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的奴性是如何養成的？分析的太對太經典了！

讀書多了思想自然改變

作者：理性批判

清末以來，關於中國的人性批判可謂汗牛充棟，其中當數魯迅先生對中國的人性揭示最為深刻，最入木三分。而時至今日，我們這個社會依然充滿了對國人人性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對國人奴性的批判尤為強烈。奴性到底怎麼定義呢？其實，奴性就是一種奴隸人格，畏懼權威、屈服於權威、無堅持正義的精神和缺乏捍衛正義的意志，連認識和保護自身的基本權利的智慧與勇氣也是缺乏的；他們的靈魂在權威的面前被嚇得說話都不敢說，甚至於因為屈服和畏懼反過來還去奉承、附庸權威，助紂為虐，把好人和正義的一方弄得更加悽苦，成為強權剝奪更多人權利的幫兇。難道中國人天生就是如此？看完下面的論述，你會明白國人的正義精神是怎麼喪失的，奴性又是怎麼形成的，以及靈魂又是如何變質變軟的。

明清與春秋時的中國人：兩個不同的物種

記得一個抗戰時期的日本人說過這樣的話，他說，我們尊敬古代的中國人，不尊敬後來的中國人。因為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很不一樣，完全是兩個物種。

這話聽起來很刺耳，但從頭到尾細讀中國史，你會發現此話有一定道理。春秋時的中國人，生機勃發，品格清澈。漢唐時的中國人，雍容大氣，自信心強。到了明清，一個個卻是那麼麻木、懦弱，缺乏創造力，甚至清朝還把鴉片當做了國家的經濟收入之一。明清時的中國人和春秋時的中國人相比，簡直是兩個不同的物種。

下面是相關實證：

古代人的尚武精神——

春秋時代，貴族個個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這和西方的騎士精神是一樣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對於老弱婦孺也是照顧有加。那時的中國人，不喜歡一步三搖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

所以《詩經》言莊姜之美，必先言“碩人其頎”；寫魯莊公之美，必說他“猗嗟昌兮”。那個時代美男子的標誌是大個子、卷頭髮、濃鬍鬚，最好還帶點體味。《齊風·盧令》讚美獵人，就說他“美且鬈，美且偲”，即捲髮多須。同樣，《陳風·澤陂》中說，“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於是令女主人公心生愛意，在單相思中苦悶不已。

春秋戰國時代，那些爭雄競長的大國，個個都強悍好戰。《詩經·秦風·無衣》中有注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班固在《漢書》中也說：“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

東方大國齊國民風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氣，和今天的韓國人差不多。貴族們常在道路上駕車相撞，國家立法也不能禁止。就連今天劃歸到南方隊伍裡的吳越地區也是民風彪悍，盛行陽剛之美。

再看下明清時的中國人——

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發現，中國的男人如此文弱。他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不僅如此，他還驚訝於這個帝國裡最聰明的人看起來都像女人：“無論是他們的外貌氣質，還是他們內心的情感流露，他們看起來全像是溫柔的女子。要是你對他們尊敬禮讓，他們便會比你更加謙和。”（不僅利瑪竇，依然健在的明史作家黃仁宇和當年明月或許更有資格對這段歷史作出中肯的點評）

居留中國的幾十年裡，利瑪竇也看過上流社會的人打架，不過其情景卻讓他啞然失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他們很少殘殺，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這種爭鬥的方式。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沒有什麼真正的男子陽剛之氣，主要是，他們大多數人連小刀之類的兵器都沒有碰過”，“這些男人們不惜每天花費兩個小時來梳理他們的長長的頭髮，考究地整理他們的服飾，他們就這樣悠閒自得地打發著美好的時光”。

鴉片戰爭後來到中國的外國人，更驚訝於中國人的膽小。英國人古伯察說：“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頗具剛毅的中國人，一旦遇到態度堅決，意志不撓的人，馬上就會變得軟弱，像患了癔病。面臨困難的中國人嘴裡常說‘小心’，即‘膽子要小’。”美國人羅斯則說：“中國兒童不像歐洲兒童那樣蹦蹦跳跳……對武力的讚賞已經完全沒有了。大男子當眾啼哭而不以為恥。”

