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寶國：《史記》的命運
原創
胡寶國
讀書雜誌
編者按
《史記》成書之初，並未像今天這樣享有崇高的地位，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今人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這種古今之不同，原因何在，又體現了哪些傳統與現代不同的觀念與思維方式，胡寶國的這篇文章都有清晰而又精彩的發揮。
《史記》的命運
文 | 胡寶國
（原載於《讀書》2006年2期）
《史記》在今天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在較早的時期，它的命運卻並非如此。東漢班固曾經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當然，我們注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
我在《漢唐間史學的發展》一書中曾經說：“古代史學與現代史學是不一樣的。現代史學是以解釋為主，以敘述為輔；而古代史學則是以敘述為主，以解釋為輔。”當時這樣說是為了說明史書中“史論”部分的重要性。現在討論古人、今人對《史記》的評價問題，這段話同樣有用。蕭統《文選》序稱史書為“記事之史，系年之書”。劉知幾《史通·敘事》篇說：“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既然史書主要就是“記事”、“敘事”，那麼其中文字表達如何、事情敘述得是否真實可靠自然就成了衡量其優劣的重要尺度。前引漢晉人所謂“文直事核”就是在強調這兩個方面。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按此，在“文”與“事”之外，史書還涉及到“義”的問題。那麼，什麼是“義”呢？簡單地說，所謂“義”就是指透過“獎善懲惡”，從而使得“亂臣賊子懼”。這是孔子改編《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馬遷說：“《春秋》以道義。”（《史記·太史公自序》）
總之，“事”、“文”、“義”三項是古代史學評論最關注的內容。明白了這一點，就比較容易理解漢唐人對《史記》為何評價不高了。按當時人看，《史記》在“事”的方面儘管也不錯，但並不突出，甚至還不如《漢書》。東漢王充說：“班叔皮續談《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浹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論衡·超奇》）如果從“義”的方面看，《史記》問題就更多了，“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在漢儒看來實屬“不義”。
那麼，今人為什麼會特別看重《史記》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兩點。首先，我們非常重視史學史上新體裁的開創，而《史記》正是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新體裁。這是一個里程碑，由此一路下來紀傳體史書綿延不絕。但是，讓當時人具有我們這樣的認識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他們無法預料以後的史學發展狀況。此外，我們重視《史記》，還在於司馬遷的著史目的，即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幾乎所有研究《史記》的學者都會提到這句話。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我們的史學是以解釋為主，我們最看重的是對歷史的解釋，而司馬遷的這句話正表現出強烈的解釋歷史的願望。這個特點在《史記》中時常可以看到。《史記·六國年表序》：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
《史記·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餘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伯夷列傳》：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秦時期全圖》（區域性）（來源：《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著，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版）
我們看到，在“事”、“文”、“義”這些常規的套路之外，司馬遷腦子中還有很多“問題”存在。他試圖對歷史問題提出解釋。在解釋不了的時候，他也要把自己的疑惑寫出來。在解釋重於敘述的今天，這些特點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我們的讚歎。但是，在僅僅關注“事”、“文”、“義”的時代，他的這些思考、議論卻不可能受到太多的關注。劉知幾說：“史之有論，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史通·論贊》）他雖然在討論史論的問題，但著眼點還是在“事”，並沒有理解到“史之有論”的真正價值。
總之，因為我們與古人對史學的理解不同，所以對《史記》的評價也不同。但是，若追根尋源，大約從宋代開始，人們對《史記》的評價就逐漸有了變化。呂祖謙稱讚司馬遷“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為史者，殊未易窺其涯也”（《大事記解題》卷一二）。鄭樵評價《史記》說：“會通之義大矣哉！……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唯有此作。……自《春秋》之後，唯《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馬端臨說：“《詩》、《書》、《春秋》之後，唯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文獻通考》自序）章學誠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唯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文史通義·申鄭》）趙翼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廿二史札記》卷一）宋代史家有追求會通的風氣，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以下稱《通鑑》）是通貫性的著作，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亦然。他們從會通的角度看《史記》，自然會給司馬遷以很高的評價。與之不同，清人評價從體例上著眼，也容易理解。到清代，紀傳體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飲水思源，認識到《史記》的開創之功是比較自然的事情。
就《史記》的命運而言，這篇短文字來可以結束了。但是《史記》地位在宋以後的變化卻也在提醒著我們，宋以後的史學是否在其他方面也發生了變化呢？這個問題比《史記》的命運更有趣味。
分析史學變化，不能不特別注意體裁問題，因為古代史學的變化往往表現為敘述體裁的變化。王樹民先生說：“在唐代以前，史書體裁只有紀傳體和編年體二種，杜佑撰成《通典》後，增加了典制體，並衍生了會要體，北宋司馬光撰成《通鑑》後，編年體盛行起來，從而產生了綱目體與紀事本末體，在史書編纂學中幾種重要體裁，至此已告齊全。”（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我覺得“重要體裁”的齊全是很值得分析的，它意味著以“敘述”為主的史學著作在體裁上已經很難再變出什麼新的花樣了，同時也預示著我們如果繼續用“體裁變化”——“史學發展”這個模式來觀察以後的史學變化，必定會感到十分茫然。
依我們的“後見之明”，在傳統的“敘述”之外，宋代史學還存在著一些其他的可走之路。這些路可能起初並不很顯眼，但在以後的歲月裡會越走越寬廣。我們知道，司馬光寫《通鑑》時，還寫了三十卷的《通鑑考異》（以下稱《考異》）。在《考異》中，司馬光對他所依據的各種史料仔細對比，詳加考證，最終確定史料的取捨，並把取捨的理由寫下來。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宋代有考據的風氣，除司馬光《考異》外，如劉的《東漢刊誤》、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漢書藝文志考證》、《通鑑地理考證》、《漢制考》等等，也都是這方面的著作。此外，如洪邁、葉適也都有考據之作。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經說：“《困學紀聞》為清代考證學先導。”其實，這“先導”當中也應包括宋代其他的考據著作。從史學演變的角度看，《考異》的重要性可能並不在《通鑑》之下。如果說《通鑑》是舊有編年體史書的最高峰，是對過去的總結，那麼《考異》則更多地是指向了未來。
1924年，梁啟超（左起第三）與泰戈爾（左起第二）在北京（來源：thethirdpole。net）
宋代讀史風氣濃厚，有關讀史方法的議論也很多。程頤說：“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蹟，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程氏遺書》十八）朱熹說：“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朱子語類》卷十一）呂祖謙說：“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統體，蓋謂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東萊文集別集》卷十四，《讀書雜記三讀史綱目》）他們關注的是應該如何分析史書中所記載的歷史，而不再是僅僅從文字的角度去評價史書的“其事”、“其文”。宋代學者的這些讀史心得很多都被記錄了下來，從而形成了單獨的一類史學著作。在《四庫提要》史評類著作中，唐代只有《史通》一部，而宋代則明顯增多。史論，古已有之，《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直到《通鑑》的“臣光曰”都是史論。但這些史論都是附著在史書上面的，而宋代的變化則是出現了大量脫離了史書的獨立的史論之作（前代也有獨立的史論，如諸葛亮《論前漢事》，但數量很少）。這實際上與前述《考異》的情形一樣。考據也是古已有之，以往史家寫史的時候，也必定會在史料的鑑別取捨上面下一番功夫，在註釋家的註釋中也或多或少總有一些考據的成分，但將這些考據成果獨立成書，是宋代才有的現象。考據、史論漸漸從史書內部分離出來，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變化，它說明史學在“敘述”之外，又有新的領域出現了。這些領域到明清就逐漸成了史學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除考據、史論之外，宋代還有一部書很值得分析，這就是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宋史》“袁樞本傳”稱：“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他是怎樣“區別其事”的呢？我們舉一個例子。《通鑑》卷九至卷六十八記載兩漢歷史，袁樞則將其分為《高祖滅楚》、《諸將之叛》、《匈奴和親》、《諸呂之變》等四十三事。這些從歷史過程中提煉出來的“事”，意義非同尋常，因為它在誘導著“問題”的出現。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曾對《紀事本末》體大加讚賞。他說：“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文史通義·書教下》）余英時先生對章氏這段話有過分析。他在討論章學誠與柯林伍德的史學思想時說：“柯靈烏頗贊同艾克頓的名言，以為科學的歷史家當‘研究問題而不是時代’。這一點也恰恰與章氏的觀點若合符節。我們知道，章氏曾對袁樞的《紀事本末》體裁特致讚揚。……袁氏之體裁正合乎西方近代史學的著作形式，也是近人之治西史者所特別欣賞之一點。‘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正是‘研究問題’這一觀念的實際表現。”（《論戴震與章學誠》）從客觀上看，紀事本末體確實具有這樣的特點。歷史上哪些事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又是什麼？當史家試圖把“歷史”組織為“事件”時，這些問題便不能不考慮。可見，在史家選擇“事件”的時候，“問題”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作為科學的歷史：柯林伍德的哲學》，範·德·達森著，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2020年版（來源：amazon。in）
