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說明代“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制度。
一般印象裡，常將明朝的海禁與倭寇的橫行聯絡起來，將之視為應付倭寇的不得已的辦法。但這套制度，乃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一項祖制，實施了兩百餘年——“隆慶開海”之後也未徹底廢除。它的出現與存續，除倭寇之外，明顯另有原因。
扼要說來，明太祖實行海禁的
短期目的
，是防範自海上的張士誠、方國珍餘部的侵襲，以及倭寇對沿海的騷擾。
長期目的
則是吸取元代滅亡的教訓，不欲民間百姓（也包括地方官員）參與海外貿易，他希望降低民眾的流動性與組織性。用朱元璋自己的話說，就是“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允許乃至鼓勵海外貿易是胡元之寬，禁絕海外貿易則是洪武之猛——洪武時代的海禁政策，不僅私人海外貿易被禁止，民眾出海打漁也會成為非法行為。
明代民間流傳的朱元璋畫像
其實，海禁政策只是洪武之猛的一個小組成部分。朱元璋的陸禁政策同樣嚴苛。比如他頒佈了“知丁法”與“路引制度”。前者要求百姓必須“互相知丁”，必須知道左鄰右舍平日從事何種職業，家中幾口人，幾人務農，幾人讀書，幾人從事手工或經商；讀書者師從於誰，教書者收何人為學生；……後者規定，農民沒有特別申請的“路引”，不得離開村鎮，早上何時出門耕作，晚上何時回來，都須讓鄰居知曉。工匠出遠門做工，須在路引上標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讓鄰居知道具體所在。歸來或早或遲，也要說與鄰居知道。經商者本錢多少，貨物輕重，所行遠近，水路還是陸路，都要詳細註明在“路引”當中。這類政策，與海禁其實有著相同的出發點。
《大明律》裡，對海外貿易有著很嚴厲的規定。比如，將牲畜、鐵器、布匹等販賣至海外，會被“杖一百”；向海外販賣人口與軍器，則要被處絞刑。與之配套的，還有許多臨時性政策，如宣德皇帝即位後重申海禁，制定了新規：
“榜諭沿海軍民，有犯者許諸人首告，得實者給犯人家資之半。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之弗禁者，一體治罪。”
意思是：站出來告發他人出海屬實者，可獲得被告發者一半的家產。如果有人知情不報，或軍隊衛所等部門不能嚴厲執行海禁政策，須與出海者同罪。
嚴刑峻法之下，沿海民眾為了生存，還是會有人鋌而走險從事對外貿易。比如福建的海商每年會聚集“大舶數百艘，乘風掛帆，蔽大洋而下”；廣東民眾也“多挾峨舸入海與夷市”。這些海商來自各行各業，既有地主、官紳，也有逃犯、僧侶、書生等。鋌而走險發展到極致，則是海商們選擇聯合起來，成為武裝化的海商集團，其中著名者有王直、徐海、葉宗滿等。
嘉靖年間的“倭寇”，與這些亦商亦盜的明朝武裝海商集團有極大的關係。據《嘉靖實錄》記載，
“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中律也在奏摺裡對皇帝說：倭患起源於沿海“奸民”想要跟番邦作生意，雖稱倭寇，
“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
。參與剿倭的將領王忬向皇帝報告，說據他調查，“倭寇”頭領約有百餘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國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等。剿倭名將胡宗憲也根據實際調查編寫了一本《籌海圖編》，書中列出了十四股勢力最大的“倭寇”，其頭目全部是中國人。
倭寇燒殺搶掠圖
出現這種與朱元璋的禁海初衷大相徑庭的結果，原因其實很簡單：（1）海禁政策斷絕了沿海無地少地民眾的生計，違揹人性。（2）嘉靖時代地方官府常與武裝海商集團合作來牟取利益，給了武裝海商集團很大的生存空間。如大頭目王直在獲得地方官府默許對日通商的特權後，為了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一度積極參與抓捕真倭寇；當地方官府改變態度不再支援王直的海外貿易後，他又轉做海賊，招募日本浪人打出了“倭寇”的旗幟。
就上述演變過程而言，與其說嘉靖年間的“倭寇”是明朝實施海禁政策的原因，不如說大部分“倭寇”其實是明朝海禁政策的結果。明朝人自己也很明白這一點，如王世懋（嘉靖年間的進士）在《樞策》一書中寫道：“商貨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貨販無路，終歲海中為寇，何能已也？”意思是：海外貿易被禁止，才是海寇不能平息的主因。只要海禁還在，人們不能自由貿易，海寇就會存在，不會消停。
王世懋的判斷是對的。嘉靖皇帝厲行海禁慾消滅倭寇，結果“倭患”愈演愈烈。隆慶皇帝即位後，“鑑前轍，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吸取前朝教訓放鬆了海禁，史稱“隆慶開海”。開海之後，倭患果然大幅度消退，東南沿海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明人仇英繪《倭寇圖卷》（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明朝的“片板不許下海”政策，針對的主要是民間海外貿易，官府控制的朝貢貿易不受限制。所謂“朝貢貿易”，即周邊國家派使團帶著貢品和貨物來到明王朝，一邊“納貢”，一邊將貨物拿到市舶司（廣州、泉州、寧波有設）和北京的“會同館”出售。市舶司和會同館皆由官府控制。這種貿易形式，相當於由官府壟斷了獲取海外商品的渠道。