俠義文化和俠義精神的失落——

除了以上兩點，我們再看看俠義精神。

春秋時期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託，一諾千金。這些俠客仗義，誠信，渾身的正義感。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時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一諾千金、士可殺不可辱。

那時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豫讓刺殺趙襄子的故事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豫讓為了給智伯報仇去刺殺趙襄子，設法混進趙府，他用自殘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裝易形，吃盡了苦頭。在被抓住之後，審訊者對豫讓說，你當年也曾為范家、中行家效力，這兩家都被智伯滅了，你不為他們報仇反倒為智伯賣命，為什麼今天智伯被人滅了你就這樣死心塌地為他報仇？豫讓回答說，當年范家、中行家隨隨便便看待我，我也這樣對待他們；智伯待我像對待國士，我自然要用國士的行事方式來報答他。

豫讓的這句回答，開了兩千年來“士為知己者死”的先河和典範：我豫讓不是你們任何一個人的附屬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沒有給你們報仇的義務，給不給你們報仇全在乎我自己。

俠客和義士們追求的是等級社會里平民的個人尊嚴和社會、他人對自我價值的承認，勇於擔當的果敢精神。既然我不是你們的附屬品，那麼我們之間的交往就應該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們之間就只有陌生人的關係。

這種“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是戰國時代俠文化中最可貴的部分。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他們如同珍視生命一樣珍視自己的個人尊嚴，對“平等”二字甚至達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即使在座位安排這樣的小事上，他們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但到了明清，所謂的“俠客”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和顯貴的附庸。

《三俠五義》中，俠客們在官人面前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第48回寫五鼠面見宋仁宗，這些英雄好漢見到皇帝，都“心中亂跳”、“匍匐在地”、“觳觫戰慄”，所謂的“江湖自由身”與權力一遭遇，立刻顯出十足的奴性。“鑽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盤桅鼠”、“混江鼠”這樣馴化式的名字，他們也都欣然接受，完全喪失了獨立的思想和人格。

正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終極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慷慨赴死而去。明清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達官顯貴的幫兇，黑白兩道通吃。如《三俠五義》所寫，雙俠丁兆蘭、丁兆蕙家裡廣有田產，實乃地產豪紳，五鼠則是陷空島的漁霸。

魯迅說，《三俠五義》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俠客，實質上是奴才，“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隨一個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鏢，替他捕盜”。他們“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其他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增加”。

清代儒臣的動物式生存方式——

說完了俠客和義士，再來看看春秋的儒和後世的儒。

後來被統治階級作為統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誕生之初其實並不像後來那樣充滿奴性，而是相當剛健清新，勇猛有力。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凌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孔子周遊列國，不留戀高官厚祿，不屈服於任何政治權威，只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相較孔子，更鋒芒畢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豐富，行事張揚。他自負到公然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他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與國君交談之際，毫無奴顏媚態：“說大人，則藐之，勿視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氣的他，居然敢說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離婁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樣的話，在後世尤其是明清皇帝看來，這幾乎有點大逆不道。

春秋時期，雖然在世俗層面，儒家對皇帝和權力秩序服從盡禮；但是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詡，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希望能實現自我完善，達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

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嚴光，曾出山幫助劉秀取得天下，劉秀登基後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隱居富春山耕釣自娛。及至唐代，雖然唐太宗發明了使天下英雄盡入我朝的辦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師夢，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州”，為得是逃離權力和世俗榮華的控制。

到了明清，大儒們幾乎完全被馴化成了“繞指柔”的奴才，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犬儒派（但這種犬儒和西方哲學中的犬儒主義有本質差別）。儒學要求人們忠君孝親，歷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皇帝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心靈也應屬於君主，不應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個人尊嚴。要把整個人都交付給國君。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麼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麼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說白了，就是搞一言堂，整個國家整個思想體系，皇帝一個人說了算。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明清的儒者和眾多臣子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淪為了無思想、無操守、無獨立人格的三無人員，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方式，像犬儒一樣向權貴低頭哈腰，阿諛奉迎。在皇帝的大一統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大肆貪汙，中飽私囊，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什麼操守、尊嚴、人格，對他們來說都是不著邊際的空話。而在這方面，乾隆時期的鉅貪和珅就是最好的例證。