其實，不論程頤、朱熹，還是呂祖謙，他們談論的都是“讀史”應該如何如何。“讀史”，已經不屬於“撰寫”；“讀史”強調的是讀史者應該如何理解歷史。質言之，“讀史”者已經展現出了一個“研究”者的姿態。在他心中，已經有了強烈的“問題意識”。我們看蘇軾的一段議論。他在討論“歷代世變”時說：“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眾，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族繼起，不得不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不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蘇軾集》）這段議論有的地方有道理，有的地方則有些荒唐。但不論怎樣，蘇軾的意圖還是能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希望能夠尋找到秦漢魏晉歷史變化的邏輯。我們再看馬端臨的一段話。他在《文獻通考》自序中說：“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蹟，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鹹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他把政治史與制度史做了明確區分，認為“理亂興衰”的政治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經制”則是“相因”的。能夠考慮到政治與制度的不同，並進而指出其各自特徵是“不相因”與“相因”，這樣的思想實在是有相當深度了。它使以往僅僅關注“事”、“文”、“義”的舊史學黯然失色。
我們接著討論體裁的問題。錢穆先生在《中國史學名著》中講完《文獻通考》後，接著講《明儒學案》。他開頭的說明很有意思。他說：“此下我們講明代，我想特別只舉出一部書，即是黃梨洲（宗羲）的《明儒學案》。實際，《明儒學案》已不是明代的書，這書在清代才完成。這樣講來，我就在明代想不出舉哪一部書來作史學名著講。”錢穆講中國史學名著，偏重的是史學著作的新體裁。我們知道，就傳統體裁而言，明代當然也還有很多史學著作寫成，如《元史》、《明實錄》、《國榷》等等，但若從新體裁的角度看，錢穆卻難以找到一部值得講的書，不得已只好講清代才完成的《明儒學案》。再往後，錢穆又講了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文史通義》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已經不屬於敘述歷史的著作了。不僅錢穆如此，一般史學史著作在寫到這一時期也會發生某種改變，介紹的重點除了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外，往往就是王夫之的《讀通鑑論》、顧炎武的《日知錄》、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等等。這些書都不是敘述歷史的著作。它們接續了宋代傳統，要麼是考史，要麼是論史，要麼是二者兼而有之。史學史研究者的不自覺選擇無異於告訴我們，那些繼續撰寫著的以“敘述”為主的傳統史學著作已經不能代表這個時期史學的最高成就了，而考史、論史則漸漸成為史學的重點。趙翼《廿二史札記》中，如“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東漢功臣多近儒”、“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周隋唐皆出自武川”等許多條目，都反映出他的問題意識已經十分強烈。直到現在，很多研究者仍然可以從趙翼的“問題”中獲得啟發。
15世紀日本繪畫《東坡笠屐圖》（區域性）（來源：metmuseum。org）
總而言之，宋代以後，雖然傳統的“敘述”歷史的著作依舊浩浩蕩蕩，但是在“重要體裁”基本齊全的形勢下，這個方面已經難有大進展了。史學若求新變，必須另覓新途。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以考史、論史見長的史家變得日益醒目了。如果這些認識無大錯，則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在“敘述”歷史與“解釋”歷史之間，存在著一個很長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就是考史、論史。
宋代以後的史學演變非常複雜，上述想法充其量只是一個大膽的“猜想”而已。以過分簡化的方式來處理複雜的問題是十分危險的，我之所以明知故犯，或許只是因為內心深處存在著一種“猜想的衝動”。
【文史】《史記》和《漢書》｜朱自清
原創
朱自清
中華書局1912
說起中國的史書，《史記》《漢書》，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有兩個原因。一則這兩部書是最早的有系統的歷史，再早雖然還有《尚書》 《魯春秋》《國語》《春秋左氏傳》《戰國策》等，但《尚書》《國語》 《戰國策》，都是記言的史，不是記事的史。《春秋》和《左傳》是記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簡短，《左氏傳》雖夠鋪排的，而跟著《春秋》編年的系統，所記的事還不免散碎。《史記》創了“紀傳體”，敘事自黃帝以來到著者當世，就是漢武帝的時候，首尾三千多年。《漢書》採用了《史記》的體制，卻以漢事為斷，從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後來的史書全用《漢書》的體制，斷代成書；二十四史裡，《史記》 《漢書》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這稱為“正史”。《史記》 《漢書》，可以說都是“正史”的源頭。二則，這兩部書都成了文學的古典；兩書有許多相同處，雖然也有許多相異處。大概東漢、魏、晉到唐，喜歡《漢書》的多；唐以後喜歡《史記》的多，而明、清兩代尤然。這是兩書文體各有所勝的緣故。但歷來班、馬並稱，《史》《漢》連舉，它們敘事寫人的技術，畢竟是大同的。
《史記》，漢司馬遷著。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生，卒年不詳。他是太史令司馬談的兒子。小時候在本鄉只幫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兒。司馬談作了太史令，才將他帶到京師（今西安）讀書。他十歲的時候，便認識“古文”的書了。二十歲以後，到處遊歷，真是足跡遍天下。他東邊到過現在的河北、山東及江、浙沿海，南邊到過湖南、江西、雲南、貴州，西邊到過陝、甘、西康等處，北邊到過長城等處；當時的“大漢帝國”，除了朝鮮、河西（今寧夏一帶）、嶺南幾個新開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遊，相傳是父親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處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寫的史料，沒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卻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遺蹟，聽到了好些古代的軼聞；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來印證並補充他所讀的書。他作《史記》，敘述和描寫往往特別親切有味，便是為此。他的遊歷不但增擴了他的見聞，也增擴了他的胸襟；他能夠綜括三千多年的事，寫成一部大書，而行文又極其抑揚變化之致，可見出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闊大。
他二十幾歲的時候，應試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大行封禪典禮，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司馬談是史官，本該從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陽不能去。司馬遷卻跟去了。回來見父親，父親已經快死了，拉著他的手嗚咽著道：“我們先人從虞、夏以來，世代作史官；週末棄職他去，從此我家便衰微了。我雖然恢復了世傳的職務，可是不成；你看這回封禪大典，我竟不能從行，真是命該如此！再說孔子因為眼見王道缺、禮樂衰，才整理文獻，論《詩》《書》，作《春秋》，他的功績是不朽的。孔子到現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國只管爭戰，史籍都散失了，這得搜求整理；漢朝一統天下，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也得記載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卻沒能盡職，無所論著，真是惶恐萬分。你若能繼承先業，再做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揚名於後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著我的話罷。”（原文見《史記·自序》）司馬遷聽了父親這番遺命，低頭流淚答道：“兒子雖然不肖，定當將你老人家所蒐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來，不敢有所遺失。”（原文見《史記·自序》）司馬談便在這年死了；司馬遷在這年三十六歲。父親的遺命指示了他一條偉大的路。
父親死的第三年，司馬遷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機會看到許多史籍和別的藏書，便開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時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裡，特別是漢代各地方行政報告，他那裡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卻忙著改歷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前104），太初曆完成，才動手著他的書。天漢二年（前99），李陵奉了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命，領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萬人圍著他們；他們殺傷了匈奴一萬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沒吃的，耗了八天，等貳師將軍派救兵。救兵竟沒有影子。匈奴卻派人來招降。李陵想著回去也沒有臉，就降了。武帝聽了這個訊息，又急又氣。朝廷裡紛紛說李陵的壞話。武帝問司馬遷，李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李陵也作過郎中，和司馬遷同過事，司馬遷是知道他的。
他說李陵這個人秉性忠義，常想犧牲自己，報效國家。這回以少敵眾，兵盡路窮，但還殺傷那麼些人，功勞其實也不算小。他決不是怕死的人，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許在等機會給漢朝出力呢。武帝聽了他的話，想著貳師將軍是自己派的元帥，司馬遷卻將功勞歸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將他抓起來，下在獄裡。第二年，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他灰心失望已極，只能發憤努力，在獄中專心致志寫他的書，希圖留個後世名。過了兩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獄，不久卻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書令，重被寵信。但他還繼續寫他的書。直到徵和二年（前91），全書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他死後，這部書部分地流傳；到宣帝時，他的外孫楊惲才將全書獻上朝廷去，並傳寫公行於世。漢人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太史公記》《太史記》。魏、晉間才簡稱為《史記》，《史記》便成了定名。這部書流傳時頗有缺佚，經後人補續改竄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間褚少孫補的有主名，其餘都不容易考了。
司馬遷是竊比孔子的。孔子是在週末官守散失時代第一個儲存文獻的人；司馬遷是秦火以後第一個儲存文獻的人。他們儲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是一樣。《史記·自序》裡記著司馬遷和上大夫壺遂討論作史的一番話。司馬遷引述他的父親稱揚孔子整理“六經”的豐功偉業，而特別著重《春秋》的著作。他們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話：“我有種種覺民救世的理想，憑空發議論，恐怕人不理會；不如借歷史上現成的事實來表現，可以深切著明些。”（原文見《史記·自序》）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惡賢不肖，存亡繼絕，補敝起廢，作後世君臣龜鑑。《春秋》實在是禮義的大宗，司馬遷相信禮治是勝於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羅永珍，採善貶惡，並非以刺譏為主。像他父親遺命所說的，漢興以來，人主明聖盛德，和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是他父子職守所在，正該記載表彰。他的書記漢事較詳，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漢的緣故。他排斥暴秦，要將漢遠承三代。這正和今文家說的《春秋》尊魯一樣，他的書實在是竊比《春秋》的。他雖自稱只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史記·自序》），述而不作，不敢與《春秋》比，那不是過是謙詞罷了。
