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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年間，發生了這樣一起案件：

朝廷裡有一位名叫範從文的監察御史，遭到其他官員的彈劾，罪名是忤逆聖旨。

明太祖朱元璋看到彈劾狀，勃然大怒，下令把範從文打入死牢，候期問斬。

行刑之前，朱元璋照例檢視死刑犯的個人卷宗，在卷宗裡，朱元璋發現這個死刑犯姓範，是蘇州人，心中若有所思。於是，派人喚來範從文，問道：

“你跟范文正公是什麼關係？”

範從文答道：“我是范文正公的第十一代孫。”

朱元璋聽完，肅然起敬，馬上釋放了範從文，並命人取來五塊錦帛和筆硯，親筆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將錦帛賜給了範從文：

“免你五次死罪！”

於是，這位監察御史就被免去死罪，又得到了御賜的“丹書鐵券”。

範從文是什麼人，他為什麼要忤逆朱元璋的旨意呢？

範從文的祖上范文正公又是誰？

為什麼朱元璋要給他的後代“丹書鐵券”呢？

從現代“穿越”到洪武年間的監察官

範從文是明太祖洪武初年的國子監畢業生，畢業後，因為為人正直，被任命為大明朝廷的監察御史，負責監察官員、糾正刑獄等職責。

監察御使就好比是中國古代官僚系統的“牛虻”，專門“找茬”，所以這個職位本身就很容易得罪人。

偏不巧，範從文這個人“眼裡不揉沙子”，喜歡較真，所以自然受到很多同僚的不滿和排擠。

他的同僚找到了一個彈劾範從文的機會，什麼機會呢？

範從文發現當時的很多貪官雖然貪贓枉法，但是實際上受到的刑罰遠遠超出他們犯下的罪行，甚至有些人並不是貪官，也被當成貪官抓了起來，以至於連範從文這麼一個正直的人都有點看不下去了。

所以，範從文在判罰這些貪官的時候，利用自己手裡的權力稍微“變通”了一下，適當地減輕了一些刑罰。

於是，同僚們向朱元璋彈劾範從文，說他違反了明太祖親自主持制訂的《大明律》。

明太祖朱元璋本人作為社會底層出身的“草根”皇帝，對貪官汙吏可以說是深惡痛絕，於是，便認為範從文徇私枉法、包庇貪官，便毫不猶豫地將範從文抓了起來，打入死牢。

難道範從文真的是“包庇貪官”嗎？或者說，難道範從文真的反對朱元璋的“反腐”政策嗎？

這個問題恐怕不能急著下定論，先看一看朱元璋的“反腐”舉措吧。

我們知道，朱元璋本人是十分痛恨貪官的，對貪官汙吏處罰也很嚴酷，只要發現貪官，就抓起來處以重刑。

據《大明律》記載，朱元璋首創了“剝皮實草”之刑，凡是貪汙超過六十兩的官員，都要捉到官府裡，然後被剝皮，在剝下的皮裡塞滿牧草，擺在官府公堂旁邊，用來震懾和恐嚇那些心存貪念的官員。

這樣的“反腐”力度，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

而且，官員們如果“反腐”不給力、甚至不作為，也要受到朱元璋的嚴厲懲罰。

這就讓司法官員感到一些壓力。他們摸清楚了朱元璋“痛恨貪官”的心思後，審判貪官時往往特別賣力，甚至不惜濫施刑罰，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冤案。

所以，範從文才會在遇到冤案時，或者是刑罰遠遠超過貪官的實際罪行時“通融”一下。

作為一名監察官員，範從文認為，國家的法律部門既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壞人，但也不應該冤枉任何一個好人；既不能包庇罪犯、徇私枉法，也不能濫施刑罰、破壞法制。

從這個角度來說，範從文已經具有現代法治的一些思想了。

古代法制與現代法治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古代法制更多的是“刑罰”，缺乏對權力機關的制度性約束，所以權力機關想怎麼判罰就怎麼判罰。而現代法治卻是“刑法”，也就是說既規定了罪刑，也透過“法”對權力機關形成約束，以防止權力機關制定過於嚴苛的罪刑，甚至濫施刑罰。

朱元璋畢竟是古代的皇帝，《大明律》也是他個人意志的體現，所以官員隊伍唯朱元璋“馬首是瞻”也就顯得不奇怪了。

朱元璋能把範從文打入死牢，也能免去範從文的死刑，並賜他“丹書鐵券”。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朱元璋雖然“乾綱獨斷”，但並不糊塗，也不魯莽。