明清五百年詩壇，沒有激情和靈感，早已失去了唐宋時期的偉岸和雄奇——

最後，再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兩個時期在詩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詩經》裡面有許多篇章，大膽地描寫愛情，甚至性愛。例如《詩經》的《野有死麇》：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意思是說，一個少女動了情，吉士就趁機挑逗她。最後三句很生動地表現出那個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處的心情：輕輕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間的佩巾，不要惹那黃狗嚇人地汪汪叫。

此詩沒有直接寫性，只是描寫二人向林中深處走去的心情，多麼含蓄，多麼自然健康且富有詩意。那時中國人的自然天性還沒有被後來的文化閹割。先民們的天真爛漫和心無雜念，如同狂風暴雨洗後的天空，高遠而純淨，蔚藍而深邃。《詩經》裡面充滿了生命的歡欣，充滿了野性、活力、大自然的和美。所以孔子對《詩經》的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唐宋時代，中國人在思想的原創力上明顯消退，但在文學藝術尤其是詩詞方面卻爆發出了驚人的創作力。唐詩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藝術生命力，精神蓬勃、氣象萬千，其風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渾壯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出現了眾多詩歌大家，比如李杜、小李杜等上千位詩歌巨人。

宋詞則為中國人表達情感的細膩化、生活化開闢了新天地，其在語言的清新婉約、思想情感的暢意表達等方面更勝唐詩一籌。哲人李澤厚說：“只要中國人還說漢語，只要中國人還用方塊字在進行寫作，那麼唐詩宋詞的魅力是永恆的。”（哲學詩畫在此補充下，不僅李澤厚，我想幾乎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會一致這樣認為）

但到了明清，兩個朝代歷時約500年，無論是詩人，還是俠客義士，以及文人儒者，其才性、閱歷、學識均大幅崩塌，他們以拾前人牙慧為榮，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懂自然科學為何物，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堅船利炮想不勝都不可能，因為明清的中國與世界相比，簡直太落後了，更可悲的是明清的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太過萎靡，從上至下，奴性和犬儒性像煙霧一樣到處瀰漫著。相比於《詩經》，再對此下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等人。明清500年的詩壇，沒有激情和衝動，沒有真性情，大活力，甚至連人最真實的表情和想法都沒有——除了納蘭性德外，那時的中國居然再沒產生一個具有時代影響力的詩人。在奴性中卑躬屈膝，在條款中割地賠款，在鴉片中醉生悶死……這些亂象和屈辱正是那個時代的血淚寫照。

結語——失去了創造力、感受力，沒了獨立人格和正義精神，也就沒有了靈魂

明清以前的中國人，可以說是偉大的民族。他們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以偉岸的身軀前行著，他們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先秦的諸子百家，漢武的雄才偉略，大唐的盛世繁華，這些到了明清都成了一種悽苦的回憶和不切實際的幻想。

明清500年，中國人只會做前人的影子。不但失去了創造力、感受力，而且丟棄了獨立人格和正義精神，錯失了足以影響和改變世界格局的科學技術和民主法律。他們畫地為牢，處處模仿著過去，重複著過去，還把自己標榜為天朝大國，視自己為東方的中心（那時的日本，在整體國力上其實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國，正虎視眈眈，伺機吞併）。書法家以重複前人為最高標準，詩人以寫得像唐或宋而沾沾自喜。他們的思維和判斷形成的是固定的解釋方式、感受方式和表達方式。那是的國家無論怎麼看，都如同一個空殼，沒有了靈魂，喪失了自我修復能力；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一種腐敗、墮落的氣味，人們的內心激不起半點漣漪。活著，吃飯，睡覺，任外國列強騎在頭上而不發聲。所以魯迅才咬牙憤慨地寫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明清500年，從上到下，人們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上面奢華浪費，下面窮苦忍讓。慈溪一頓飯可以吃掉一個家庭半年的口糧，而下層人民連口稀湯都喝不上。用歷史學家湯因比的話說，這種生活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著只是因為它已經僵化了，機械的大腦告訴他，要吃飯，要活著，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如果說這500年中國人有什麼進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學和民間騙人造假術上的巨大進步，那時國人的勾心鬥角、耍小聰明和騙人造假術估計全球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