他在《報任安書》裡說他的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自序》裡說：“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王跡所興”，始終盛衰，便是“古今之變”，也便是“天人之際”。“天人之際”只是天道對於人事的影響；這和所謂“始終盛衰”都是陰陽家言。陰陽家倡“五德終始說”，以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剋勝，終始執行，迴圈不息。當運者盛，王跡所興；運去則衰。西漢此說大行，與“今文經學”合而為一。司馬遷是請教過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師；他也許受了董的影響。“五德終始說”原是一種歷史哲學；實際的教訓只是讓人君順時修德。
《史記》雖然竊比《春秋》，卻並不用那咬文嚼字的書法，只據事實錄，使善惡自見。書裡也有議論，那不過是著者牢騷之辭，與大體是無關的。原來司馬遷自遭李陵之禍，更加努力著書。他覺得自己已經身廢名裂，要發抒意中的鬱結，只有這一條通路。他在《報任安書》和《史記·自序》裡引文王以下到韓非諸賢聖，都是發憤才著書的。他自己也是個發憤著書的人。天道的無常，世變的無常，引起了他的慨嘆；他悲天憫人，發為牢騷抑揚之辭。這增加了他的書的情韻。後世論文的人推尊《史記》，一個原因便在這裡。
班彪論前史得失，卻說他“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論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以為“大敝傷道”（《後漢書·班彪傳》）；班固也說他“是非頗謬於聖人”（《漢書·司馬遷傳贊》）。其實推崇道家的是司馬談；司馬遷時，儒學已成獨尊之勢，他也成了一個推崇的人了。至於《遊俠》《貨殖》兩傳，確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時候有錢可以贖罪，他遭了李陵之禍，刑重家貧，不能自贖，所以才有“羞貧窮”的話；他在窮窘之中，交遊竟沒有一個抱不平來救他的，所以才有稱揚遊俠的話。這和《伯夷傳》裡天道無常的疑問，都只是偶一借題發揮，無關全書大旨。東漢王允看“發憤”著書一語，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見，便說《史記》是“佞臣”的“謗書”（《後漢書·蔡邕傳》），那不但誤解了《史記》，也太小看了司馬遷了。
《史記》體例有五：十二本紀，記帝王政跡，是編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記世代為主。八書，記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記侯國世代存亡。七十列傳，類記各方面人物。史家稱為“紀傳體”，因為“紀傳”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斷片的雜記，便是順案年月的纂錄；自出機杼，創立規模，以駕馭去取各種史料的，從《史記》起始。司馬遷的確能夠貫穿經傳，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齊”的必要，並知道怎樣去“整齊”，這實在是創作，是以述為作。他這樣將自有文化以來三千年間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爐而冶之”，卻反映著秦漢大一統的局勢。《春秋左氏傳》雖也可算通史，但是規模完具的通史，還得推《史記》為第一部書。班固根據他父親班彪的意見，說司馬遷“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贊》）。“直”是“簡省”的意思；簡省而能明確，便見本領。《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列傳佔了全書的過半數；司馬遷的史觀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他最長於描寫；靠了他的筆，古代許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還活現在紙上。
《漢書》，漢班固著。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光武帝建武八年（32）生，和帝永元四年（92）卒。他家和司馬氏一樣，也是個世家；《漢書》是子繼父業，也和司馬遷差不多。但班固的憑藉，比司馬遷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學有才氣，成帝時，和劉向同校皇家藏書。成帝賜了全套藏書的副本，《史記》也在其中。當時書籍流傳很少，得來不易；班家得了這批賜書，真像大圖書館似的。他家又有錢，能夠招待客人。後來有好些學者，老遠地跑到他家來看書，揚雄便是一個。班斿的次孫班彪，既有書看，又得接觸許多學者；於是盡心儒術，成了一個史學家。《史記》以後，續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補充，著了六十五篇《後傳》。他詳論《史記》的得失，大體確當不移。他的書似乎只有本紀和列傳；世家是並在列傳裡。這部書沒有流傳下來，但他的兒子班固的《漢書》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時班彪避亂在那裡。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後來都有功於《漢書》。他五歲時隨父親到那時的京師洛陽。九歲時能作文章，讀詩賦。大概是十六歲罷，他入了洛陽的太學，博覽群書。他治學不專守一家；只重大義，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辭賦。為人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驕人。在太學裡讀了七年書，二十三歲上，父親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 （58），他二十八歲，開始改撰父親的書。他覺得《後傳》不夠詳的，自己專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書。過了三年，有人上書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舊史。當時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預言，搖惑民心；私改舊史，更有機會造謠，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當即詔令扶風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陽獄中，並調看他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鬧出大亂子，永平五年（62），帶了全家趕到洛陽；他上書給明帝，陳明原委，請求召見。明帝果然召見。他陳明班固不敢私改舊史，只是續父所作。那時扶風郡也已將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卻很賞識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書郎，蘭臺令史，跟別的幾個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紀。班家這時候很窮。班超也作了一名書記，幫助哥哥養家。後來班固等又述諸臣的事蹟，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這些後來都成了劉珍等所撰的《東觀漢記》的一部分，與《漢書》是無關的。
明帝這時候才命班固續完前稿。永平七年（64），班固三十三歲，在蘭臺重新寫他的大著。蘭臺是皇家藏書之處，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作了蘭臺令史。雖然在官不久，就從軍去了，但一定給班固幫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辭賦，更賞識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宮中讀書，往往連日帶夜地讀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82），他的書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歲了。和帝永元元年（89），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用他作中護軍，參議軍機大事。這一回匈奴大敗，逃得不知去向。竇憲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刻石紀功，教班固作銘。這是著名的大手筆。
次年他回到京師，就作竇憲的秘書。當時竇憲威勢極盛；班固倒沒有仗竇家的勢欺壓人，但他的兒子和奴僕卻都無法無天的。這就得罪了許多地面上的官兒；他們都敢怒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喝醉了，在街上罵了洛陽令種兢；種兢氣恨極了，但也只能記在心裡。永元四年（92），竇憲陰謀弒和帝；事敗，自殺。他的黨羽，或誅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種兢卻饒不過他，逮捕了他，下在獄裡。他已經六十一歲，受不得那種苦，便在獄裡死了。和帝得知，很覺可惜，特地下詔申斥種兢，命他將主辦的官員抵罪。班固死後，《漢書》的稿子很散亂。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學，嫁給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節行併為人所重，當時稱為曹大家。這時候她奉詔整理哥哥的書；並有高才郎官十人，從她研究這部書—經學大師扶風馬融，就在這十人裡。書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時還未完成，她和馬融的哥哥馬續參考皇家藏書，將這些篇寫定，這也是奉詔辦的。
《漢書》的名稱從《尚書》來，是班固定的。他說唐虞三代當時都有記載，頌述功德；漢朝卻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馬遷的《史記》。而《史記》是通史，將漢朝皇帝的本紀放在盡後頭，並且將堯的後裔和漢和秦、項放在相等的地位，這實在不足以推尊本朝。況《史記》只到武帝而止，也沒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斷代述史，起於高祖，終於平帝時王莽之誅，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紀、表、志、傳凡百篇，稱為《漢書》（參《漢書·敘傳》）。班固著《漢書》，雖然根據父親的評論，修正了《史記》的缺失，但斷代的主張，卻是他的創見。他這樣一面儲存了文獻，一面貫徹了發揚本朝的功德的趣旨。所以後來的正史都以他的書為範本，名稱也多叫作“書”。他這個創見，影響是極大的，他的書所包舉的，比《史記》更為廣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藝術、文章，盡在其中。
書裡沒有世家一體，本於班彪《後傳》。漢代封建制度，實際上已不存在；無所謂侯國，也就無所謂世家。這一體的併入列傳，也是自然之勢。至於改“書”為“志”，只是避免與《漢書》的“書”字相重，無關得失。但增加了《藝文志》，敘述古代學術源流，記載皇家藏書目錄，所關卻就大了。《藝文志》的底本是劉歆的《七略》，劉向、劉歆父子都曾奉詔校讀皇家藏書；他們開始分別源流，編訂目錄（劉向著有《別錄》），使那些“中秘書”漸得流傳於世，功勞是很大的。他們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藝文志》還保留著劉歆《七略》的大部分。這是後來目錄學家的寶典。原來秦火之後，直到成帝時，書籍才漸漸出現；成帝詔求遺書於天下，這些書便多聚在皇家。劉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樣大的貢獻，班固所以想到《漢書》裡增立《藝文志》，都是時代使然。司馬遷便沒有這樣好運氣。
《史記》成於一人之手，《漢書》成於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馬續補成；紀、傳從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後傳》作底本。而從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記》的文字。這樣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說他的書是“剽竊”而成（參《通志·總序》），算不得著作。但那時的著作權的觀念還不甚分明，不以抄襲為嫌；而史書也不能憑虛別構。班固刪潤舊文，正是所謂“述而不作”。他刪潤的地方，卻頗有別裁，決非率爾下筆。史書敘漢事，有闕略的，有隱晦的，經他潤色，便變得詳明；這是他的獨到處。漢代“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他實在表彰得更為到家。書中收載別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說他是“浮華”之士（參《通志·總序》）。這些文章大抵關係政治學術，多是經世有用之作。那時還沒有文集，史書加以蒐羅，不失儲存文獻之旨。至於收錄辭賦，卻是當時的風氣和他個人的嗜好；不過從現在看來，這些也正是文學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馬優劣論起於王充《論衡》。他說班氏父子“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勝於《史記》（參《超奇篇》，這裡據《史通·鑑識》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異）。王充論文，是主張“華實俱成”的（參《超奇篇》）。漢代是個辭賦的時代，所謂“華”，便是辭賦化。《史記》當時還用散行文字；到了《漢書》，便弘麗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長了。這正是辭賦的影響。自此以後，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愛《漢書》，專門傳習，《史記》的傳習者卻甚少。這反映著那時期崇尚駢文的風氣。唐以後，散文漸成正統，大家才提倡起《史記》來；明歸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記》差不多要駕乎《漢書》之上了。這種優劣論起於二書散整不同，質文各異；其實是跟著時代的好尚而轉變的。
