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從頤和園回到紫禁城，將光緒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瀛臺，同時下詔逮捕變法派人士，標誌著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失敗。
事發之前，變法派代表康有為逃往法國，梁啟超逃往日本，譚嗣同本來有機會逃走，但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25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譚嗣同高聲吟道，“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隨後英勇就義，時年34歲。
與譚嗣同一起就義的還有林旭、劉光第、楊銳、楊深秀、康廣仁等人，合稱“戊戌六君子”。
變法派人士被捕之後，一部分與他們有特殊關係的朝廷重臣，對他們進行了營救。其中有的救下來了，但大部分都沒有結果。
在被捕的人士之中，有一個叫徐致靖的人，慈禧親筆批文立即斬決的第一個人就是他。但徐致靖的父親徐偉侯和李鴻章是同科進士，當年科考時李鴻章恰好生病，渾身哆嗦寫不了字，徐偉侯代李鴻章抄寫文章，結果後來李鴻章一舉中了進士，日後位極人臣，始終念著當年這份恩情。
但是變法人士的罪名太大，李鴻章深知自己出面救不了徐致靖，於是委託深受慈禧信任的榮祿說情，最終慈禧鬆口，“看你的面子，叫他老死獄底吧。”於是，斬立決變成了斬監候，僥倖逃過了一劫。就這樣，李鴻章給徐父面子，榮祿給李鴻章面子，慈禧給榮祿面子，層層面子轉下來，才救下了一個“三個月內未見過光緒”的徐致靖，可見當時營救的難度之大。
“六君子”之一的楊銳，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得意門生兼幕僚，戊戌變法開始時得到了張之洞支援的，楊銳便是他派去支援變法的人，代替他“坐京”。變法失敗後，張之洞對楊銳進行了多方營救，但仍毫無結果，還差點連他自己也搭進去。
譚嗣同的父親叫譚繼洵，當時擔任湖北巡撫，也是位高權重的封疆大吏，但是譚嗣同被捕後，譚繼洵並沒有對他進行營救，這是因為什麼呢？
第一，時間上來不及。
譚嗣同等人被捕之後，由於案情過於重大，刑部官員不敢審理，於是上書奏請慈禧太后派大臣進行會審。不料突然傳來慈禧旨意，下令直接處斬，這越過了當時所有的法律程式，就連刑部官員都很驚訝。從譚嗣同25日被捕，到28日被殺，其間僅僅相隔三天，譚繼洵就算想救，時間上也來不及。
第二，譚父的地位不夠高。
譚繼洵雖說是湖北巡撫，從二品大員，管轄一省地方之封疆大吏，但實際上卻沒什麼實權。因為當時的湖廣總督即為張之洞，督、撫同駐武昌，張之洞“事多專決”，“繼洵不敢與抗，謹飭自保而已”，“每之洞約聯銜條陳新政，皆謝不敏”。
雖然不能說譚繼洵是張之洞的下屬，但在張之洞的壓制之下，湖北的事務大多由張之洞決斷，譚繼洵既然不敢與之相爭，手中自然無權。更何況，以張之洞的地位，尚且營救楊銳無果，譚繼洵要救譚嗣同，就更沒有可能了。
第三，擔心禍及全家。
譚繼洵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與積極變法圖強的譚嗣同相比，譚繼洵屬於保守派。當譚嗣同在瀏陽設立算學格致館，推廣新學時，譚繼洵對此嗤之以鼻，“守老氏之寶，不欲為天下先。”甚至山東道監察監使楊深秀曾彈劾譚繼洵，說他：“守舊迂拘，雖人尚無他，要非能奉行新政者。”
所以，在營救譚嗣同這個問題上，譚繼洵顯得非常謹慎，因為譚嗣同的罪名為“大逆不道”。大家都知道有個成語叫“十惡不赦”，“十惡”之中，最大的罪名是謀反，其次便是謀大逆。這種罪名是很難逃脫的，唐太宗時，太子李承乾謀反，太宗想要饒這個兒子一命，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如果譚繼洵貿然出手營救譚嗣同，那麼極有可能將自己搭進去，甚至將全家老小都搭進去。譚繼洵此時內心是十分糾結的，一邊是他的親生兒子，另一邊是所有的親人，孰輕孰重，如何分辨？或許，譚繼洵此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禱慈禧不要因此遷怒於他的家人。
然而，即便是譚繼洵始終沒有為兒子說話，慈禧也沒有放過他，將其罷官，削職為民。
當譚嗣同就義之後，譚繼洵強忍內心悲痛，為兒子寫下了輓聯，“謠風遍萬國九州，無非是罵；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讀來可以感受到一個父親對兒子的痛惜之情。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譚嗣同既決心就義，其父譚繼洵眼看著兒子落入深淵，卻不能救，不敢救，其內心的痛苦更非常人所能體會萬一。我們該做的是緬懷那些為中國富強而流血犧牲的人們，奮發圖強建設我們的祖國，而不是在這裡指責譚父為什麼見死不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