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太康初年，有一個叫做不準（“不”音通“否”，後文稱否準）的盜墓賊，他抱著發財的夢想，挖開了一座戰國時期的魏王大墓。
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是，這座魏王大墓裡最有價值的東西，並不是陪葬的財寶，而是一本叫做《竹書紀年》的通史
。從此，整個秦漢之前的中國歷史，都將因為這本書的重見天日而被顛覆。無數信奉儒家經典的人，都因看了這本書而三觀盡毀，信仰崩塌。
甚至有不少儒生堅決要求將這本書永久封禁，不許重見天日。
那麼，《竹書紀年》究竟記載了什麼內容，讓大家的反應如此激烈呢？
提到秦代的史書，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是司馬遷的《史記》，還有左丘明的《左傳》等書。而隨著秦始皇執行了焚書坑儒的政策，大量秦漢以前的古籍古書被付之一炬，因此，這些僅剩的史料就不得不成為了眾多史學者們的心中，唯一的“真理”。
直到晉朝的一個盜墓賊顛覆了這一切。
西晉太康元年，一個叫做否準的人，正在河南的汲郡徘徊。
他已經在此地探出了一個王公貴族的大墓，現在正進行積極的準備工作，準備大發一筆橫財。
中國人向來講究事死如事生，人死了，在下葬時自然也會挑選不少好東西陪葬，以供其在另一個世界生活、享受。更何況這還是個王公的大墓，
否準覺得這裡面必然有數不盡的寶藏。
於是，否準選了一個月黑風高的良辰吉日，帶著挖掘工具跑到了探查的地點。隨著地表的土一點一點地被掀開，否準的心跳也開始不斷地加速。
否準確實是個探墓的老手，過了沒多久，他就挖進了墓道。榮華富貴就在眼前，否準欣喜若狂，一躍跳進了墓穴之中。
但是落地後的否準卻遇到了一個大難題，因為墓道有些漫長，
否準進入墓穴之後，手上的火把幾乎快燃盡了。
這下否準就有點發慌了，畢竟墓穴漆黑一片，沒了火把別說找財寶了，自己出去恐怕都找不到路。
否準四下摸索，驚喜地發現了一把竹簡所用的竹片。他當即點燃了竹片，藉著火光在墓穴裡探查了起來。
不得不說，否準挖的這個墓還真有點東西，裡面的貴重陪葬品確實有一點。
但是讓否準覺得惱怒的是，比起金銀財寶，這個墓穴裡更多的是一根根竹片，上面刻寫著自己看不懂的文字。
否準是個沒啥文化的人，他也不知道
這些竹片正是古代記事用的竹簡。一旦搬運出去，其史學價值不可限量。
他只知道自己是來發財的，不是來搞研究的。面前的竹片對於他來說，除了拿來燒火照明以外沒有別的用處。
在燒掉了一片又一片珍貴的竹簡後，否準意識到這個墓裡他已經找不到更多的財寶了。但是翻找了半天只有這麼點東西，實在是讓否準失望不已。就這樣，在把墓穴折騰得亂七八糟之後，否準收拾了自己的“戰利品”，揚長而去。
可能是否準離開的時候過於憤怒，竟然連墓穴都忘了填，
就這麼大大咧咧地把挖開的墓穴擺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結果到了第二天，附近的居民出來一看，自然是嚇了一跳，趕緊報了官府。
不得不說，當地官府的執法效率確實靠譜，他們得知情況之後，立刻把現場封鎖起來，而且沒過幾天就把否準抓捕歸案了。
而官府的長官也確實是飽學之士。他們看到了否準盜走的文物之後，立刻意識到這個墓來頭不小。趕到現場之後，官員們被墓穴裡的竹簡震驚了。他們隨即將此事上報給了朝廷，並且小心翼翼地把竹簡清理儲存了起來。
經過盤點，汲郡官員總共從大墓裡清點出了數十車竹簡，上面所載文字更是有十餘萬字之多。
得知訊息後，晉武帝司馬炎十分重視，他立刻命令中書監荀勖和中書令和嶠，組織了一大批學者，前去整理和釋讀這些竹書。
雖然竹書上的文字是先秦時期所用的篆文，與西晉時使用的隸書、楷書大相徑庭，但是所幸，
西晉與先秦時期也只有五六百年，相當於當代和明代的年份差距。雖然久遠，但並不算完全不可考究
，傳世的資料也不少。所以荀勖等人在識讀竹書方面的進展還是不錯的。
至於墓主人的身份，荀勖等人形成了兩種看法，一種是認為墓主人是戰國時期的魏國君主魏安僖王，另一種認為墓主人是魏安僖王的爺爺魏襄王。
經過研究，他們發現，這些竹書基本都是先秦時期的書籍。經歷了秦漢戰火，先秦古書除了儒家經典已經十不存一，
現在能儲存下來如此成系統的古書，實在是填補了史學上的一大空白。
可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他們發現苗頭不對了。
這些竹書中，有一冊書極為不尋常。從識讀出來的文字來看，這應該是一本記述了從夏朝到戰國時期魏國曆史的史書。後世將其稱呼為《竹書紀年》。
但當他們將書中的內容解讀出來後，其中的內容卻是將他們驚得目瞪口呆，手足無措。