晉代張輔，獨不好《漢書》。他說：“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的優劣，多以固為勝，但是司馬遷敘三千年事，只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卻有八十萬言。煩省相差如此之遠，班固哪裡趕得上司馬遷呢！”（原文見《晉書·張輔傳》）劉知幾《史通》卻以為“《史記》雖敘三千年史，詳備的也只漢興七十多年，前省後煩，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漢書》恐怕比班固還要煩些”（原文見《史通·雜說》）。劉知幾左袒班固，不無過甚其辭。平心而論，《漢書》確比《史記》繁些。《史記》是通史，雖然意在尊漢，不妨詳近略遠，但敘漢事到底不能太詳；司馬遷是知道“折中”的。《漢書》斷代為書，儘可充分利用史料，盡其頌述功德的職分；載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這是一。《漢書》載別人的文字也比《史記》多，這是二。《漢書》文字趨向駢體，句子比散體長，這是三。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為《漢書》病。范曄《後漢書·班固傳贊》說班固敘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這是不錯的。
宋代鄭樵在《通志·總序》裡抨擊班固，幾乎說得他不值一錢。劉知幾論通史不如斷代，以為通史年月悠長，史料亡佚太多，所可採錄的大都陳陳相因，難得新異。《史記》已不免此失；後世仿作，貪多務得，又加繁雜的毛病，簡直教人懶得去看（參《史通·六家》）。按他的說法，像《魯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擷取一個時代的一段兒，相當於《史記》的敘述漢事；不是無首無尾，就是有首無尾。這都不如斷代史的首尾一貫好。像《漢書》那樣，所記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豐富，搜求不難，只需破費工夫，總可一新耳目，“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的（參《史通·六家》）。鄭樵的意見恰相反。他注重會通，以為歷史是聯貫的，要明白因革損益的軌跡，非會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見其全，能見其大。他稱讚 《史記》，說是“‘六經’之後，惟有此作”。他說班固斷漢為書，古今間隔，因革不明，失了會通之道，真只算是片段罷了（參《通志·總序》）。其實通古和斷代，各有短長，劉、鄭都不免一偏之見。
《史》《漢》可以說是各自成家。《史記》“文直而事核”，《漢書》“文贍而事詳”（《後漢書·班固傳贊》）。司馬遷感慨多，微情妙旨，時在文字蹊徑之外；《漢書》卻一覽之餘，情詞俱盡。但是就史論史，班固也許比較客觀些，比較合體些。明茅坤說：“《漢書》以矩矱用”（《漢書評林·序》）；清章學誠說“班氏守繩墨”，“班氏體方用智”（《文史通義·詩教下》），都是這個意思。晉傅玄評班固，“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史通·書事》）。這些只關識見高低，不見性情偏正，和司馬遷《遊俠》《貨殖》兩傳蘊含著無窮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還無礙其為客觀的。總之，《史》《漢》二書，文質和繁省雖然各不相同，而所採者博，所擇者精，卻是一樣，組織的弘大，描寫的曲達，也同工異曲。二書並稱良史，決不是偶然的。
本文選自《名家講（插圖本）》，中華書局出版
漢代文學┆《漢書》與《史記》的不同
文藝學
圖｜《三國》（2010）
班固《漢書》
班固
（公元32年～公元92年），漢朝東漢時期歷史學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今陝西咸陽）。生於漢朝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卒於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歲。班固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後博覽群書，“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著有《白虎通德論》六卷，《漢書》一百二十卷，《集》十七卷。
班固去世後，《漢書》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於是漢和帝劉肇命班固的妹妹班昭補寫“八表”，而馬續補寫《天文志》。班昭（約公元45年－約公元117年），又名姬，字惠班，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漢朝東漢時期史學家、文學家、儒客大家。史學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十四歲嫁同郡曹世叔為妻，故後世亦稱“曹大家”。馬續，字季則，生卒年不詳，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伏波將軍馬援侄孫，將作大匠馬嚴第七子，著名經學家馬融之弟，漢朝東漢時期將領。
《漢書》，又稱《前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
由漢朝東漢時期史學家班固編撰，前後歷時二十餘年，於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後唐朝顏師古為之釋注。
其中《漢書》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補寫而成，《漢書》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馬續補寫而成。
《漢書》是繼《史記》之後中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前四史”。
《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漢書》體例上全承襲《史記》，只是改“書”為“志”，把“世家”併入“列傳”，全書有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八十餘萬字。在唐代，顏師古認為《漢書》卷帙繁重，便將篇幅較長者分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為現行本《漢書》一百二十卷。
《漢書》的史料十分豐富翔實，書中所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漢朝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漢書》的這一部分，多用《史記》舊文，但由於作者思想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動。
漢武帝以後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彪遺書和當時十幾家讀《史記》書的資料外，還採用了大量的詔令、奏議、詩賦、類似起居注的《漢著記》、天文曆法書，以及班氏父子的“耳聞”。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錄入書中，因此比《史記》更顯得有史料價值。
《史記》和《漢書》比較
班固《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在敘事、寫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是繼《史記》以後出現的又一部史傳文學典範之作。
思想傾向不同：班固是正統的儒家思想，缺少司馬遷的獨立創作精神。
藝術成就不同：
《史記》最精彩是楚漢相爭和西漢初期的人物傳記，《漢書》對西漢盛世各類人物的生動記敘。《史記》是在天下未定的背景下展示草莽英雄怎樣成功的，最引人注目的是戰將和謀士；《漢書》四海已定、天下一統的背景下，展示西漢盛世各類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經師儒生。
《史記》的人物傳記基本以寫單個人為主，很少全面敘述家庭的興衰史；《漢書》記敘許多世襲官僚家族的歷史，《霍光金日磾傳》《張湯傳》。透過描述這些家族的興衰史，對西漢社會的變遷作多方面的展示。
《史記》對酷吏的揭露極為深刻，張湯、杜周，充分體現西漢社會刑法嚴酷，吏士殘暴。班固在揭露張杜周文法刻深時，對他們的子孫的美德懿行多有稱揚，緩解人們反感情緒，使形象更接近於生活實際。
《史記》具有濃郁的悲劇色彩，有大量悲劇人物傳記。《漢書》悲劇人物數量不如，但《李廣蘇建傳》同樣寫得酣暢淋漓，悲劇氣氛很重。
內容組織安排不同：
《史記》疏蕩往復的筆法，《漢書》重視規矩繩墨，行文謹嚴有法。《史記》不僅對事件的來龍去脈清晰敘述，而且對帶有起始性質的事件加以強調；而《漢書》則筆法精細，在平鋪直敘中寓含褒貶，預示吉凶，分寸掌握精確，《霍光·金日磾傳》。
對逸事傳聞，司馬遷或放傳記前，或穿插中間，或在末尾，沒有固定位置。《漢書》則凡屬傳聞類的生活小故事幾乎全部置於篇末，少有例外者。
總之，《史記》是傳記文學的開端，也是我國紀傳體史學上的奠基之作，多疏蕩往復之筆；《漢書》有精細的筆法，有自己固定的敘事規則，以謹嚴取勝，從而形成迥然有別的風格。
《史記》與《漢書》的異同有哪些？
古代文學
1.《史記》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漢相爭和西漢初期的人物傳記，《漢書》的精華則在於對西漢盛世各類人物的生動記敘。
《史記》所寫的秦漢之際的傑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勢下雲蒸龍變，建功立業，此時湧現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戰將和謀士。《漢書》所寫的西漢盛世人物則不同，他們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統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將和謀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經師儒生。和秦漢之際的戰將謀士相比，西漢盛世的法律經術文學之士的閱歷雖然缺少傳奇色彩，但許多人的遭遇卻是富有戲劇性的。
2.除《世家》外，《史記》的人物傳記基本都是以寫單個人為主，很少全面敘述家庭的興衰史。
在漢初的功臣傳記中，只有《絳侯周勃世家》寫了周勃、周亞夫父子的事蹟，其他人的傳記基本是止於其身。西漢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們不是一代為官，而是幾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漢書》記敘了許多世襲官僚家族的歷史，如《霍光金日磾傳》、《張湯傳》、《杜周傳》、《韋賢傳》、《蕭望之傳》、《馮奉世傳》、《翟方進傳》等，傳主都不是單獨一個人，而是記敘幾代人的事蹟。透過描述這些家族的興衰史，對西漢社會的變遷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史記》對酷吏的揭露極為深刻，張湯、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們身上充分體現了西漢社會刑法的嚴酷，吏士的殘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漢書》亦設《酷吏列傳》。可是，《漢書》的《張湯傳》、《杜周傳》在揭露張湯、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義的同時，對他們的子孫張賀、張安世、張延壽、張千秋，杜延年、杜緩、杜欽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稱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們對張湯、杜周這兩位酷吏的反感，使他們的形象更接近於生活實際。
3.《史記》具有濃郁的悲劇色彩，有大量悲劇人物的傳記。
《漢書》中悲劇人物的數量不如《史記》那樣眾多，但《李廣蘇建傳》中李陵和蘇武的傳記，卻和《史記》的許多名篇一樣，寫得酣暢淋漓，悲劇氣氛很重。
4.和《史記》疏蕩往復的筆法不同，《漢書》重視規矩繩墨，行文謹嚴有法。
