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賦:勝利者書寫的歷史, 都沒有編劇精彩

大秦賦:勝利者書寫的歷史, 都沒有編劇精彩

大秦賦:勝利者書寫的歷史

都沒有編劇精彩

策劃:先知書店

文:屏營編:先知書店店長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漢·賈誼《過秦論》

最近《大秦賦》火了,這部電視劇洋洋灑灑,一路從公元前259年長平之戰、嬴政降生在趙國開啟,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大一統”的偉業,恢弘的題材,加上大製作的服裝、場景,一播出就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因此,有人說這是一部獻給原生文明,充滿光榮與夢想的史詩。

但更多的,還是批判,好多文章已經分析過裡面的種種“雷點”了——像什麼嬴政懷疑自己是呂不韋兒子,要跟呂不韋“浪跡天涯”。嬴政滅六國的動機是因為秦國糧食多的吃不了,只能解放六國人民並餵飽他們。

大秦賦:勝利者書寫的歷史, 都沒有編劇精彩

楚國人“主動”迎接正義之師

究其根本,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風波,除了上述那些雷點,還在於這部電視劇在事實和價值觀上,都突破了以往的認知。

▍放寬歷史的視野,更要尊重歷史的事實

一部文藝作品固然有其自由表達的權利,也不必苛責某些細枝末節的歷史細節。但文藝作品放寬歷史的視野,不等於可以突破歷史的底線。

歷史的底線,其實就是對一段歷史的演繹與解讀,要尊重基本的歷史事實。

因為所謂的“歷史”包含三層意義,一是曾經發生的事實,二是被人們記述、演繹的歷史,三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被歪曲的歷史。

尊重歷史,首先是尊重曾經發生的事實,對歷史的演繹,不但要邏輯自洽,更要合情合理。

比如據史書記載,《趙氏孤兒》故事裡的一個刺客經過複雜的心理鬥爭,放棄刺殺趙盾計劃最終觸槐而死。

從歷史事實的角度看,刺客自殺前的複雜心理活動,不可能有旁人作證。但在邏輯推理上完全成立的——既符合歷史的大背景,又符合人性的小背景。因此這樣的故事可以被人們接受,甚至可以成為歷史事實的組成部分。

大秦賦:勝利者書寫的歷史, 都沒有編劇精彩

電影《拯救大兵瑞恩》的人物完全出自虛構

卻更有助於理解那段歷史

相反,透過歪曲一段歷史來強行迎合現實,明明殺人盈野,偏說是為國為民,就僭越了歷史的底線。

正如歷史學者所說“秦國締造了一個強大到極點的政府、一個萎縮到極點的社會以及一群沉默到極點的個人”,這才是秦國“崛起”的根本原因——

◎秦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場人道災難

司馬遷在《史記》裡就評論秦國道:“以暴虐為天下始”,秦國把戰爭推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統一戰爭中六國光士兵就被屠殺了幾百萬人。秦始皇稱帝時天下戶民有4000萬,到了漢朝只剩下大約1800萬人。

◎創造了一個“想當奴隸而不得”

的時代

秦朝統治者,已經把整個中國打造成一個大監獄,所有百姓,在嚴苛的秦法下,動輒淪為囚犯,生死不由己。

在兩千年前的《刑法志》裡,形容秦朝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意思就是說,在秦朝,囚徒多得堵塞道路,牢獄繁華得像鬧市。

如果像這樣的“暴秦”都可以美化,那麼歷史上一切罪惡的戰犯、劊子手,甚至納粹、法西斯豈不是都可以美化,顯然這是對歷史的極大不尊重——

因此,

當歷史的真相被敷衍被杜撰,底線被突破,事實本身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麼歷史的良知與正義也就蕩然無存了。

