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記｜王陽明為何無法成為“明朝的馬丁·路德”？

作者丨趙現海

編輯丨吳酉仁

俗話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但如果從儒家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來看，王陽明已經在各個方面做得堪稱極致了。

這份極致，源於他一直對社會主流保持疏離和批判的態度，從而擁有自己獨立而清醒的判斷。

一、與科舉保持疏離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因曾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人稱陽明先生，是明中期的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和軍事家。王陽明的父親叫王華，因曾苦讀於龍泉山，人稱龍山先生，官至禮部左侍郎。王華為人耿直，在擔任經筵講官時，諷喻宦官干政，且詩文雋永，有多部著作。王陽明是王華的長子。

少年時期，王陽明便表現出與一般士人不同的價值取向，他對當時士人熱衷的科舉考試保持疏離態度。

在中國古代，透過科舉進入仕途，是每個讀書人的夢想，為此讀書人不惜十年寒窗苦讀。但科舉制度行之既久，逐漸呈現出僵化的弊端。明朝科舉考試以四書五經為內容，由朱熹編訂的四書是必考科目，而五經只需要選擇一經。在這種制度規定下，明朝士人往往選擇一經之後，便不再理會其他四經，每日背誦四書一經，不斷演練科舉範文，也就是“時文”，卻對系統閱讀、瞭解儒家知識體系不感興趣，更遑論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說了。明朝由此出現

士人熱衷科舉，卻不甚讀書，甚至很少讀書

的矛盾現象。

對思想體系瞭解的缺失，使許多士人沒有自身獨特見解，只是在朱熹思想體系中尋章摘句，亦步亦趨。部分有見識計程車人，不願思想受到束縛，透過閱讀儒家原典，逐漸形成自己的思想觀念，卻往往由於與朱熹的經典思想相左，反而不容易在科舉考試中成功。在這種時代風氣下，許多優秀士人不能透過考試被選拔，甚至有主動放棄科舉者。

據查繼佐《罪惟録録記載，朱元璋設科舉的本意不是求才，而是為了消滅天下的“負血氣”之人，讓他們“禿頂枯髯”將人生空耗在無用之書上。

少年時期，王陽明便問塾師，什麼是人生第一等事，塾師回答：“惟讀書登第耳！”王陽明卻表示反對，認為：“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 既然將通曉學說作為志向和追求，王陽明便不將所學侷限於程朱理學，在嘗試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之法而未領悟道之精髓後，王陽明開始對程朱理學提出質疑。

這一時期王陽明想要學習的內容，並不限於儒家學說，還包括文學辭章、騎射兵法。文學辭章雖然是唐朝科舉考試的核心內容，但自宋朝以來，科舉考試內容就演變為儒家義理，詩詞歌賦成為士人在茶餘飯後抒發閒情逸致的個人情趣，受到的關注度大為下降。不過王氏家族作為書香門第，仍然對文學辭章很重視，王陽明也在家學環境之下，自幼便在這一方面表現出十分傑出的資質和能力，出口成章，一生中寫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

許多回憶王陽明的記述，都記載王陽明“喜任俠”，即熱衷於騎射陣仗。王陽明這一愛好，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明朝在中期以後，逐漸進入多事之秋，不僅蒙古不斷髮動對明朝的進攻，內部農民起義也時常發生。面對日趨動盪的社會局面，許多有識之士開始關注戰爭和武備。只是王陽明藉助家中藏書豐富的優勢，得以遍讀兵書，“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培養出了良好的軍事素養。

二、與仕途保持疏離

未完全按照社會的軌轍前行，與社會主流保持一定的距離，王陽明得以維持了自己思想的獨立，但也為此付出了代價，那便是在會試中名落孫山。

不過，與有些就此憤而放棄科舉的落榜士人不同，王陽明對於科舉是採取

疏離而非離棄

的態度。27歲時，王陽明考中進士，先是在工部觀政實習，次年觀政期滿後，改任刑部，被授予雲南清吏司主事，後來又改任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王陽明對仕途也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雖然獲得了科考成功，但他仍對程朱理學心存疑惑。一時難以從儒家內部尋找解決、超越之道，於是王陽明轉而向另外兩大思想體系——道家、佛教，尋求思想滋養。他曾在迎親途中，跑到道觀與道士通宵暢談，而忘記了娶妻之事；還一度萌發出辭官出世之念，在會稽山陽明洞修煉導引之術。

出仕後的王陽明，並未完全認同現實的政治規則，而是保持著對權勢的批判意識。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去世，年輕的明武宗繼位，重用與他一起玩耍的宦官。朝中文官掀起巨大的反對聲浪，大量朝臣被武宗罷官免職。在這一政治事件中，也出現了王陽明的身影，他為拯救同僚上疏彈劾劉瑾，結果被廷杖四十，幾乎死去，而後被貶官到貴州龍場驛（在今貴州修文縣）做驛丞。

在被貶謫之前，王陽明的思想體系十分散亂，充滿矛盾。在貴州偏遠的連綿群山之中，他遠離了熟悉的江浙繁華和官場喧囂，與世俗社會愈加疏離，從而得以沉澱與思索，最終將之前所學所思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這便是著名的“龍場悟道”。

王陽明領悟到理向心求，心若自足便不假外求的道理，將自己從人生的巨大挫折中解脫出來。這一觀點與朱熹倡導的心、理二分，以心求理不同，王陽明認為心便是理，理便是心，知行合一，從而