首先，《漢書》筆法精密，在平鋪直敘過程中寓含褒貶、預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準確。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漢中期的兩位重臣，他們對西漢王朝的穩定和發展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漢書·霍光金日磾傳》以精細的筆法刻畫出二人的莊重謹慎。對於霍、金兩個家庭的不同結局，班固運用精細的筆法準確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後果。其次，《漢書》不但對於事情的來龍去脈能夠清晰地加以敘述，而且對於那些帶有起始性質的事件，都要特別加以強調，以引起讀者的注意。比如，西漢舊例通常是以列侯為相，先封侯，後拜相。公孫弘卻屬例外，他是無爵位而拜相，於是，武帝封他為平津侯。《漢書·公孫弘傳》在敘述此事後寫道：“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這是明確告訴人們，先拜相後封侯的做法是從公孫弘開始的，在此以前絕無僅有。類似的提示語在《漢書》中還有多處，顯得非常醒目。它有助於讀者準確把握漢代各種制度的演變，強化了敘事的力度。再次，《漢書》的謹嚴有法，還在於它對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規定，幷且在全書一以貫之。《漢書》和《史記》一樣，也寫了許多人物的軼聞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瑣事。對於這類事情，司馬遷或把它放在傳記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間，也有的放在末尾，沒有固定的位置。《漢書》則不同，凡屬傳聞類的生活小故事幾乎全部置於篇末，很少有例外者。
5.總之，《漢書》有精細的筆法，有自己固定的敘事規則，以謹嚴取勝，從而形成和《史記》迥然有別的風格。
《史記》與《漢書》中劉邦的形象塑造 ——兼談私撰史書與官修史書的立場
原創
Gary
星知共讀
中國古代的史書，其典型特點有一二分，即“直筆”與“春秋筆法”的同時存在。在著史力求客觀的史家之術的指導下，歷代史書大多都力求“在鐐銬下跳舞”，以追求客觀真實。但是，對於中國史家而言，史家之主觀也一直是一個需要正視的問題。明代學者胡應麟即對於劉知幾所提的“史家三長”做了“二善”的補充，謂之曰：“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史之體制遷實創之，而其義例纖悉班始備也，然雄偉跌宕之氣衰焉。”［1］提出了公心與直筆的重要性。而後章學誠則更進一步提出“史德”，認為其是“著書者之心術也”，認為“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2］而正是如此，私史與官史就產生了分野，因為其背後都有著著史方不同的立場。這樣的立場區別我們在《史記》與《漢書》中也可以見到，大體言之，私修立場更加傾向於個人好惡，難以評判，而官撰立場則顯然偏向維護官方。如果說這樣的區別在漢代還較少見的話，那麼後世所修《明史》《清史稿》則可以看得更加明顯。但在本文中，由於筆者能力有限，將只對於《史記·高祖本紀》與《漢書·高帝紀》進行討論。
圖為漢高祖劉邦畫像
《史記》與《漢書》關於劉邦之形象區別，首先是在於對於項羽的處理，此問題已有過諸多論述，大抵是司馬遷對於項羽的推崇之心使得其為項羽單獨立一本紀，而班固則站在漢朝的正統立場上，將項羽列入列傳之中。而同時，司馬遷未為楚義帝作本紀，而為項羽，似乎可以認為其將漢朝天下認作為繼承自“霸王”而非“義帝”。按照田餘慶先生的說法，項羽的可能的想法是以楚帝代替秦帝的法統，“並承認帝業的合法性”，再徙義帝殺之，最終自己登上楚帝寶座［3］。以此說法來說，司馬遷如此安排也就有合理之處，但是這也只能為一猜測，不過司馬遷將項羽入本紀這一做法，似乎可以說是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對楚漢相爭問題的看法。而《漢書》將項羽歸於列傳，似以官方名義否認了漢繼於霸的說法。
圖為楚漢戰爭示意圖
而在劉邦的紀中，首先可以發現的是，《漢書》所言多於《史記》，此為官撰史書之優點，即其所用原始文獻更為豐富。因為班固作為官方撰史，因而可以閱讀到更多的國家檔案，也就使得其所記較《史記》更為詳細，這一點毋庸置疑。
在二書的開篇，其時古人也已注意到，《史記》單書劉邦“字季”而不說其“名邦”，故《索隱》按：“漢書‘名邦，字季’，此單雲字，亦又可疑”，但現漢書也並未有此說法，而僅有“姓劉氏”之說。細翻《漢書》，可見其各紀都未詳寫出皇帝之名，因而可能為避諱之法。因而後有荀悅所注，補齊其名。《史記》後來本紀，也都採用此法。但唯獨高祖本紀中，單言其字季，因而確實可疑。筆者認為，若司馬遷並非在此出錯的話，那麼較好的解釋為避諱之字在其時為“邦”而非“季”，因而司馬遷如此寫出，而班固則不然。而在之後的敘述之中，《漢書》只採用了尊號稱謂而未用“劉季”，即使在劉邦未獲封賞前也是如此。而《史記》則根據劉邦的地位變化而變化稱謂。一開始為“劉季”，之後為“沛公”，再之後為“漢王”，至登基皇帝位後才轉變為“高祖”，此一靈活的稱謂變化，更加貼近史實，也可以看出私人修史的靈活性。此之為二者第一個的大的不同。
圖為《漢書》古書書影
而在人物形象的方面，《漢書》無疑增加了許多細節，在楚漢爭霸之時凸顯了劉邦的作用。首先，在立懷王一事上，《史記》言：“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臺。”［4］而《漢書》則特意強調：“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5］可以顯而易見的看出，《漢書》對於劉邦在立義帝一事之上的強調，並且特別表示，劉邦“如薛”後，與項梁“共立”懷王，此句話因加一先後，而相比《史記》更具誘導性。在著名的故事“蕭何月下追韓信”中，《史記》在高祖本紀中並未記載，而漢書中則在劉邦問策前特提到：“漢王齊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6］以此突出了劉邦尊重人才之品質。漢王二年二月，劉邦將秦社稷改為漢社稷，此處可能因《史記》所獲史料不足而未寫出其改漢社稷之後的具體措施，在《漢書》中則給出了此一具體內容，概括即為“施恩德，賜民爵”［7］。可以看出劉邦治民之策，善於籠絡人心。對於《漢書》所言劉邦逃跑棄子之事，《史記》或未言，因之《漢書》也並不避諱言劉邦之不好，在見酈食其也是如此，因而《漢書》所載仍是具有很大客觀性可言，並非因官方修史而避而不談，此可證其內容確有可信度。而在整個漢朝建立前的時期，都不難看出，《漢書》中所言的劉邦“納諫”的次數遠高於《史記》，史記大多納諫之事並未記載，此中可能有材料原因，但也可能為《漢書》故意而為之。在漢朝建立以後，劉邦有一著名的關於其為什麼能奪天下的討論，其中劉邦自言：“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8］《史記》記載與此類似。而《漢書》關於納諫之多，雖然有讓讀者覺得劉邦“無才”之嫌，但無疑更加凸顯了其“善於用人”的性格，對於劉邦形象的設計而言，此無疑更加深入。而在最後的評論中，《史記》主要集中於漢朝得天下之原因，並歸結為秦“反酷刑法”，而漢“承敝易變，使人不倦”［9］。《漢書》則集中於劉氏得位之正，並且藉助五行終始之說，認為“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10］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漢書》相比於《史記》，在保留了記錄真實的情況下，更加著重於突出劉邦的正面特質，論述漢朝得天下的正當性。而《史記》則由於原始資料的欠缺，以及時人對於楚漢相爭的具體態度，而有所不一樣的表現形勢，可以視為官修史書與私家撰史的一區別所在。
而最後一個可以注意到的方面，則是在“神蹟”的方面。《漢書》成書於東漢，其時已經經歷了武帝罷黜百家後開始將讖緯之術與儒學結合的過程，因而漢書中記載了大量與天文暗示相關的內容，以凸顯“天”在漢一主題。而司馬遷雖然其父“學天官於唐都”後“掌天官”［11］，司馬遷對天文學也十分精通，這一點可以從其《天官書》中看出。在這一方面，司馬遷還創立“五宮”學說，對後世影響深遠，因而在班固的《漢書·天文志》前半段，幾乎一字不落地抄下了《史記·天官書》，由此可見司馬遷天文學之精。但在記敘中，司馬遷並未將天文現象主動與人事結合，《漢書》卻有如此記載。劉邦兵至霸上，秦王子嬰來降，《漢書》記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12］而《史記》對此星象的記載卻只在《天官書》中：“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13］這樣的情況還出現在楚漢相爭“漢王得韓信兵”準備反攻之時。《漢書》記載：“有星孛於大角。”李奇曰：“孛，彗類，是謂妖星，所以除舊佈新也。”［14］《前漢紀》也認為此為“楚王亡之徵也”［15］。由此可以看出，《漢書》在記載之時，特意加入有關於天象預測的記載，以此更加凸顯劉邦得天下之正當性，也符合時人對於“天人感應”的信仰，此又為二書之大不同。
圖為漢代織錦護臂《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官修史書與私撰史書的最大討論即在於是否能“成一家之言”，官修史書必定是攜帶著官方色彩，而需為統治階級有所修飾，而私撰則無此問題。但是私撰史書相較於官方而言，又缺少文獻資料，使得部分內容缺失或者記錄不明。經過上述對於《史記》與《漢書》的劉邦紀傳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漢書》更加明確的代表了官方立場，在細節上更加突出了劉邦個人的能力與行動，而同時能在忠實於史實的情況下，從側面進行刻畫，樹立了劉邦更佳的形象。而《史記》因其本身的觀點，在此方面可能就更為“隨意”，而這種“隨意”，也造就了《史記》更加獨特的內涵，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而這樣的區別，直到今日仍然存在，對於我們閱讀史書而言，意識到這一點，對於閱讀史書而言可以有更多的收穫，私撰與官修的結合，也能獲得更多更加客觀的史實。
2021年12月26日完稿於上海
註釋：
［1］胡應麟：《少室山方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27、131頁。
［2］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7-68頁。
［3］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7頁。
［4］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高祖本紀第八，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00頁。
［5］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第一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2頁。
［6］班固：《漢書》高帝紀第一上，第26頁。
［7］班固：《漢書》高帝紀第一上，第29頁。
［8］班固：《漢書》高帝紀第一下，第49頁。
［9］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第八，第332頁。
［10］班固：《漢書》高帝紀第一下，第70頁。
［11］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2848、2852頁。
［12］班固：《漢書》高帝紀第一上，第19-20頁。
［13］司馬遷：《史記》天官書第五，第1254頁。
［14］班固：《漢書》高帝紀第一上，第37頁。
［15］荀悅：《前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二，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
李零說｜我讀《史記》
李零
很多年前，有人約稿，說是給青年學生推薦點文史類的經典，很多人寫，然後湊成一本書。寫什麼好呢？約稿人說，你就揀歷史方面自己覺得重要的書，隨便寫，字數在三千字左右，當然，最好通俗一點。
我依命行事，臨動筆，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麼夠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萬選，未必合適，為穩妥起見，還是寫兩本我比較熟悉也比較喜歡的書吧，一本是《史記》，一本是《觀堂集林》。但文章寫成，沒有下文（眼下，這類書倒是大為流行）。最近，承張鳴先生不棄，要我為《新東方》奉獻小文，我素無積稿，翻箱倒櫃，只有這點東西在。現在拿出來，真不好意思。書是很普通的書，話是很普通的話，難免老生常談，重複別人講過的東西。說不定，還有什麼狐狸尾巴，讓人抓住，也保不齊。我只能這麼說，這兩篇舊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問題，我是認真想過，其中還是有一點心得體會。
我們先談《史記》。讀它，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談話。司馬遷，好人。好人經常倒黴，我對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覺得他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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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畫像
