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恆以弱滅，而漢獨以強”，對外保持著數百年強勁碾壓態勢的兩漢，為啥兩次從內部崩潰？外戚亂政是一個關鍵推手。
西漢晚期長期由外戚主政，最後被王莽篡位；東漢時，為了剷除外戚——掌控朝政十多年、毒殺皇帝的“跋扈將軍”梁冀，漢桓帝重用宦官，結果引發了宦黨干政、黨錮之禍，此後江河日下、走向滅亡。
空前強大的封建帝國、持續上演的外戚干政亂象，漢朝為啥兼具兩大看似矛盾的特質？這既是制度的缺陷所致，也是人性脆弱的體現。
我們都知道，當初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終生沒有冊立皇后。對於背後的原因，很多人認為是出於他對母親趙姬的憤恨、失望。但如果看看其後兩漢四百年間外戚的破壞力，我們也許會明白真實的考慮
西漢初期的呂后及其家族，嚴格來說正是外戚。不過，由於呂后本人經歷過創業的艱辛，深知權力來之不易，因此在她執政期間，雖然屢有誅殺功臣、政敵的殘酷行徑，但在治國方面倒是挺值得稱道：“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在她死後，漢初功臣集團的強勢反撲、徹底清除了呂氏外戚集團。但在文、景、武三位皇帝期間，竇氏仍舊一度體現出在政壇中的影響力。
漢文帝的皇后竇氏福澤綿長，兒子漢景帝即位後，她被尊為皇太后；漢武帝即位，又升為太皇太后。在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的庇護下，竇氏一族權傾朝野；竇太后本人甚至能夠直接影響政權的走向，出於對黃老之術的擁護，她曾在漢景帝、漢武帝時期，直接出手打壓儒家勢力。直到她死後，漢武帝劉徹才能按照自己的理念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正是有感於外戚對皇權的掣肘，漢武帝晚年才痛下殺手，殺掉了自己的寵妃、漢昭帝劉弗陵的生母鉤弋夫人，如他親口解釋的那樣：“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可惜的是，在漢宣帝之後，西漢王朝就在這個老問題上栽了跟頭。元、成、哀、平四帝期間，西漢皇權旁落，外戚勢力強勢崛起。依靠活了84歲、身居後位（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61年的王政君，王氏一族掌控西漢大權半個世紀（漢哀帝時期，外戚傅氏、丁氏曾短暫取代王氏的地位），最終由王莽完成致命一擊，親手篡位了劉氏政權、建立了新朝。
西漢的滅亡，是政治、經濟、天災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但外戚的危害首當其衝。比如，面對政治日益腐敗、土地兼併嚴重的局面，漢哀帝時期曾經試圖推行改革，政策的著眼點就是限制私田數量。但外戚傅氏、丁氏強烈反對，沒過多久這事就不了了之了。最終只能坐視西漢“國家空虛，度用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王莽利用各階層湧現出的“厭漢”情緒，兵不血刃取代劉氏。
而東漢則與外戚共生、博弈了近百年，其中湧現了兩位代表人物：竇憲、梁冀。
東漢第三位皇帝——漢章帝劉炟（da）的皇后竇氏，是名將竇融的曾孫女，而她的哥哥正是著名的竇憲。依靠皇帝大舅子的身份，竇憲備受寵信、權勢令人側目。漢章帝死後，竇太后臨朝稱制，竇氏把控朝政。竇憲作威作福、凌辱百官，甚至還曾得罪了自己的妹妹；但他經過平定北匈奴、“燕然勒石”的奇功，威勢再度膨脹，已經對皇權產生了威脅，終於在公元92年被漢和帝聯合宦官剷除。
但更具破壞力的外戚沒過多久再度誕生。漢和帝死後，出生不到100天的漢殤帝劉隆即位，皇太后鄧綏、其兄長鄧騭戚族掌控大權，後來扶持漢安帝繼位；
漢安帝之後是漢順帝劉保，下一位是漢衝帝劉炳，即位時年僅2歲，外戚竇氏掌握了大權，並催生了囂張跋扈的大將軍——梁冀。
梁冀與竇憲一樣出身豪門，他的高祖父梁統，在漢光武帝劉秀時期封侯，漢和帝的生母就是出自梁家。因此，當初漢和帝推翻外戚竇氏後，曾重用梁氏一族。
而在漢順帝時期，皇后是梁商之女，因此梁商被拜為為大將軍；
梁商死後，大將軍的位置直接由梁家內部繼承，繼承人正是梁商之子梁冀；
梁冀“少為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是一個標準的紈絝子弟，他正事不幹，自小就喜好花天酒地、鬥雞走狗，時常跟一群狐朋狗友攪在一起。
漢順帝死後，梁太后臨朝稱制、梁冀大權獨攬，權勢如日中天。漢衝帝夭折後，梁冀立了八歲的劉纘為帝，是為漢質帝。然而這位小皇帝雖然年僅8歲，卻看不慣梁冀的囂張作風，甚至曾當眾稱呼其為“跋扈將軍”，因此慘遭毒殺。
敢於殺害皇帝，梁冀由此達到了外戚的新高度；同時，對於大臣他更是視同草芥，稍有不合意，輕則髡、笞、發配，重則鴆殺、腰斬，乃至滅族，前輩竇憲泉下有知，也許都會自愧不如。