我們前文提過，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獨尊儒術，
大量先秦時期的史書都沒有保留下來
，晉朝學者能接觸的，也只有被儒家承認的史書，如《左傳》、《春秋》、《史記》等。
千百年來，無數史學家都將其視為正宗的歷史，但是隨著《竹書紀年》的問世，這一切都不一樣了。
《竹書紀年》中記錄了一段與主流史書背道而馳的歷史，讓無數學者三觀盡毀。
比如堯舜禹的禪讓
，在各個儒家學者口中都是千古美談，堯帝老了幹不動了之後，將王位禪讓給了舜帝，舜帝后來又禪讓給了大禹，可謂是和平交接權力，其樂融融。
然而《竹書紀年》中記載的卻是，
舜帝的位置是透過發動政變，囚禁了堯帝而得來的，舜帝還不許堯帝的兒子看望自己的父親。
其心腸之冷硬，得位之冷血，與春秋戰國時期記載的篡位者並無二致。
再比如商代名相伊尹。伊尹是商代的開國元勳，而且有非常高的治國才能和道德情操。據
說商王去世之前，將自己的兒子太甲託孤給了伊尹。
而太甲這個人窮奢極欲，治國十分荒唐。伊尹就把太甲流放掉，自己攝政。過了幾年後，太甲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找到伊尹，發誓要改過自新。
伊尹原諒了太甲，於是重新把王位還給了他，自己繼續做宰相。
這段故事經常被儒家歌頌，並且把伊尹忠心事主，不戀權勢，及時還政的事蹟當做人臣的典範。
但是在《竹書紀年》裡，這段故事可就大相徑庭了。
《竹書》裡，故事的前半段跟儒家宣傳得差不多，但是從伊尹流放太甲開始就不對味了。
說是伊尹趕走太甲後，自己就篡位稱了王。幾年後，太甲潛回了首都，殺死了伊尹，才把王位奪了回來。
從《竹書》的描述來看，伊尹太甲的故事哪裡是一段賢臣明主的千古佳話，分明是一幕血淋淋的宮廷鬥爭。
這連著兩個“史料”，可謂是對儒家宣揚的“君君臣臣”那一套榜樣事蹟，極盡嘲諷之能事。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西晉時期，很多儒家學士對於這本古書都極為恐慌，將其嚴詞斥責為“偽書”，並且要求將這本書永遠封禁，不得繼續流傳。
不過他們的說法也確實很有道理：
《竹書紀年》中的記載可謂是聞所未聞，翻遍史書，基本找不出第二個能作證的說法來，很有可能是哪個人瞎編亂造出來的。
那麼，《竹書紀年》中所記載的都是孤證嗎？
其實並不是。
比如“共和行政”這一事件。
根據《史記》等書記載，西周時，周厲王執行高壓統治，引發了國人的不滿，將周厲王趕走。
而周厲王下臺之後，王位空缺，總得有個說話的人。
於是他們推舉了周公、召公共同執政，號為“共和”。
但是《竹書紀年》中記載的卻是，
周厲王出逃後，周朝由一個叫“共伯和”的人執政
，“共和”一詞不是個狀態，而只是個單純的人名。
這一說法雖然與我們所認知的主流歷史大相徑庭，
但是卻能佐證《漢書·地理志》中孟康的註釋。
此外，還有西周滅亡後，根據《史記》記載，周平王東遷洛陽，成立了東周政權。而《竹書》中卻補充了一段歷史，那就是當時的
西周不止有一個周平王，還有一個“周攜王”同樣建立了政權，與周平王分庭抗禮，所以當時的東周出現了“二王並立”的場面
，後來周攜王被周平王攻滅，周朝才恢復統一。
這一段歷史雖然在《左傳》、《尚書》等史書中有隱約的記載，但是並沒有被寫《史記》的司馬遷採信，因此多年以來也不為人所知。
現在《竹書紀年》這本年代比《史記》還早的史料，也記載了這段史事，從此東周二王並立的說法便逐漸得到了學術界的承認。
《竹書紀年》並沒有完全留存於後世。畢竟這是一本西晉時期發現的古書，經過上千年的戰亂，竹簡原件早已不存，譯本也早已散佚。
我們至今能看到的《竹書紀年》，主要是根據歷代的層層傳抄和考據得來，早就不知道倒了多少回手，因此可信度是十分存疑的。
但是對於現代歷史學來說，將考古成果結合起來作證史書，是最為靠譜的手段。比如《竹書》記載的伊尹的故事，就和殷墟甲骨文被釋讀出的內容不太一樣。
根據甲骨文記載，伊尹在商代極受重視和崇敬，而且死後哀榮不斷，實在不像是個謀權篡位者。因此大家普遍更願意相信，伊尹確實是個好人。
但《竹書》也有說對了的地方。比如商代有個廟號中宗的國王，《史記》中記載他的名字是太戊，而《竹書》則記載他叫祖乙。
後來甲骨文裡的一句“中宗祖乙”，一舉幫助《竹書紀年》在史料可靠度上扳回了一城。
《竹書紀年》作為目前唯一一本從秦漢戰火中儲存下來的先秦通史，彌補了不少史料的空白，其價值不可估量。
而對於歷史學的研究，終究還是離不開考古資料的佐證才能下定論的。在更詳細的考古資料被髮掘出來之前，《竹書紀年》和《史記》等正統史書的爭鬥，恐怕還會進行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