《史記》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書，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羅多德之於希臘，我們也是把司馬遷當“史學之父”。但此書之意義，我理解，卻並不在於它是開了紀傳體的頭。相反，它的意義在哪兒？我看，倒是在於它不是一部以朝代為斷限，乾巴巴羅列帝王將相，孳孳於一姓興亡的狹義史書，像晚於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現在稱為“正史”的書。我欣賞它，是因為它視野開闊，胸襟博大，早於它的事，它做了總結；晚於它的事，它開了頭。它是一部上起軒轅，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大歷史”。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它都講到了。特別是他敘事生動，筆端熔鑄感情，讓人讀著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馬遷作《史記》，利用材料很多。它們不僅有“石室金匱”（漢代的國家圖書館兼檔案館）收藏的圖書檔案，也有他調查採訪的故老傳聞，包含社會調查和口頭史學的成分。學者對《史記》引書做詳細查證，僅就明確可考者而言，已相當可觀。我們現在還能看得到的早期古書，它幾乎都看過。我們現在看不到的古書，即大家講的佚書，更是多了去。
這些早期史料，按後世分類，主要屬於經、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經書，其中有不少是來自官書舊檔，年代最古老。它們經戰國思想過濾，同諸子傳記一起，積澱為漢代的“六藝之書”和“六家之學”。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我們從漢代思想進窺先秦歷史的重要門徑。不僅如此，它還涉及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包含後世集部和子部中屬於專門之學的許多重要內容，同時又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總彙。它於四部僅居其一，但對研究其他三部實有承上啟下（承經、子，啟史、集）的關鍵作用。借用一句老話，就是“舉一隅而三隅反”。據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舉時代的老先生，而是風氣轉移後的老先生，他們就是拿《史記》當閱讀古書的門徑，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從這裡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國維和楊樹達，他們的古書底子就是《史》、《漢》。所以，我一直認為，這是讀古書的一把鑰匙，特別是對研究早期的學者，更是如此。
讀《史記》，除史料依據，編纂體例也很重要。這本書的體例，按一般講法，是叫“紀傳體”，而有別於“編年體”（如魯《春秋》、《左傳》、《紀年》及後世的《通鑑》）和“紀事本末體”（如《國語》、《國策》和後人編的各種紀事本末）。但更準確地說，它卻是以“世系為經”，“編年”、“紀事”為緯，帶有綜合性，並不簡單是由傳記而構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貴族的譜牒。
司馬遷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譜”。它是照《世本》和漢代儲存的大量譜牒，按世系分衍，來講“空間”（國別、地域、郡望）和“時間”（朝代史、國別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間”、“時間”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本紀”是講“本”，即族譜的“根”或“主幹”；“世家”是講“世”，即族譜的“分枝”；“列傳”是講“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譜的“葉”。這是全書的主體。它的本紀、世家都是分國敘事、編年敘事，用以統攝後面的列傳。本紀、世家之外，還有“十表”互見，作全書的時空框架。其“紀傳五體”，其中只有“八書”是講典章制度，時空觀念較差，屬於結構性描述。
原始人類有“尋根癖”，古代貴族有“血統論”，春秋戰國“禮壞樂崩”，但“擺譜”的風氣更盛（“世”在當時是貴族子弟的必修課），很多銅器銘文，都是一上來就“自報家門”，說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孫”。司馬遷雖生於布衣可取卿相的漢代，但他是作“大歷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聯貫，還是以這樣的體裁最方便。這是我們應該理解他的地方。
司馬遷作《史記》，其特點不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能以“互文相足之法”，節省筆墨，存真闕疑，儘量儲存史料的“鮮活”。比如初讀《史記》的人，誰都不難發現，它的記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與篇之間會有這種問題，就是一篇之內也能擺好幾種說法，讓人覺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記》體例的人，他們都知道，這是作者“兼存異說”，故意如此。它講秦就以秦的史料為主，講楚就以楚的史料為主，儘量讓“角色”按“本色”講話。這非但不是《史記》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謹慎。如果吹毛求疵，給《史記》挑錯，當然會有大豐收，但找錯誤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記》這部書偉大，它的作者更偉大。我們“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一定要讀他的《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
《太史公自序》當然很重要，因為只有讀這篇東西，你才能瞭解他的學術背景和創作過程，知道他有家學淵源、名師傳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筆也老道。但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他還有一封《報任安書》。如果我們說《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的“學術史”，那麼《報任安書》就是他的“心靈史”。為什麼呢？因為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將就死”之人的心靈對話，每句話都掏心窩子，裡面浸透著生之熱戀和死之痛苦。其輾轉於生死之際的羞辱、恐懼和悲憤，五內俱焚、汗發沾背的心理創傷，非身臨其境者，絕難體會。小時候讀《古文觀止》，我總以為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淚下的一篇。
司馬遷為“牆倒眾人推”的李將軍（李陵）打抱不平，慘遭宮刑，在我看來，正是屬於魯迅所說敢於“撫哭叛徒”的“脊樑”。
他和李將軍，一個是文官，一個是武將，趣舍異路，素無杯酒交歡，竟能捨飯碗、性命不顧，仗義執言，已是諸、劌之勇不能當。而更難的是，他還能在這場“飛來橫禍”之後，從命運的泥潭中撐拄自拔，發憤著書，成就其名山事業。讀《報任安書》，我有一點感想：歷史並不僅僅是一種由死人積累的知識，也是一種由活人塑造的體驗。這種人生體驗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貫穿於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歷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類“超越”中尤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虛有數”的眾多生命匯為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首先就在於，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馬遷之為司馬遷，《史記》之為《史記》，人有俠氣，書有俠氣，實與這種人生經歷有關。一帆風順，缺乏人生體驗，要當歷史學家，可以；但要當大歷史學家，難（我以為，“大歷史”的意義就在通古今，齊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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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畫像
以個人榮辱看歷史，固然易生偏見，但司馬遷講歷史，卻能保持清醒客觀，即使是寫當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膚之痛，也能控制情緒，頂多在讚語中發點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歷史，寫史和評史，絕不亂摻乎。
對司馬遷的讚語和文學性描寫，我很欣賞。因為恰好是在這樣的話語之中，我們才能窺見其個性，進而理解他的傳神之筆。例如，在他筆下，即使是“成者為王”的漢高祖也大有流氓氣，即使是“敗者為賊”的項羽也不失英雄相。就連當時的恐怖分子，他也會說“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就連李斯這樣的“大壞蛋”，他也會描寫其臨死之際，父子相哭，遙想當年，牽黃犬，逐狡兔的天倫之樂。很多“大人物”寫得就像“小人物”一樣。
同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有關，《李將軍傳》也值得一讀（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傳》和《衛將軍傳》的前邊）。他講李陵之禍，著墨不多，對比《漢書》，好像一筆帶過。這種省略是出於“不敢言”還是“不忍言”，我們很難猜測。但他在讚語中說：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司馬遷說的“李將軍”是李廣而不是李陵，然陵為廣孫，有其家風，就連命運的悲慘都一模一樣。讀者若拿這段話去對比一下蘇建評衛青的話，所謂“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衛將軍傳》贊引），他的“無言”不是更勝於“有言”嗎？
漢代以後，“衛將軍”只見稱於記錄漢代武功的史乘，而無聞於民間。相反，李將軍卻借詩文的傳誦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全國考古新發現精品展，其中有塊敦煌市博物館送展的西晉壁畫磚，上面有個騎馬的人物，正在回頭射箭，上有榜題為證，不是別人，正是李廣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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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有李廣的西晉壁畫磚
看見“李將軍”，我就想到了司馬遷，想到了史學中的文學力量。
李
零
祖籍山西武鄉縣，北京大學中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國古漢語研究。
擔任過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國遠東學院等院校客座教授，2016年獲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主要著作有：《孫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選集》《我們的中國》《中國方術正考》《花間一壺酒》《子彈庫帛書》等。
張玉春：《史記》早期版本源流研究綜述
張玉春
古籍
《史記》自問世以來，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內容與瑰瑋奇變的文采，成為中國古典文獻寶庫中一顆璀燦的明珠，研究者代不乏人，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據不十分精確統計，自東漢至今，研究《史記》的專著達近三百部，論文多達三千五百餘篇，這在古代史籍文獻研究中是較為罕見的。《史記》版本研究是《史記》文獻學研究的內容之一，考察《史記》產生以來抄寫刊刻狀況、研究諸本異同、揭示各本間的相互關係及承繼源流，進而論證《史記》的版本系統，是《史記》研究的基礎。
自漢至唐，《史記》皆為寫本，宋淳化年間以後，《史記》始有雕版。葉德輝說：“雕版謂之版，藏本謂之本。”故《史記》版本研究含寫本、刻本兩部分。《史記》誕生到現在二千餘年間，廣泛流傳，產生了眾多寫本、刻本。眾本之間文字或同或異，妨礙了《史記》的正確利用。《史記》版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尋更為接近《史記》原貌的本子，為後人正確利用《史記》奠定可信的基礎。
司馬遷撰成《史記》後，“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世聖人君子”。至漢宣帝時，其外孫楊惲始對外宣佈。而《史記》得以廣泛流傳是在魏晉時期，因相互傳抄，文字舛亂，各本之間多不相同。《史記》各本，因所據底本不同，在流傳過程中，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版本系統。六朝時期的《史記》寫本，除僅存二篇殘卷外，餘皆不存。關於《史記》版本的較早著作是晉末徐廣所著的《史記音義》，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說，徐廣還沒有真正進行《史記》的版本研究，僅是收集了眾本異同的資料。即便如此，這項工作對《史記》版本研究具有開創之功是不容否認的。南朝宋裴駰在徐廣《史記音義》基礎上著《史記集解》，亦對《史記》的不同版本有所記載。依據《史記》註文中的材料，亦可窺其涯略，進而作深入研究，或可揭示這一時期的《史記》版本狀況。至唐代，《史記》得到了積極的推崇，司馬貞作《史記索隱》、張守節作《史記正義》，加之裴駰的《史記集解》，構成《史記》三家注，奠定了《史記》學的基礎；《史記索隱》、《史記正義》中，兼列諸本異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史記》版本狀況。