歷史:成王敗寇vs信仰良知

對歷史的評價標準是由兩部分共同組成——即當時的價值觀與現在的價值觀。

只用現代的價值觀評價古人,不但不能從古人身上學到東西,而且根本就不能理解古人的很多歷史抉擇。而如果只用當時價值觀,則很難看清當時歷史事實對後世的影響、乃至遺毒。

因為歷史不僅關乎真相,更關乎道德與信仰。在歷史底線被突破的同時,往往也意味著放棄了人的價值底線。

對於秦來說,即使以封建社會的道德來衡量,也早就突破了價值的底線——

西漢的賈誼,就在《過秦論》中總結道,秦仁義不施、繁刑嚴誅、賦斂無度、天下苦之。

但整個社會一直有一種成王敗寇的思維,事情做成了,他就是“正確”的,哪怕他的手段再卑劣,也會為他的過往行為合理化。

在這個思維下,“成功”成了歷史唯一的道德。

比如大秦賦裡就說秦王統一天下是為了救蒼生於倒懸。甚至楚國人還專程不遠萬里的投奔秦國,因此,秦國的統一不但是順應歷史大勢,更是順應了六國的民心——是“先得了民心才得了天下”。

這不是對歷史的藝術創作,而是以藝術的形式,成為了篡改歷史,凸顯勝利即正義的範本。

在《大秦賦》看來,有統一天下這種真正值得大書特書的高尚目的,屠殺與奴役就變成了一種無需特別在意的手段。

但事實上,凡是高尚的目的都可以透過高尚的手段達到。如果無法達到,那就說明這些目的並不高尚。

我們總以為有目的才有手段,比如秦朝變法是為了富國強兵,但當目的達到了,有時手段就獲得了某種自足和獨立性,最可怕的是,手段本身逐漸變成了目的——秦國就是這樣,為了統治而統治,為了征服而征服,為了殺戮而殺戮。

據史記記載,在統一六國後,秦王回憶他為什麼攻滅六國時說——趙、魏、楚反叛秦,所以滅了他,燕王昏亂,派荊軻當刺客,所以滅了它,齊王驅逐秦使,所以滅了它。

在手段壓倒一切下,滅國還需要理由嗎?秦國就像一家農場和一座軍營。舉國上下,步調一致,紀律嚴明,令行禁止,雷厲風行。只要國王一聲令下,便猛獸般地撲向敵人。

大秦賦:勝利者書寫的歷史, 都沒有編劇精彩

手上有刀槍的人,絕對不會跟手無寸鐵的人談道理,武力本身就是正義——如同獅子對牛羊,吃你不需要理由。

比如在當時的秦國,人人唯利是圖,個個急功近利,周圍都是生死搏鬥,到處爾虞我詐,成者為王敗者寇,建功立業的英雄豪傑們,何曾有暇於道德倫理。

李斯入秦,先投靠呂不韋,呂不韋敗亡,他緊跟秦王政。李斯向秦王推薦同學韓非,眼看地位要超過自己,又進讒言毒殺這位舊日同窗。

靠突破道德成功的人,終將被反噬。這位到秦國之後,最終後悔的楚國人,再春風得意,最後不也是在奔赴刑場的路上,回頭對同判死刑的二兒子李由說:

“我真想,和你再牽著咱們家的大黃狗,去上蔡東門外追野兔。但是,還能嗎?”

秦確實勝了,成了笑到最後的人,他為什麼能勝是可以研究,但他勝了並不代表他是對的,因為看一段歷史,

暴力的猖狂絕不是歷史的榮耀,統合黑暗的土地也稱不上輝煌。

正如杜牧的《阿房宮賦》所說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究竟該如何反思秦國,尤其是其誕生的機制與土壤,其實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

▍一場影響中國幾千年的“大問題”

秦一統天下,之所以“戲裡戲外”都能引起這麼大的關注,更在於他指涉著一場影響中國幾千年的“大問題”——“周秦之變”

正如秦暉老師所說:“所謂的秦制有效說穿了就是君子鬥不過小人,文明人鬥不過野蠻人,選擇手段的人鬥不過那些不擇手段的人。”

周秦之變,其核心是一場由小共同體本位到大共同體本位的轉變,是為了將人們對家族的忠誠轉移到作為國家代表的君主之上,以君主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透過君主專制的方式加強集權。

