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減水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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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減水書生，與您一同品味歷史、感悟思辨。
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出代郡、衛青出定襄，十萬漢騎東西兩翼出擊，千里奔襲、掃蕩漠北。
霍去病部，斬首虜七萬餘人，擊潰匈奴左部；衛青部，斬首虜一萬九千餘人，擊潰單于主力。
漠北之戰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
武帝朝的戰略重心也隨即發生轉移，由邊地而內政、由塞北而南疆。
此後將近十年時間，匈奴鮮再來犯、塞北少有戰事。
儘管如此，漢武帝仍舊不忘匈奴、漢廷從未忽視塞北。
公元前112年，漢武帝勒兵蕭關，數萬漢騎狩獵新秦中。
公元前111年，漢帝國出動十萬騎兵平定勾結匈奴叛亂的西羌。
公元前110年，詔告天下：親巡邊陲、以“擇兵振旅，躬秉武節”，並置十二部將軍，觀兵塞北。
漢武帝由甘泉宮出發，巡行上郡、西河、五原等北地邊郡；再出長城、登單于臺，至朔方郡、北臨黃河。
史載：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
十二部將軍威風凜凜、十八萬漢騎金戈鐵馬、千餘里旌旗招展，即為漢武帝朔方勒兵之壯景。
同時，郭吉出使單于庭，向匈奴單于宣告大漢戰書：大漢皇帝力邀匈奴單于草原一戰。
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
漢武帝為何要舉辦盛況空前的朔方勒兵？
司馬遷《封禪書》記載：
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
也就是說，漢武帝朔方勒兵的目的就是封禪泰山前的規定動作，僅此而已。
封禪，只是一個觀察角度，或者說是司馬遷的視角、封禪的視角。
但世界是複雜的，很多事情往往都是多種機緣，或巧合而就、或形勢使然。
所以，探究朔方勒兵，還需要結合漠北之戰後的漢匈形勢，由史實條件判斷目的初衷，即由前及後。
甚至還要參照朔方閱兵的實際功效，由歷史意義反推目的初衷，即由後及前。
1。漠北之戰後，武帝朝的內政重心
漠北之戰，大量殺傷了匈奴的有生力量，漠南無王庭就是明證。
但是，舉凡大國征戰，往往都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所謂全甲破敵，要麼是區域性戰爭、要麼是偷襲得手。
如公元前127年，衛青、李息千里大迂迴、全甲河南之戰。
而漠北之戰卻是漢匈之間的大決戰。
漢武帝舉國傾兵、衛霍兩大名將同出漠北，而匈奴單于也是親臨戰陣、待敵北境。
對於匈奴，漠北之戰是慘敗；對於漢朝，漠北之戰也是慘勝。
甲士死數萬、戰馬死十餘萬。
戰場損失大，損失影響更大。
武帝朝徹底拼光了漢初積蓄七十餘年的殷實家底，而且遭遇到了財政危機。
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
漢武帝尚武好戰，所以對戰將、對士兵的賞賜從不吝嗇，封侯、賜田、授金都是大手筆。
但至此時，卻出現了“戰士頗不得祿”的窘境，足見漠北之戰的影響之大。
所以，漢帝國接下來的戰略重點就是內政，而目的就是要解決財政危機。
漢初以來便形成了薄賦的傳統。
所以，漢武帝無法直接在農民身上施力，只能在財政政策上下功夫。
具體的財政手段：
一是鹽鐵專營，把國家財政危機轉移至天下。
二是鑄五銖錢，之後又壟斷鑄幣權，向天下收鑄幣稅。
三是興修水利，解決已經出現的糧食危機。
四是算緡告緡，向商人和豪門收取財產稅，算緡是收財產稅而告緡則是赤裸裸地搶劫豪門。
此外，還有賣官鬻爵，用國家爵位跟有錢人做交易。
接下來還有更狠的，就是公元前112年的酎金奪爵，直接奪爵106人。
配之以酷吏峻法，漢武帝不僅徹底解決了財政危機，而且實現了中央府庫豐盈。
同時，又有兩項亦軍亦民之政，一是效仿秦制施募兵制，增強軍力；二是舉馬政，再興養馬。
這兩條政策直接是在軍隊和戰馬上做文章，所以武帝朝能夠長保武功獨步天下。
2。重心南移而不忘北境，武帝朝的伐謀伐交伐戰
漢武帝繼位之初，最先施展武功的地方是以會稽威閩越，而不是以馬邑謀匈奴。
如公元前138年：
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閩越），浮海救之（東甌）。
在匈奴戰事成為帝國主要矛盾時，漢武帝仍舊在南方大舉作為，具體就是經營西南夷。
但是，一因丞相公孫弘的反對、二因無力支撐南北同時舉事，所以只能減罷西南夷事而專營朔方北境。
既然北境已平，那麼漢武帝的目光就可以再次轉移到南方了。
公元前113年，漢武帝派安國少季出使南越、路博德屯兵桂陽。
公元前112年，漢武帝派五路大軍出征南越；次年，南越滅國。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派四路大軍出征東越；是年，東越國滅。
在南越之地，設定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等九郡。
對東越之民，全部遷徙至江淮之間，空置東越舊地。
在征伐東越和南越之時，漢武帝加大了對西南夷的經營力度。
