的遼東之地盡歸入大祚榮振國領域，鴨綠江流域也成為振國屬地，這也是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藝能夠發兵過海攻打登州的地域基礎。
大祚榮深知唐軍事強大，為防止唐再次發兵征討而被迅速滅都，才放棄忽汗河（牡丹江）上游的王城“舊國”，向更遠的容易固守的延吉盆地遷移，所以，他在擊退唐軍後，向東南發展佔領白山靺鞨之地，統一了粟末靺鞨和白山靺鞨。不在便於生活的平原建王城，而是在盆地邊緣的奧婁河（海蘭江）環繞的東牟山（磨盤村山）上修築城池，還修建大型防禦工事長城護衛王城在核心心區域。這是史料“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自固”的來源。
大祚榮修建磨盤村山城時，使用了來自鴨綠江畔的原高句麗遺民工匠，所以，保留較多的集安高句麗國都地區的瓦做技術和風格。這些工匠來源有兩種可能：一、“祚榮驍勇善用兵，靺鞨之眾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乞四比羽部佔據東遼河和鴨綠江，被李楷固擊敗剿滅後，餘部東投大祚榮振國，其中有來自鴨綠江畔的高句麗遺民工匠；二、唐軍在天門嶺大敗後退回遼西，大祚榮乘勝西進，佔據乞四比羽部舊地，鴨綠江流域也被接管，集安地區建築工匠是境內技術水平最高者，故遷工匠到東牟山修建宮室。
在做足接受唐二次軍事討伐打擊的準備之後，大祚榮正式以“靺鞨”為國號。大祚榮父子接受武則天“振國公”封號，以“振國”為國號，表歸順之心，甘於成為唐朝屬國。可是唐朝大軍仍然乘勝東進欲圖滅之，大祚榮放棄“振國”之國號，以“靺鞨”為名，表現與唐廷決裂之意。
需指出的是，“靺鞨”不是當時的名字。唐睿宗先天二年（713年）唐派鴻臚卿崔忻出使渤海國冊封大祚榮，崔忻完成使命返回途中在旅順口鑿井刻石，“敕持節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為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魏國忠認為，“敕持節宣勞靺羯使”是唐朝授予崔忻的臨時官職，“靺羯”是國號而不是族稱，此觀點是正確的。“靺羯”與“靺鞨”的關係，以及來源於“勿吉”研究已經很深入。在音轉演變上，《也談“靺鞨”名稱之始見》論述最為精要，作者詳細論證了“靺羯”早於“靺鞨”的事實，認為《北史》《隋書》《太平寰宇記》引《北蕃風俗記》中的“靺鞨”都是宋人校勘時把“靺羯”改為“靺鞨”的結果，《舊唐書》和《新唐書》的靺鞨也是統一文字的結果。在字形的變化上以範恩實的研究最為系統，其還論證了“靺羯”是官方版本，而“靺鞨”是字書版本。2009年，蒙古國中央省土拉河北岸古城外古墓出土了一方唐朝墓誌也刻為“東征靺羯”，這裡的靺羯是墓主人參與唐軍攻打附屬於高句麗的粟末靺鞨之地，唐代的金石資料可以證明，“靺羯”確實是唐朝靺鞨人的正式名稱，所以，準確地說，大祚榮以族稱為國名，國名是“靺羯”而非“靺鞨”，“靺鞨”是後來修史過程中改寫的。
大祚榮在東牟山城（磨盤村山城）站穩之後，唐再次對其招撫。之後大祚榮在此接待特使崔忻，接受了封號和委任，歸順唐廷，其領地正式成為唐朝的一個屬國性質的羈縻州——忽汗州，他的唐朝官職是忽汗州都督。在接受新的爵位封號“渤海郡王”時立即按照舊例去除“靺鞨”號，專稱“渤海”，以示尊重唐廷之意，自此唐與渤海進入長達兩百餘年的藩屬關係穩定期。“振國”與“渤海”二次封爵號變國號可以反映出，作為唐朝的藩屬國才能獲得生存是大祚榮父子立國之戰略選擇。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了這個立國戰略是正確的，這也是大祚榮盤踞東牟山後立即接受唐廷冊封，並且長達幾百年保持密切宗藩關係、和睦相處的根源，而同時自立為王的乞四比羽採取完全擺脫唐廷控制的獨立立國戰略，是乞四比羽部走向滅亡的歷史必然。
四、結 語
近幾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力量對長城以南的延邊盆地及周圍地區，持續開展了渤海考古遺蹟的專題調查，至今沒有找到與磨盤村山城類似的渤海山城。隨著延邊長城和磨盤村山城的考古發掘工作的推進，認識逐漸深化，目前，已經基本能夠確定磨盤村山城是東牟山城。這是21世紀渤海歷史研究最重要的突破。
渤海國最初國號是“振國”，而非“震國”。乞乞仲象初稱王時佔據的地域很小，以忽汗河為主要地域，所以，武則天招安時封其地為忽汗州，封乞乞仲象為振國公忽汗州都督（或刺史）。振國的王城“舊國”在敦化盆地六頂山附近。東牟山不是乞乞仲象從遼西營州東奔稱王的立足之地，也不是大祚榮被唐將李楷固率大軍追而逃之的避難地，是大祚榮在獲取天門嶺大捷擊退唐軍之後，出於長治久安考慮做出的新戰略部署，把統治中心從忽汗河上游轉移到有重重高山屏障的奧婁河流域，從長白山主峰正北，轉移到主峰之東北。在新開闢的核心地域，不僅構築長城“樹壁自固”，還選擇易守難攻的磨盤村山築王城，城內修建宮室，即“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宮室建築上保留較多的瓦上有繩紋、方格紋、刻字等高句麗瓦做傳統，同時，房簷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鳥蓮紋瓦當進行裝飾，草創時期的花紋不夠精緻，但卻開啟了渤海國建築風格的新時尚。大祚榮在這裡制定立國之策，以族名“靺羯”為國號。而後於此接待唐使崔忻，接受唐廷封號，循前例去“靺羯”之號，改稱“渤海”國號，承襲父職“仍以其所統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成為唐朝屬國性質的羈縻州，奠定了渤海國成為“海東盛國”的基礎。
第三代王大欽茂先後修建了西古城、上京城、八連城三處平地王城，磨盤村山城被荒廢。大欽茂長期居住在長城以南的西古城和八連城，在上京城居住時間很短，死後葬在西古城附近的龍頭山珍陵。渤海國統治的政治重心仍在奧婁河流域。第四代王之後，國王皆居住在上京城，忽汗河成為渤海國中後期的政治重心，長城失去保護王城的戰略作用。《遼史·太祖紀》記載契丹阿保機在925年臘月出兵長途奔襲渤海上京城，正月初二首戰拔扶余城，七日後兵圍忽汗城（上京城），迅速破城，俘獲渤海王，“渤海”國號成為歷史。渤海國迅速滅亡，與第四代王以後，不居安思危，完全放棄大祚榮制定的王城以奧婁河為險阻，樹壁自固的最初戰略有直接關係。
［基金專案］本文為2016年教育部重大委託專案“靺鞨文化與渤海文化起源研究”（專案批准號：16JZDW004）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馮恩學，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侯璇，吉林大學考古學院
原文刊於：《北方文物》2022年第1期
此處省略註釋，完整版請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