◎大共同體是一種效率第一的強人政治

從春秋到戰國,戰爭愈演愈烈,在戰爭的推動下,富國強兵的邏輯壓倒了一切,誰拳頭硬誰就是老大,只有野蠻才能戰勝文明。國家越來越少,殺人越來越多。只有效率最高、道德水準最低的國家能夠倖存。

因此,封建制、貴族制和禮制等一切“溫文爾雅”、“含情脈脈”的東西,都逐漸讓位給效率至上的郡縣制、科層制和中央集權。

◎大共同體強大但又會週期性的崩潰

秦一舉掃清六合,席捲天下的氣勢,宛若摧枯拉朽,是何等的不可一世。而秦轉眼土崩瓦解,迅速敗亡,宛若枯枝敗葉被狂風席捲,又是何等的慘痛悲涼。

中國歷史亡秦不棄秦制,歷朝歷代其實都在效法秦政,因此,中國歷史的明顯特徵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時,“秦制”效率極高,往往威服天下。

而衰落之時又會造成空前的浩劫,據學者測算,每次“改朝換代”人口通常都要減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

大秦賦:勝利者書寫的歷史, 都沒有編劇精彩

秦制的方式雖千變萬化,宗旨只有一條:服服帖帖做大一統下的臣民。在秦制下,全社會只能有一個聲音,這是統治者的聲音;只有一個旋律,這就是統治者的主旋律。

有兩個腦筋不需要轉彎卻無人意識到的問題:

問題一:秦始皇死了,大秦被推翻了,大秦人民並沒有獲得幸福。

問題二:秦始皇死了,大秦被推翻了,大秦人民並沒有獲得幸福,但也要慶賀秦始皇死得好。

正如兩個問題一樣,從古至今很少有人認識到我們習以為常的秦制——立足於天下一家的大一統和等級森嚴的家長制,才是導致兩千多年苦難歷史的最重要的原因。

假使這樣的觀念沒有革新,即使兩千多年過去,秦帝國其實仍會活在我們心中。

▍一頭一尾的兩場變革

周秦之變,作為中國歷史少有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其重要意義幾乎只有1840年鴉片戰爭可與之相比。

中國歷史說穿了,其實就是這一頭一尾兩場轉型、劇變,前面這場“周秦之變”,是從周制走入秦制。而後面這場從1840年開始的劇變,其實關乎的就是如何走出帝制,或者說怎麼走出秦制的變化。

因此,哪怕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頭緒紛紜,但要抓住一頭一尾兩大變局——就能真正把握中國悠久歷史的脈搏,從而看清未來的前進方向。

為此,先知書店推薦兩本抓住這兩大變局核心的佳作:《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1840年以來的中國》。

秦朝的滅亡只不過是一個結果,而《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一書關注的是產生這一制度的土壤——這一影響中國兩千多年興衰榮辱的制度,其實早在東周盡頭,儒法帝國冉冉升起的時候,就已經奠定了。

而《1840年以來的中國》這本書,剝掉外層政治、軍事層面紛繁複雜的雜質,一上來就抓住了近代轉型最根本的問題——從如何走出幾千年來的秦制,完成現代文明的轉型與國家能力轉變的角度,透過對近代史的重新串聯,勾連起了現代化程序的起點和當前現實。

前者的作者趙鼎新是芝加哥大學的終身教授,在海外華人學者中,論在歷史學和社會學領域取得的學術地位,很少有比趙鼎新老師更高的。而《1840年以來的中國》的作者王人博老師,是與賀教授齊名的憲法學者,被稱為法學界深具人文情懷與批判精神的學者。

因此,讀這兩本書,不光是讀歷史,而且是在一種新的眼光下——用國家能力、歷史語境、實用主義、效率戰爭、儒法國家等等有別於傳統著作的全新視野重新審視這兩段大家都很熟悉的歷史,從根源反思如何走出幾千年的帝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