他處理國家大事時總是盡職盡責、小心翼翼，反覆衡量以免出錯。

朱元璋非常重視對死刑案件的審查和複核。在皇帝之下，還設定了好幾層審查案件的機制，比如，三司會審等等，最後要向皇帝彙報。

除此之外，行刑之前，朱元璋本人還要進行最後一道稽核：檢視犯人的檔案卷宗。

然而，就是這一道稽核機制，讓朱元璋得知了範從文與范文正公的關係，也因此救了範從文一命。

就這樣，範從文死裡逃生，還額外獲得了五條命。

範從文也藉此機會勸諫朱元璋：

國家要立法，罪刑要明確；

還要分清楚罪刑的等級，貪汙程度不同，懲罰力度也要不同；

法要大於權，制定了法律以後就要嚴格執行，不能動用自己的權力去隨意干涉法律。。。等等。

這些建議都很有道理，比如“分清楚罪刑的等級”這一條，如果不分清罪刑的等級，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試想一下：如果貪汙六百兩和貪汙六百萬兩的刑罰同樣都是剝皮，那一時起了貪念，貪汙了六百兩的貪官心裡會想“既然以後都要被剝皮，那乾脆貪汙六百萬兩得了！

這樣一來，法律豈不是失去了應有的威懾力？

所以，範從文看起來就像是“穿越”明朝的一位現代法學家。

範從文的正直個性也給他帶來了麻煩。

比如，這次赦免死罪之後不久，他就被貶到了雲南近十年之久，直到洪武十年才被赦免回京。

但是由於“免死金牌”的保護，直到明朝末年，範氏家族都沒有遭到滅門之禍。

朱元璋為什麼特赦範從文

範從文之所以能在洪武初年被朱元璋免去死刑，並得到“丹書鐵券”，是因為他有一個靠譜的家世：他的祖上是北宋名臣——范文正公，也就是范仲淹。

說起范仲淹，相信沒有人會陌生。

范仲淹是北宋的一位文學家和政治家，曾主持“慶曆新政”，後來得罪朝中保守勢力被貶。

他在《岳陽樓記》裡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不朽名句。

除此之外，范仲淹還是一位軍事家，他曾主持北宋對抗西夏的戰局，並寫下“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的詞句。

問題只在於：為什麼朱元璋會特赦范仲淹的後人呢？

僅僅是因為朱元璋崇拜范仲淹嗎？

也許是吧，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沒有任何史料具體描述朱元璋當時的心理活動。

事實上，如果理性分析的話，可能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朱元璋對范仲淹的個人情感。

我們知道，朱元璋出身貧苦農民，祖上備受元朝政府的殘酷剝削和壓迫。

這在很大程度上就使得朱元璋對底層群眾充滿感情，對貪官汙吏深惡痛絕、毫不手軟。

而范仲淹雖然出身官宦世家，但是並沒有上層社會高高在上的姿態，反而關心底層群眾的生活。

范仲淹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史上第一位創辦民間慈善機構的“大慈善家”。

他被貶之後，在老家蘇州吳縣創辦“義莊”，把“義莊”的土地收入用來賑濟災民，接濟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

他接濟的普通人，還包括奴婢、改嫁的婦女等等。這些做法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

後來，在范仲淹的表率之下，他的兒子範純仁等人做起慈善來更是樂此不疲。

範純仁等人除了接濟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還資助他們參加科舉考試。

其中規定：凡是參加科舉考試，每人給錢十貫作為路費，等等。

可以說，范仲淹不僅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把普通百姓放在心上。

范仲淹對普通百姓的這種情感態度正是“布衣天子”朱元璋所欣賞、敬佩的。

所以，朱元璋“愛屋及烏”，對范仲淹的後人愛惜有加。

第二，作為帝王，朱元璋欣賞范仲淹的賢臣風範。

朱元璋一直很佩服范仲淹。在朱元璋眼裡，范仲淹是宋朝第一名臣、第一功臣、第一忠臣。

他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時刻提醒自己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好皇帝。

而作為帝王的朱元璋，也確實做到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朱元璋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了。

研究明史的歷史學家吳晗先生統計過，從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八天裡，朱元璋就處理了1666件公文，合計3391件事情，平均每天看兩百多份檔案，處理四百多件事情。