太史公自序（影視截圖）
宋代是雕版興盛時期，《史記》在此時與寫本告別，有了刻本。刻本的產生，標誌《史記》版本開始定型。宋朝曾多次雕版印刷《史記》，但多數亡佚。這一時期是版本研究的開創期，體現在藏書家的藏書目錄中。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等，開始記載書籍的版本形態。而兼列諸本異同，如於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目中所錄，一書多至數本”。藏書家目錄大多仿此書，為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和依據。
明代在《史記》版本研究上，仍主要侷限於藏書家的著錄方面，多側重於宋元本的文字形態的考究，對文字的訛誤狀況與版本承繼關係尚少涉及。在這一點上，清代的藏書家與明代藏書家無大異。版本學是興起較晚的一門學科，明清時代的藏書家、版本家對專書的版本研究，只侷限於傳統的目錄學框架裡，是不全面的，若不與校勘學相結合，則難以澄清該書的版本系統。因此版本研究不僅僅是文字形態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文字異同的研究。這就要求必須與校勘學、目錄學有機結合起來。如此方能有助於理清一部書的版本系統。
《史記集解·殷本紀》殘卷，日本高山寺藏唐鈔本，簡稱高山本
清代是《史記》研究的鼎盛時期，學者將考證學引入《史記》研究，對《史記》文字的衍、訛、脫、誤作了大量的考證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為確定《史記》版本系統及優劣提供了可信的依據。其中梁玉繩的《史記志疑》、杭世駿的《史記考證》、方苞的《史記注補正》、錢大昕的《史記考異》、王筠的《史記校》、王念孫的《讀雜誌》、張照的《館本史記考證》、張文虎的《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等，或直接或間接地對《史記》的版本研究作出了貢獻。
近現代的《史記》版本研究亦很薄弱。王國維在《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浙古本考》論及宋版《史記》的刊刻及其承繼，但未作深入探討。趙萬里著有《兩宋諸史監本存佚考》，也是僅侷限於宋本的研究。其後，王重民著《版本研究及參考書》、趙澄著《史記版本考》，是研究《史記》版本的專論。這兩篇論文也是在傳統版本學的範疇內，概括地介紹了宋代以來的《史記》版本，而以王重民先生之作更有價值，趙澄之文則顯平平。至此二文發表後十幾年，《史記》版本研究領域偶有單篇散論，其中以傅斯年、勞幹對景祐本刊年的討論為有所創見。此後《史記》版本領域無人問津。直至1958年，賀次君先生的《史記書錄》出版，《史記》版本研究才又呈生機。《史記書錄》是有始以來的第一部研究《史記》版本的專著，作者以“親見為限”，對現存60餘種《史記》版本作了詳密考究，在方法上亦有超越傳統版本學框架之處，引用例項，考辨異同，是迄今為止較為全面的《史記》版本研究著作，促進了《史記》版本研究，功不可沒。但考證過於瑣碎，缺乏系統研究，論斷亦多有與《史記》版本實際不符之處。因其是國內唯一一部研究《史記》版本的專著，影響較大，學術界多引用其說，以致使其某些誤說流傳。進入八十年代，又有兩篇研究《史記》版本的論文發表，即安平秋先生的《史記版本述要》與易夢醇先生的《史記版本考索》。
易夢醇先生的文章重點探討的是後世對《史記》的增補及《史記》中的竄亂部分，對《史記》版本研究涉及不多，論述也存在沿襲誤說之處。安平秋先生的《史記版本述要》是這一時期《史記》版本學方面的一部力著，一改《史記書錄》冗贅繁瑣，缺乏條理之弊，眉目清晰、論斷公允，更具系統性、條理性。
巴黎國立博物館藏敦煌寫本《史記·伯夷列傳》殘卷（據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
國外對《史記》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最早研究《史記》版本的學者是岡本保孝，所著《史記傳本考》（收入況齋叢書，寫本，今藏日本國會圖書館），主要記述了《史記》傳入日本的版本及存佚狀況，以明版《史記》為多，對宋本沒有深入研究。其後寺岡龍含著《史記三家注合刻的創始時代和版本系統考究》，亦僅是歸納成說，多不可信。水澤利忠對《史記》版本研究用功最勤，撰有《史記之文獻學的研究》，概括介紹寫本、刻本的版本形態及異文，是一部比較全面的版本研究著作，但所用方法與賀次君《史記書祿》無大異。又著有《上杉家藏慶元本史記研究》、《史記古本考》，均有一些新見。尾崎康是日本較為著名的版本學者，著有《正史宋元版研究》、《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側重對現存的宋元本《史記》書志形態的考察。另有長澤規矩也所著《關西宋代合刻本正史的傳本》，亦對《史記》版本有所涉及。從總體看，日本學者的上述研究仍限於對《史記》版本一般性的介紹和考察，沒有向更深層次拓展，且與中國學者的研究多相重複。
縱觀《史記》版本研究史，不難發現，無論在研究成果的數量上，還是在研究問題的層次上，是與《史記》的整體研究不相稱的。以致迄今為止，《史記》版本研究沒有形成體系。這固然有客觀條件的限制，即此項工作必須以親眼所見為根據，既不能以耳代目，亦不可靠第二手資料。但也不容否認傳統版本學的弊端，即只注重書籍的形態考究，而未深入到書籍的內容，即文字異同的研究，尤其沒有從文字的異同現象中去探尋各版本間的內部關係。在這方面，明、清之際的藏書家是最明顯的例子。他們以豐富的閱歷及廣博的知識，可以評定某一本子的年代及優劣，而卻沒能就其所見，進一步探尋不同版本間的承傳關係。近人的研究雖然有所創穫，但整體上並沒有突破前人研究的窠臼。
歷來版本研究多以文字形態為物件，而文字異同的考證由校勘學承擔，學術如此分野，不無道理。但若研究一部書的版本源流及各本間的關係，僅據文字形態則遠遠不夠。《史記》在長期流傳、抄寫刻印過程中，各本之間，字句有多有少，錯脫訛衍、增改竄改比較嚴重，往往因一字一句的不同，致使史實全乖。前人為了正本清源，恢復《史記》舊貌，作了大量的釐正工作，充分利用前人的考證成果，依據諸本文字異同，作為探求《史記》各本間關係的主要依據。考察《史記》版本承傳軌跡是一項比較複雜的工作，既需耗費時日逐字核校諸本，又需審慎運用相關知識處理紛繁複雜的文字異同現象，但只有如此方可客觀地揭示《史記》的版本系統。
司馬遷於徵和二年完成了《史記》的撰著，並譽寫兩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可知《史記》起始便有正、副兩個本子存世。至於兩本所藏地點，即“名山”與“京師”具體是何處，後人頗有爭議。司馬貞《史記索隱》謂：“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雲‘天子北征，至於群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雲：‘古帝王藏書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司馬貞以“名山”指書府，即古帝王藏策之府；或認為“名山”即指高山深谷。《漢書·司馬遷傳》顏師古注：“藏於山者，備亡失也。”而於“京師”則未作說明。顧頡剛也說：“司馬遷為了怕遺失，把原稿清寫兩部，正的放到山上，副的放到京城”。實際上，“名山”是司馬遷一種隱晦說法。若謂藏於名山是備亡失，於情理不符。古人著書，未有藏之於山的記載。況且藏之於山，世人不知，如何能保不失？陳直認為“所謂名山者，即是藏之於家”是符合實際的司馬遷所謂“傳之其人”，是指傳於後人，如同其繼承父業。其後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便是其證。先人著書，傳於後人之習，其後延續不衰。唐司馬貞作《史記索隱》謂：“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雲”，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說：“庶貽厥子孫”。司馬氏世為史官，司馬遷不會讓此業在他而後中斷，是很合於情理的。
南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刊本《史記》
既然“名山”是指家，而司馬遷之家又在京師，那麼“副在京師”又如何解釋呢？龔自珍說：“太史公之先，官京師數世矣。太史公生左馮翊，而長京師，誦古文於京師，仕則紬石室金匱於京師，其兩世取師友，唐都、黃子、田何、孔安國之倫，盡京師耆舊卿士。太史公家雖無剖符丹書之榮，其於京師也，根深而原遠，而忘京師，是不恩王父，不恩王父，以不恩師友，是故副在京師。京師即上系君父，亦必有磬石之宗，知古今之獻，羽翼天室，世世無極，以所著書託焉。”“後人必有入京師以觀吾書者焉，則太史公之志也”。此雖未講明副本藏於京師何處，但可知龔自珍此處指的是藏於司馬遷在京師的家中，因而認為正本所藏的“名山”即實指的高山。實際上，藏在京師的副本並不是藏在家中，而是被收入漢皇家書會。一、司馬遷撰寫《史記》，並不完全是一種個人行為，與其所擔當的太史令職位相關。其撰寫《史記》，在當時也不是隱而不宣之事。他在《報任安書》中的闡述，即反映司馬遷無隱瞞此事的意圖。而且武帝亦關注此事，《西京雜記》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恨，削而去之。”武帝是否削去《景帝本紀》姑且不論，但武帝讀過《史記》是勿庸致疑的。二、漢朝推行重視文化事業的政策。《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短簡脫，聖上喟然嘆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武帝大收篇籍並非僅收前代書籍，當代人的重要著作也一併收入。如漢初陸賈的《新語》，《史記·陸賈列傳》說：“餘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故當世之辯士。”，再如晁錯的《晁錯所更令三十章》，《史記·彭盎晁錯列傳》說：“晁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所，與洛陽宋孟及劉李同師。……《晁錯所更令十三章》，諸侯皆喧譁疾晁錯。”類此當代人的著作，司馬遷均得見，亦應是見於秘府。而《史記》遠比《新語》、《晁錯所更令十三章》重要，完成之後必定收入秘府。又《漢書·宣元六王傳》：“成帝時，東平王宇來朝，上書求《太史公書》。”證明秘府已有《史記》。司馬遷所錄兩本，知一本藏於家中（“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播焉。”是其證。），若另一本藏之於山，秘府之本從何而來？是《史記》完成之後，司馬遷即獻於朝廷，收入了皇室書府，故武帝得以閱覽。《漢書》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劉向領校群書之際，《史記》仍在秘府。以此可證“副在京師”，即副本藏入皇室書府。
《史記》正本、副本，一在家中，一在秘府。而其後流傳，副本在先，正本在後。《漢書·司馬遷傳》：“遷死之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以此可以推定，在楊惲宣佈之前，《史記》已有部分傳出，但只能是少數單篇。桓寬《鹽鐵論·毀學篇》：“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趙女不擇好醜，鄭姬不擇遠近，商人不醜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為利錄也。”此節文字出於《史記·貨殖列傳》：“……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夫千金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併兼，借交報仇，篡取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鄭女趙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厚富也。遊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風雪，馳坑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穰財矣。”此是桓寬記載御史桑弘羊之言，事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此時楊惲尚未宣佈其外祖父書。桓寬能節引《史記》文，當是據由皇室秘府傳出的部分篇章，即《漢書》所說的“其書稍出”之時。《鹽鐵論》中引《史記》文字不止一處，《西域篇》文學談大宛事，《刑德篇》御史大夫引韓非子事，《大論篇》文學談孔子事，分別本於《史記》的《大宛列傳》、《韓非子列傳》、《孔子世家》。到至楊惲宣佈後，《史記》整體一百三十篇方為朝野所共知，並逐漸流傳開來。而秘府所藏的副本的流傳則早於此若干年。
《史記》傳出伊始，流傳範圍很小，至西漢末年，達官顯貴，亦難得一見。《漢書·宣元六王傳》載，成帝時，東平王劉宇來朝，上書求《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東平王之所以上書求《太史公書》，證明他曾讀過《史記》的某些單篇，進而提出得到完書的請求。大將軍王鳳也顯而易見是讀過《太史公書》。這都證明，《史記》在西漢末年，是以單篇的形式流傳的。直到東漢初年，這種形式依然沒有改變。如《後漢書·竇融傳》：“光武帝賜融以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武安侯列傳》。”《後漢書·循吏傳》：“明帝賜王景《河渠書》。”類似這種散出單篇，隨出隨散，不可能流傳後世。《史記》形成不同版本，產生文字歧異應該是在西漢末期，自劉向及其子劉歆等續《史記》之後。《史通·古今正史》：“《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諸人續《史記》，應皆見過《史記》抄本，自此以後，《史記》產生異本，而司馬遷親手譽寫的正副本均為其祖本。