最終梁冀也迎來了與竇憲同樣的下場：桓帝藉助宦官的勢力，一舉剷除了梁氏，但東漢政權從此陷入了“十常侍”的把持之中，直到董卓之亂、國家名存實亡。
那麼，為什麼漢王朝要前仆後繼的重用外戚呢？跟漢朝的時代特徵有關。
漢隨秦制，在借鑑秦王朝滅亡教訓的基礎上，西漢歷經百年，終於摸索出了適應大一統中央集權治理需求的新模式，沒有內部政權對立、資源高度集中，創造了封建時代的第一個巔峰：強漢。
但事情都是兩面的，任何一項制度，在展現出優點的同時，也會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缺陷。
作為對比，我們先看看春秋戰國時期。我們也許會注意到，在這個時期很少見到“外戚專權”這一現象，原因有兩方面：
其一，普遍採取分封制度，諸侯國間競爭激烈，同一個諸侯內部，同族兄弟間的爭鬥也時有發生。但越是這種情況，越是激勵他們打起十二分精神，不可能讓權力旁落；
其二，為了應對滲透到各個層面的競爭，無論是諸侯、還是小封君（類似於後世的藩王）自小就有自己的領地和輔政班子，他們的才能得到充分的鍛鍊，自然不需要藉助外戚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戰國期間唯一具備外戚專權特徵的，正是出現在首先徹底改革的秦國——宣太后、魏冉）
而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模式下則不一樣。
西漢透過平定七王之亂、頒佈推恩令，徹底消除了藩王在中央政治中的影響力，主宰龐大的帝國的任務，落在了皇帝一人身上。這自然消除了藩王內訌的土壤，在此基礎上實現了王朝的強大與興盛，但也面臨著新的問題：
其一，太子們基本在深宮圈養，他們在小時候接觸的人，只有皇后、宮女、宦官以及專門配備的老師，與尋常官員、老百姓幾乎沒有交集。而人們幼時形成的感情是最純樸、最穩固的，老師們太過嚴厲、難以親近，深閨里長大的太子，勢必跟陪著自己皇后一族、宦官感情深厚，與大臣、老百姓之間幾乎沒什麼私人感情；所以咱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一些皇帝喜歡重用外戚和宦官。
其二，西漢在漢宣帝時期徹底解決了匈奴的威脅，而東漢承接“大漢”金字招牌的威力、漢光武帝劉秀打下的基業，，幾乎全程順風順水。但這也帶來了副作用：王朝對外持續強大，使後繼位的皇帝們沒有解決內外敵人、開疆拓土的任務和壓力，以至於“閒則生事”，他們往往轉而追求聲色犬馬這種低階趣味，要麼驕奢無度、要麼縱情聲色，屢屢出現皇帝英年早逝、太子還未成年（甚至沒有出生）的情況。
我們看看兩漢那些短命的皇帝們。
西漢時期，漢哀帝劉欣因貪色縱情、25歲時駕崩，沒留下兒子。王莽為了掌權，刻意立9歲的中山王劉衎為帝，是為漢平帝，這也是導致西漢滅亡的直接推手。
東漢時期就更誇張了。
漢和帝劉肇扳倒竇憲後勵精圖治，他對內撫卹百姓、招賢納士、安置流民，對外復置西域都護 、降服南匈奴 ，一度使東漢國力達到鼎盛，史稱“永元之隆”。但他在27歲就病死（原因不詳），剛滿100天的兒子劉隆即位，是為漢殤帝，他是中國歷史上年齡最小的皇帝；
但劉隆不滿一歲就夭折，皇太后鄧綏、其兄長鄧騭戚族掌控大權，後來扶持漢安帝繼位（上文提到過）；
漢安帝享年31歲，其兒子漢順帝劉保活了30歲；其後是2歲的漢衝帝劉炳，這就為梁冀提供了機會。
由此可見，導致兩漢外戚專權現象頻繁發生的原因在於：皇帝過於短壽、對外戚的信任。那麼，皇室為什麼不任用年長的宗室藩王輔政呢？就像先秦的周公旦輔佐周成王那樣。
時代不同，大一統中央集權體系下，皇權是極度排他的，即使是親兄弟也不行。如果重用藩王輔政，很有可能導致皇位旁落，畢竟從血統上而言，同姓藩王篡位在法理上少了很多障礙。至於大臣，那就更不可信了。
因此，在老皇帝眼裡，自己妻子的孃家人——外戚，無疑是託孤的第一人選，畢竟他們沒有篡位的法理、輿論基礎，卻與幼主利益一致、理應忠心耿耿。（如今的私營企業中，為什麼老闆娘家的親戚更受重用？也是這個道理）
這種方式雖有風險，但對帝王來說也是相對可行的選項。然而，當外戚的權力一旦達到頂峰，將不存在對其監督、遏制的力量。遇上能力強、態度佳的當然好（如扶持漢安帝的鄧氏），萬一碰到梁冀這類人，那幾乎是政權的夢魘。畢竟在至高無上的權力誘惑面前，舅甥關係並不比親兄弟可靠多少。
嚴格來說，劉氏的漢王朝建立以來，長期處於制度的摸索、與各派勢力的鬥爭之中，那些強勢、長壽的皇帝在位時情況一般不錯，但在其他階段，權臣（霍光）、外戚、宦官三大力量各領風騷。也許在皇帝眼裡，在公事層面，這三者並沒有高下之分；但對自己個人角度而言，往往會優先選擇親近的外戚。
但當外戚實力過於強大、難以掌控後，他們又不得不尋求另一系親信：宦官的幫助。因此，外戚、宦官兩大問題困擾了兩漢數百年，這些人往往把持國政，驕橫跋扈、不可一世，但本身卻沒有治國理政的素質，往往呈現禍國殃民之舉。強大的兩漢，就在這種自我消耗中走向覆滅。
不過我們也不必過於苛責，畢竟漢朝是繼秦朝之後，首個全面探索、踐行大一統治理模式的開創性王朝，也許這正是發展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