朝貢使團攜帶的貨物數量，通常遠遠多於貢物。1485年，日本進貢刀3610把，使團所帶用於販賣的刀則有35000多把，相當於貢物的10倍。不過，使團不能隨意出售這些貨物，只能將之賣給官方機構。普通明朝人購買“番貨”超過10斤者，罪同出海走私，要被罰往邊關充軍。
透過這種壟斷貿易，明朝廷獲得了馬匹、銅、硫磺等戰略物資，以及香料、胡椒等日常消費品。因知曉中國常年鑄造銅錢，對銅的需求很高，日本歷次派使團來華都將銅作為重要的待售貨物。明軍中使用的硫磺也多來自日本與琉球。1453年日本使團來華，攜帶的硫磺多達34。6萬斤。
常規印象裡，在朝貢貿易中，宗主國必定是在經濟上吃虧的一方，為了展示上國風度，賞賜給使團的物品價值定會遠大於所收貢品的價值，針對使團所攜商品的收購價也會高於市場價。
這個印象不算錯，但不夠完整
——皇帝願意讓外國使團賺大錢，也願意讓自己賺大錢。所以真正在朝貢貿易中叫苦不迭的，仍是底層人。以胡椒、蘇木為例。胡椒是調料，蘇木是染料，都是明朝朝貢貿易的重要商品。朝廷收購這些貨物的價格雖然常高於市場價，但朝廷同時也掌握著一門簡單粗暴的成本轉嫁功夫，那就是將這些胡椒、蘇木提價數十倍，折算為薪俸或賞賜，發給親王、官員、士兵和民工。日本使團1433年帶來的蘇木，由明朝廷以每斤鈔1貫的價格收購，然後作為薪水發給京師官員，折算標準是每斤折鈔50貫。親王與官員們掌握了權力，自會有止損的辦法。最終的受害者只有那些底層士兵、民工與普通百姓。
下表是明代史料記載的部分與胡椒、蘇木有關的成本轉嫁事件。從中可以看到，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歡拿這些東西作為工資，發給底層軍士、民夫與工匠。
表格引自戚暢《海禁與朝貢：明朝官方海外貿易研究（1368-1567）》
隆慶開海後，海禁從絕對政策變成了相對政策。在福建地方官員的一再呼籲下，朝廷承認了
“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
這個事實，在1567年同意開放福建的月港（位於今天的漳州地區）為正規貿易港口。民間商人向官府申請“船引”後，可由該港合法出國前往東、西洋貿易。
之所以說此次開海是相對政策，是因為只開放了特定港口，且船引的發放總量受到了嚴格管控——最初是每年只發放五十張；到萬曆三年（1575）才增加為一百張；萬曆十七年（1589）又變更政策，允許各發放四十四張船引前往東、西兩洋。船引只針對中國商人出海，不限制外國商船來華，
本質上仍秉承了朱元璋當年實施海禁政策時的理念
，也就是主要以明朝內部的百姓為控制物件。
其實，朝廷與地方官府，包括民間百姓在內，都是隆慶開海的受益者。但因為沿海仍時有倭寇騷擾（這些真倭寇多是因日本國內的戰爭而失業的武士與農民），萬曆年間朝野一直存在著加強海禁政策、重回“片板不許下海”舊制的聲音。對此，時人沈德符曾批評道：發出此類呼籲者，都是些啥也不懂的“書生輩”，他們動不動就喊著要“禁絕通番，以杜寇患”，要朝廷加大海禁力度，以消滅海寇。殊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佔之地”，只會將福建、廣東那些有力量的大家族推向朝廷的對立面。像嘉靖年間福建浙江一帶所遭逢的“倭寇”之禍，其實“皆起於豪右之潛通島夷”，全部緣於地方上的有力量者與倭寇合作。沈德符還說：
“今廣東市舶，公家尚收其羨以助餉，若閩中海禁日嚴，而濱海勢豪全以通番致素封。”
意思是，如今有限開放海禁，廣東市舶司可以從民間的海外貿易中收稅，來佐助餉銀。如果朝廷加大海禁力度，那些沿海的有力量者，必會再次與倭寇合作，像嘉靖時代那樣拉旗子變為無法無天的海盜，那情況就更壞了。
沈德符的看法，也是當時沿海省份官員與民眾的普遍看法。如嘉靖年間的兩廣巡撫林富，曾建議朝廷放鬆海禁，允許佛郎機（葡萄牙）商人來廣州貿易，理由是：“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意思是海禁政策讓廣州市舶司的收入銳減，讓廣東的地方財政陷入了困窘。再如崇禎年間，泉州民眾給皇帝上書，說的也是“為今之計，莫若弛禁開洋，給引通商，庶可戢其敝而獲安倉。”意思是，放鬆海禁政策，既能改善當地的民生，也能給官府增加財政收入。可惜的是，這些看法止於看法，已無力轉化為政策。
15-17世紀，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航海時代”。這個時代大體與明朝的存續處在同一時段。遺憾的是，明朝政府透過海禁政策，主動將自己與大航海時代割裂開來。當大航海時代接近尾聲時，明朝政府也陷入了內憂外患，無力經營海疆，只能聽憑鄭芝龍這類武裝海商集團首領，成為東南海上貿易的實際掌控者。
（作者丨 隋林 編輯丨吳酉仁 來源：騰訊新聞）
晁中辰：《論明代的海禁》，《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程方：《明代民間海外貿易述論》，雲南師範大學2007年。劉璐璐：《晚明東南海洋政策頻繁變更與海域秩序》，《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李金明：《試論明代外朝貢貿易的內容與實質》，《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戚暢：《海禁與朝貢：明朝官方海外貿易研究（1368—1567）》，暨南大學2012年。張柳、潘洪巖：《從海商利益集團興起的角度分析明代海禁制度》，《蘭臺世界》201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