北宋景佑監本《史記集解》，簡稱景佑本
在古代文獻中，《史記》的版本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性。從《史記》版本產生髮展考察，依不同的標準劃分，可分為寫本、刻本；單注本，二家注、三家注合刻本；唐本、宋本及元明清本；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監本、官本、私刻本；杭本、閔本、蜀本；九行本、十行本、十二行本、十四行本。如此繁雜的形式構成了龐大的《史記》版本體系。研究這一體系的發生演變繼承，便是《史記》版本學。而這一體系中的基礎與核心，則是宋刻本。只有對宋刻本作深入全面的剖析考證，才有可能理清《史記》版本的源流。
筆者透過對唐及唐以前《史記》寫本狀況的考察，得出在魏晉時期《史記》就已產生眾多異本，雖未形成系統，但已做了一定的整理工作。唐代沿承其緒，是為《史記》的寫本階段。在這一階段，《史記》主要處在自然傳抄狀態，尚未進行有意識的校改。至宋代，對《史記》寫本進行了綜合校理，由寫本過渡到刻本。可以說刻本對寫本的繼承是整體上的繼承，寫本與刻本間無不同系統的區別。在此基礎上，重點在於研究北宋、南宋諸本的成因及演變軌跡，探討元、明主要刊本的版本承傳系統。
《史記》最早的刻本是淳化本，此本雖已失傳，但其修補本依然流傳，即刊於北宋仁宗景祐年間的十行本。此本是對淳化本的繼承，含淳化本之舊，因刊行於景祐年間，故稱其為景祐本。此本由原刻與補刻兩部分構成，補刻部分刻於北宋政和年間。此本現藏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祐本在南宋初又經覆刻，現藏於北京圖書館的存四十卷本、一百三十卷本的原刻部分及藏於臺灣中央圖書館的存一百二十六卷本即此本的覆刻本。
與景祐本互為前後刊刻的是十四行的杏雨藏本。此本刊刻於宋真宗景德年間，是在淳化本的基礎上，經過刊校而重新開雕的刊本，與景祐本有同源的關係。此本原本已殘，僅存六十九卷，現藏日本大阪杏雨書屋，故稱其為杏雨藏本。此本於南宋紹興間覆刻於杭州，覆刻本藏於北京圖書館，其中原版一百零二卷，其餘為它本配初。十四行本《史記》在《史記》版本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對後世本影響較大。今存十四行本有兩種，一為上述杏雨藏本，一為刊於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刊本。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刊本存十四卷本藏北京圖書館，另有三卷（即《秦本紀》、《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存於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南宋建刊《史記集解》本中，與杏雨藏本屬同一系統，其與失傳的蜀刻小字本似有淵源。
上述三本是今僅存的北宋本。杏雨藏本與景祐本皆祖淳化本，是同源而分流，二本差異並不很明顯，後世本分別對二本有所繼承，故在《史記》版本中佔有重要地位，對勘正後世本的訛誤具有極高價值。
南宋淳熙三年張杅桐川郡齋刻八年耿秉重修史記集解索隱二家注本《史記》，簡稱耿本
南宋本《史記》除去覆刻北宋本外，有十二行的建安朱中奉刊本。此本為私刻《史記》之首，其版本特點與杏雨藏本為近，但並不是對杏雨藏本的全部繼承，而是以杏雨藏本為主要底本，參校諸本而成。作為建刊本，此本刊刻質量不高，但儲存了北宋本的特點，對後世《史記》的校勘亦有一定價值。與朱中奉本類似的南宋建刊《集解》本，即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本。此本刻於南宋孝宗以後，晚於朱中奉本，與朱中奉本同屬杏雨藏本系統。然此本刊刻質量亦不高，訛誤甚多，版本價值不大。
南宋地方州府刊刻的《史記》現亦僅存一種，即淮南路本，為淮南路轉運司所刊官本，是以北宋本底本的翻刻本。以其與北宋本相校，此本更近杏雨藏本系統，但在翻刻之際曾參校諸本，故與杏雨藏本差異較大。
北宋時期的《史記》版本皆為《集解》單注本，至南宋，《史記》版本發生了重大變化，產生了《集解》、《索隱》二家注合刻本與《集解》、《索隱》、《正義》三家注合刻本。
宋乾道七年（1171年）蔡夢弼東塾刻本《史記》
二家注合刻本始於乾道七年的蔡夢弼刊本。此本參校京蜀諸《集解》本而成，其《史》文及《集解》註文雖近北宋《集解》本系統，但不主一本，是一新產生的刻本。二家注合刻本中，張杅本與耿秉本屬同本，是以蜀刻《集解》本為底本，合一《索隱》本而成，與蔡本不是一個系統。刊於蒙古中統二年的段子成刊本，刻於宋元之交，其時當南宋理宗景定二年，雖稱蒙古，尚未入元，故此本亦應視為宋本。此本亦是以一單《集解》本合一《索隱》本而成，其所據《集解》本與蔡本所據本相近。以現存宋刻二家注合刻本而論，各本均獨創二家注合刻體例，相互間不存在整體承繼關係，這與明代刊刻《史記》不同。明代所刊合刻本《史記》，基本是以宋本為底本翻刻，如遊明本、建陽慎獨齋本均是翻刻中統本。
三家注合刻本始於刊南宋紹熙、慶元年間的黃善夫本。黃善夫本是在二家注合刻本的基礎上演化而成，其所依據的二家注合刻本為蔡夢弼本，在蔡本基礎上合以《正義》，而成三家注合刻本。但其並不是二本的簡單合併，而是參照諸本有所取捨，但因校勘不精及學識不逮，訛誤之處為數不少，故難稱善本。此本價值有二：一是創三注合刻的體例，使之成為後世《史記》版本的主要形式，極大地方便了《史記》的研究，至此《史記》版本形成了定式，奠定了《史記》版本學的基礎。二是進促進了三家注的流傳，尤其是對《正義》的流傳有儲存之功。張守節於唐開元二十四年完成《史記正義》，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為三十卷，知其體例如《索隱》標字列注，不與《史記》原文相比附。然《正義》原本已佚，自宋以後不見諸家著錄，亡於何時不可考。今所見最早《正義》註文是散刊於黃善夫三家注本中。將《正義》註文散刻於《集解》、《索隱》之下始於黃善夫本，其後諸本《正義》文皆據此本以出，可以說黃善夫本對《正義》的流傳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部承繼黃善夫本的三家注本是刻於元至元二十五年的彭寅翁本。彭寅翁本雖據黃善夫本刊刻，但行款稍異，又因所據底本殘缺，故註文時有脫落，非如後人所說的有意刪削。明代刊刻三家注合刻本多種，其中廖鎧本、柯維熊本、王延喆本均據黃善夫體刻。所不同的是，廖鎧本、柯維熊本為翻刻黃善夫本，並作了一定校改。王延喆本則是覆刻黃善夫本，亦因所據黃善夫本或殘或缺，以致偶與黃善夫本不能密合。刻於嘉靖十三年的秦藩本不是據黃善夫本翻刻，而是覆刻王延喆本，但同屬黃善夫本系統。明代南京國子監、北京國子監均刊刻《史記》三家注本，世稱南監本、北監本。南監本凡三種，首刻於嘉靖九年。其時南監不藏三家注合刻本，張邦奇等人據元大德九年刊《集解》《索隱》二家注本合以《正義》註文而成。因此本合二本為一本及所據底本不善，三家註文多有脫落，尤以《正義》脫落為甚。後人據此斥其刪削三家注，實情並非如此。南北監本中，刊於萬曆三年的餘有丁本是有意刪削註文，而刊於萬曆二十四年的馮夢禎本、刊於萬曆二十六年的劉應秋本均竭其所能恢復三家註文，無刪削之事。
以上概述了《史記》產生以來主要版本的流傳端緒，可見各本皆淵源有自。就各本特點而言，以是祐本與杏雨藏本刊刻質量高於它本，而對後世本的影響，以杏雨藏本為大，南宋諸本多承其緒，然經校改，非覆刻，故各有其自身特點。
《史記》與《漢書》何以成了中國文化的晴雨表？
高校人文界
作為相撲中“東西兩橫綱”的《史記》與《漢書》
選自日本學者大木康著《與—中國文化的晴雨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版）
自唐代正式編纂《隋書·經籍志》以來，《史記》和《漢書》就裝飾著歷代正史的開頭。就像相撲中有東、西兩位“橫綱”一樣，二者是正史中的“橫綱”。不論後來時代如何變化，這一認識都不曾改變。在不同的時代，二者有的只是東橫綱或西橫綱的差別。《史記》和《漢書》究竟哪一個才是東橫綱？透過考察這一點，就能夠知道不同時代的學術氛圍。也就是說，《史記》和《漢書》扮演著中國文化史的晴雨表的作用。
《史記》和《漢書》的不同就在於一個是通史一個是斷代史。在西漢，司馬遷記敘了從上古到當代的通史。那麼，有記錄後世之人的書嗎？沿著這一思路，班彪打算寫的是《後傳》（《史記後傳》），是從《史記》敘述結束時的武帝時期寫起，以記錄此後的歷史。
但是，班彪之子班固沒有采用這個方針，而是書寫了西漢這一個朝代的歷史。那麼，當然就出現了與司馬遷《史記》重複的部分。班固一邊使用司馬遷《史記》的文章，一邊將其改成自己的文體。為《漢書》作注的唐人顏師古在《漢書·敘傳》的注中指出：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明各篇的撰寫意圖時說“作某某篇”，而與此相對，班固在《敘傳》中用“述某篇”，這一點正表明班固對司馬遷是謙遜的，是在向其表達敬意。事實正是如此，對比兩者，則班固確實有所改寫，而且在關鍵的地方加以改寫，但是文字改寫的比率並不高（因此甚至也被批評為剽竊）。
然而，通史或是斷代史，編輯方針上的區別是巨大的。編輯方針的區別導致了看待歷史方式的巨大分歧，或者可以說看待歷史方式的分歧導致了編輯方針的區別。對於作為通史的《史記》來說，無論是秦始皇還是項羽，只要是一個時代脈動的中心人物，他就擁有了被收入本紀的資格。但如果是斷代史的話，能成為本紀物件的只能是該王朝的人物。書寫西漢王朝的歷史的《漢書》，是不允許漢代皇帝以外的人物進入本紀的。
見證了過去歷史的司馬遷的眼睛，擁有所謂上帝的視角。在宇宙的另一邊，他見證著一個叫做中國的地方（那便是世界本身）所發生的事情。在那裡，一個王朝建立了，不久之後的王朝末期，無道之王出現，下一個王朝便代之而興。歷史就這樣不斷迴圈。也就是說，《史記》雖然終結於西漢的武帝這個光輝燦爛的時代，但也包含著將來走向滅亡的可能性。這一點正是所謂的“預設的程式”（即宿命）。正所謂歷史是“鑑”。在司馬遷的《史記》當中，這個詞的意思是明白不過的。一旦治政失誤，無論怎樣偉大的王朝也會衰亡。因此，以歷史為“鑑”，行動起來吧。
至於班固的《漢書》，當然也不是沒有“鑑”這方面的意義。因為西漢王朝到了末期便衰微下去，被王莽篡奪了政權，《漢書》當然也記載了這一過程。但是班固的《漢書》有一個後世的正史都不具備的背景，即班固生活於復興了西漢王朝的東漢時代。這就與比如繼元代之後的明王朝所修的《元史》擁有不同的立場。
明王朝對作為“他者”的元王朝的歷史，某種意義上說可以毫無顧慮地批判式地書寫。不，毫不過分地說，對前朝批判得越激烈，當朝就越是光芒萬丈。班固見證了光武帝主導下的漢王朝中興這一近代歷史。對班固來說，漢王朝的性不可動搖。他記載道：“漢承堯運。”班固著《漢書》，是為了探明光輝燦爛的漢王朝的歷史，換言之，是為了現在的漢王朝。如果說司馬遷的《史記》是以上帝的視角、宇宙的視角來書寫的話，那麼班固的《漢書》就是出自更現實的、適應王朝的人間的視角、漢王朝的視角。自《漢書》以來，中國曆代王朝的正史大致都是這種為當下王朝（政權）而書寫的歷史。
《史記》和《漢書》的立場區別也在於如何保持與儒教之間的距離。司馬遷的時代，正是儒教作為國教的地位開始穩固的時代，班固的時代是儒教作為國教的地位基本確立的時代。歷史需要主軸。沒有穩定的軸線則書寫不了順暢的歷史；反過來說，有了穩定的軸線，歷史便容易書寫。如《伯夷列傳》中所見的那樣，《史記》對歷史資料本來就存在懷疑。這就是司馬遷的《史記》是有魅力的作品的原因之一。但是，從另一種觀點來看，就像歷代《史記》批評者們所說的那樣，始皇帝也是本紀，項羽也是本紀，高祖也是本紀的話，從政治上看軸線是搖晃不定的。另一方面，班固作《漢書·古今人表》，將跨越千年的人物分為上中下等加以分類評論，著實顯示出他具有穩定的軸線。
不用說，《史記》《漢書》都是史書，而後世除了從史書的角度對二者進行評價以外，還將注意力放在二者的文章之上。究竟是駢文好還是古文（從後世角度看）好，這是一條重要的評價指標。
《史記》《漢書》在文學上也成了重要的晴雨表。一般認為，中國小說不如西歐發達（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西歐的小說是時代較近的作品樣式）的原因之一是，中國自古以來就以史傳作為刻畫人物的道具，史傳的發達導致虛構的小說沒能興盛起來。但是，被稱為“稗史小說”的《三國志演義》實際上正是從正史《三國志》等脫胎而來的，兩者的關係不可說不深。現在日本的《史記》和《漢書》在日本的江戶時代，《史記》和《漢書》的文字被大量出版和閱讀，論其數量，還是《史記》略勝一籌。一般認為，江戶時代的文化既繼承了中國明代的文化，也發展出其獨有的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講，也說明日本接受了明代喜好《史記》的文化。
明治以後的日本，也出現了重視《漢書》的學者，比如受清代考證學學風影響的狩野直喜撰寫了《漢書補註補》（狩野直喜《兩漢學術考》，みみず書房收錄），補訂了王先謙的《漢書補註》。但他們畢竟是少數派，更多地被閱讀的果然還是《史記》。從近期出版的書籍來看，以武田泰淳的《司馬遷》（1943）等為首，大致都是與司馬遷《史記》相關的書籍居多，呈現一邊倒的態勢。但是，極其片面地說，《史記》中有違背體制之處所以是更好的，《漢書》是合乎體制的所以不好評價，這樣的氛圍不能說完全沒有。當然，誰都會有偏好，但是我們認為不能以這種見解為由輕視《漢書》。
《史記》當然是一部優秀的著作，而《漢書》也是必然會出現，並被人們持續閱讀的書籍。其創作的時代背景和其創作意圖等也需要被深入挖掘。因為它講述的是人間的歷史所以被貶抑，這種觀點是不恰當的。
歷史的問題也正是當下的問題。從《史記》和《漢書》當中可以看到中國史書的兩種潮流。正是在《漢書》之後，歷史（正史）才變成了為當朝而書寫的史書。我們需要理解這一點。這也是本書選取《史記》和《漢書》這兩部著作來分析的原因。
什麼樣的史書才能稱為“正史”？為什麼《伯夷叔齊列傳》會列為《史記》的列傳？《漢書》與《史記》的差異體現在什麼地方呢？《史記》與《漢書》在後世地位的升降，反映了中華文化怎樣的轉向？史書是為了記錄過去發生的事情，還體現了作史者的態度和史觀，《史記》和《漢書》承載了中國文化上兩種代表性的史觀和文風，在歷史的演進中的升降變化，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幾次重大轉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