在治道、置官、出使均難以奏效的情況下，漢武帝便再次施展武力套路，依託巴蜀、直接出兵。
武力鎮撫之後，設定牂柯郡、越巂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對西南夷施行郡縣治理。
對內解決財政危機、對外拓土南疆，但是漢武帝以及大漢朝堂從未忘記北方的匈奴。
但不是採取武力，一是因為匈奴遠遁；二是因為財政危機。
待財政危機有所緩和，大將霍去病卻英年早逝，所以興兵匈奴被長期擱置。
不伐戰並不代表不伐謀、不伐交。
針對匈奴的伐謀伐交之策，主要是內外兩手：
第一是經營河南之地、河西之地。
在河南之地大舉移民墾荒，使河南之地得號“新秦中”，就是像關中秦地一樣富庶。
在河西之地先後設定酒泉、武威、張掖、敦煌等郡，同時持續實施移民墾荒之策。
第二是出使西域、出兵西羌。
公元119年和公元115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同時營建河西走廊，加強了漢帝國對西域的控制。
公元111年，漢武帝派大將李息平定西北羌亂，並設定護羌校尉，以軍事和政治手段徹底切斷匈奴與羌人的聯絡。
伐謀伐交的結果就是：
河南之地、河西之地，不僅成為帝國郡縣，而且成為征伐匈奴的戰略基地、成為控制西域的戰略要道。
匈奴面臨來自長城和西域的攻勢，生存空間被大幅壓制。
匈奴襲擾漢境，只能止步五原、朔方；而漢朝出兵匈奴，則縱馬一躍便是單于庭。
3。朔方勒兵僅為封禪的形式主義？
公元前112年，西北羌人叛亂，同時匈奴攻略五原。
公元前111年，西域小國開始攻略漢使，匈奴騎兵襲阻通使道路。
這是朔方閱兵前兩年的外部局勢。
而內部形勢呢？
內部的財政危機在一系列雷霆手段之後得到了好轉。
但是對南越、對東越以及對西南夷的三次用兵，以及對新設郡縣的經營，再次加重了財政負擔。
所以，漢帝國雖然在軍事上屢建武功，營中有鐵騎、庫中有武備，但是財政卻捉襟見肘。
原因是用錢的地方實在太多。
特別是此時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讓漢武帝感到了危機。
公元前112年，漢武帝北出蕭關、狩獵新秦中。
所謂狩獵就是軍事演習，而新秦中就是衛青收復的河南之地。
這期間，漢武帝發現了一個大問題：那就是新秦中一帶千里無亭徼。
亭，是指烽火亭；徼，是指邊地要塞。
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漢武帝這個人很情緒化，所以賞必重賞而罰必重刑，要殺人從來都是舉族屠戮。
但是，除非郡國造反，這種“誅北地太守以下”的施刑卻是極為少見的。
只能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亭徼太重要。
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
這就是亭徼的軍事價值，是足以應對匈奴入侵的重要屏障。
第二個是武帝太重視。
自收復河南之地後，漢武帝為了城築朔方，竟罷撤了對西南夷事（只是暫緩，仍舊派官派吏），而且持續性地大移民。
所以，對於漢武帝而言，新秦中是戰略性的大事，在北境與南疆之間選了北境，而北境之重就是河南之地。
對於匈奴，漢武帝未曾忘記、朝堂也未曾忽視，而北地郡府卻搞成了“千里無亭徼”。
也就是在這一年，即公元112年。
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久不寇邊的匈奴人到底還是來了，來即斬殺封疆大吏，胡騎可能並未彪悍，而漢軍可能已經羸弱。
這就是一個更強烈的訊號。
這個時候，漢武帝就必須重視匈奴、必須重視北地了，特別要重視北境武備。
而邊郡武備鬆弛的原因，就是和平太久。
自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戰後，漠南無王庭而匈奴鮮來犯，北地邊境的武備在和平的環境下持續了太長時間。
所以，北地邊郡需要重新緊張起來，而帝國騎兵也需要重新彪悍起來。
對於匈奴的蠢蠢欲動，漢武帝以及帝國朝堂也必須做出迴應。
於是，公元前111年，李息將十萬眾平西羌；於河西再建張掖、敦煌二郡，以此徹底切斷匈奴與羌人的勾結。
同年，遣公孫賀率一萬五千騎出九原兩千裡、遣趙破奴率萬騎出令居數千裡，未見匈奴騎兵卻宣示了帝國態度，就是要以戰止戰。
伐謀有經營河西、河南，伐交有孤立匈奴的外交手腕，那麼伐戰也要做出表示。
戰場攻殺已經不可能，因為匈奴人不想打也不敢打，且大軍深入又難見所獲，於是就只能耀兵逞威於草原了。
所以，朔方勒兵，也就成為帝國伐戰的一種表現形式。
既要示之以強、震懾匈奴，又要示之北地、鞏固武備。
（漢使郭吉）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讋，終不敢出。
匈奴亦讋（zhé）。讋，膽怯也。
武帝詔書雄傲，郭吉言辭挑釁，於是單于大怒，當即斬殺了引郭吉入見的匈奴主客。
但是，單于雖怒火中燒，而匈奴卻已膽戰心驚，所以“終不敢出”。
朔方勒兵起到了震懾匈奴的作用，使這個“好殺伐，國人多不安”的烏維單于終不敢為亂漢境。
由前及後，從漢匈之間的大國形勢到北地武備的具體情況看，足可認為加強北地武備的必要性。
大漢盛而匈奴怯的碾壓態勢又決定了一種不對稱的和平局面，使得漢匈再戰難以成行。
所以，朔方勒兵便是一步有深意的舉動，而非僅是為了封禪的形式主義。
由後及前，從匈奴“終不敢出”的效果看，朔方勒兵，劍指匈奴、令單于膽寒，也可以視作強漢一朝的雄略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