更難得的是，他在位的三十一年裡，幾乎天天都能做到這麼勤政。

當然，歷史上對朱元璋的評價很複雜，有人認為朱元璋之所以勤政，是因為他有很強的權力慾望，想要大權獨攬，所以他廢除宰相制度。也有人認為他猜忌心重，不相信其他人，只相信自己，所以搞特務政治來監視臣民。

還有人說是因為朱元璋出身貧寒，所以他有“老農民”“老耕牛”的做派，等等。

這些說法，各有各的道理。但不管出於什麼動機，都不能掩蓋他“勤政”的事實。

更何況，朱元璋還帶頭節儉。照理說，他做了皇帝以後，地位至高無上，完全可以盡情享受了。但是他並沒有縱情享樂，更沒有奢靡腐爛，而是依然艱苦樸素。

可以說，朱元璋的勤政與節儉，完全配得上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也許，在朱元璋眼裡，範從文的正直品性正是范仲淹高尚品德的延續吧。

第三，表彰范仲淹，勉勵眾大臣。

作為帝王，朱元璋的一言一行肯定不會僅僅出自他的個人好惡，而是有更深層次的政治含義。

什麼政治含義呢？透過特赦范仲淹的後代來表彰范仲淹，從而勉勵他的大臣們學習范仲淹的精神和做派。

這其實是在告訴他們：

只要你們也能像范仲淹一樣，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忠誠於我們老朱家、忠誠於大明王朝和黎民百姓，那麼，我絕不會虧待你們，也不會虧待你們的子孫後代。

看吧，只要我願意，就可以免他一死，還賜給他“免死金牌”，免他死五次。你們也可以有這樣的待遇。

而且，如果把朱元璋這次特赦範從文和他在位期間大殺功臣做個對比的話，也許朱元璋的用意就更明顯了。

這次特赦範從文也就可以理解為朱元璋對“生殺予奪”的無上皇權的一次高調宣示了。

相信眾大臣都對朱元璋此得用意心知肚明。

“特赦範從文”背後的文化密碼——傳統中國的“家族觀”

從這個案件，我們可以看出一點：在傳統中國的文化裡，家族的力量是十分強大的。

正是因為范仲淹是一個讓人敬佩的人、是一個賢臣、做了很多對社會有利的事情，才換來了朱元璋對他子孫範從文的優待。

中國古代有很多俗語也反映了這種“家族的力量”，比如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虎父無犬子”等等。

中國的歷史文化始終不曾中斷過，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這就讓夏商周時期的“祖宗崇拜”延續了下來。

中國人尊重自己的祖先，願意瞭解祖先的事蹟，喜歡“認祖歸宗”——編寫家譜，等等。

同時，中國人也注重家族的傳承。比如傳承家學、制定家訓、樹立家風等等。

中國歷史上很多政治人物都跟朱元璋一樣，都認可“家族的力量”。比如劉邦，雖然說劉邦同樣是“草根”皇帝，而且劉邦討厭讀書人，做皇帝以前喜歡不務正業，給人一種“混不吝”的感覺，但劉邦也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也認可中國文化裡的家族傳承。

劉邦做了皇帝以後，有一次經過戰國時期趙國的故地，想起當年燕國名將樂毅客死趙國，便立刻向當地人詢問樂毅的後代，找到之後，封給樂毅的後代樂叔一塊封地，賜號華成君。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也曾差點成為朱熹的後裔。

這是在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後，有人建議朱元璋“修改身份證”，把自己改成南宋大儒朱熹的後裔，這樣有利於標榜大明王朝的文治。

但朱元璋最後還是否決了這個建議。從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家族的力量”多麼強大。

到了近代，還有人拿“家族”做文章，比如袁世凱。

袁世凱篡奪了中華民國的政權之後，開始動了做皇帝的歪心思。

於是，有人開始替袁世凱“修改身份證”，想把袁世凱說成是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的後代。既然祖先袁崇煥就是抗清名將，那後代袁世凱繼承大清的江山做皇帝也就顯得合情合理。

當然，我們都知道，袁世凱的“皇帝夢”很快就破碎了。但是，為了幫助袁世凱做皇帝，竟然有人把袁世凱篡改成袁崇煥的後裔，可以看出“家族的力量”是多麼強大。

結語

洪武初年，朱元璋特赦范仲淹的後代範從文，這在滾滾的中國歷史長河之中算不得一件大事。

但是透過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瞭解很多東西：瞭解北宋名臣范仲淹的道德風骨與家族傳承；瞭解朱元璋治下的大明王朝的“反腐”與法制；瞭解傳統中國的文化密碼——祖宗崇拜。

可以說是以小見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