將理學從外在追求轉為內在訴求

，因此，“王學”屬於南宋陸九淵開創的“心學”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黃宗羲《明儒學案》評價王陽明的“心學”，稱其最大的作用便是解放讀書人的思想，讓讀讀書認信人人皆有獲得正確認知（致良知）的能力，人人皆有成為真知灼見擁有者的機會（人人有個作聖之路），不必迷信權威，更不必迷信朝廷圈定的所謂“經典”。

這一理念

有助於緩解正德時期士人群體在政治打壓之下的內在掙扎，幫助他們求得心靈的安寧和解脫，以更為釋然的心態面對政治和社會。

三年之間，王陽明在龍場不斷招收弟子，“王學”開始逐漸形成。三年後，王陽明離開了龍場，不斷升遷。龍場的這段經歷成為他構建自身學說，也即“立言”的重要轉折點。

三、與朝廷政爭保持疏離

兵部尚書王瓊雖依附宦官集團，但頗有才幹，慧眼識人。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他舉薦王陽明充任南贛巡撫，彈壓那裡多次叛亂的邊疆族群。南贛地處江西、湖廣、福建、廣東之間，山嶺崎嶇，地形複雜，王陽明到任之後，改革兵制，在當地嚮導引領之下，連破四十餘寨，斬首七千餘人，穩固了明朝對南方邊疆的統治。王陽明在南贛一邊用兵，一邊講學，向眾多門生傳播王學之理。在他看來，通曉儒學真義比用兵平叛更為艱鉅，“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次年，王瓊覺察到寧王朱宸濠有反叛之意，於是升任王陽明為汀贛提督，賦予其更大兵權，從而在江西設下了一支伏兵。正德十四年（1519），朱宸濠發動叛亂，王陽明得知訊息之後，第一時間採取應對措施，偽造兵部公文，詭稱已經調集各路兵馬圍攻朱宸濠的老巢南昌；同時王陽明又使用反間計，分化叛軍內部之間的關係。受到王陽明一系列行動的影響，朱宸濠遲遲未敢離開南昌，十餘天后才開始進攻安慶。王陽明趁南昌空虛，攻破此城，並與回師救援的朱宸濠交戰，取得勝利，迅速平滅了叛亂。與曠日持久的“靖難之役”相比，王陽明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重大的勝利，堪稱豐功偉績，因此被封為新建伯。

明人沈俊繪製的王陽明像

一般儒士能夠透過修身以立德，在官場上取得成績以立功，建立學說以立言，很少能三者兼備。王陽明實現了這一點，堪稱完美。兵亂之後，王學又有新的發展，集中在“致良知”理論上，即

一切學問的目的，都是為了獲取良知，人人心中皆有良知，而知行合一便是將良知推廣到其他事物之上

，從而實現儒家理想世界。

明世宗即位後，王陽明居喪回鄉。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對明後期歷史影響甚大的“大禮議”，與王陽明思想主張相同的眾多好友或門生，都加入“大禮議”中，用王學反對以閣臣楊廷和為首的朝臣所主張的程朱理學，官僚集團內部開始急劇分裂，明後期黨爭由此開啟。

雖然江湖處處有王陽明的傳說，但他還是決定遠離江湖。王陽明對於這場政治紛爭，一直保持著遠離態度，即使議禮中人請他發表意見，他也明確表示拒絕。他對於這種政治鬥爭十分反感，認為朝廷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已經危機四伏的時局上。為此王陽明寫詩道：“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家居無事，王陽明繼續收徒講學。

嘉靖六年（1527），明世宗徵召王陽明總督兩廣軍務。王陽明在這一地區，採取剿、撫兩種措施，先後平定思恩、田州、八寨、斷藤峽的叛亂，實行改土歸流，加強了明朝對於西南邊疆的直接控制。嘉靖七年（1528），王陽明肺病加劇，上疏朝廷請求辭官。對此，明世宗未有批覆，王陽明於是徑直回朝，在歸途之中去世。彌留之際，弟子詢問他的遺言，王陽明回答稱：“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王陽明未接到朝廷命令而擅離職守，讓世宗十分生氣。吏部尚書桂萼上疏彈劾王陽明，認為王學是顛覆程朱理學的“邪說”。世宗於是將王學定性為“偽學”，禁止傳播。但嘉靖、隆慶時期，王門弟子仍不斷傳播王學，並在隆慶時期成功為王陽明平反昭雪。萬曆時期，在王門弟子的推動下，王陽明成功被列入陪祀孔廟之列。回顧王陽明的一生，他一直在思想、政治領域與社會主流保持一定的距離，從而得以維持獨立的思想。

四、王陽明與馬丁·路德

王陽明並不孤單。

在同一時代的西歐，出現了一位與他頗為相似的歷史人物——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王陽明生於1472年，卒於1529年，享年57歲。馬丁·路德生於1483年，卒於1546年，享年63歲。二人屬於同一時代，年齡亦相差不多。

馬丁·路德是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的倡導者，新教路德宗的創始人。1517年，馬丁·路德在維滕貝格（Wittenberg）諸聖堂門前貼出《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又稱《九十五條論綱》），批評基督教會售賣贖罪券的行為，指出人只有虔誠信仰上帝，才能獲得上帝的寬恕。

馬丁·路德與王陽明一樣，都主張個人信仰，反對外在束縛。

二人在東西方世界的交相輝映，反映出伴隨近代世界的歷史狂潮緩緩拉開序幕，暴風雨來臨前的歷史氣息，感染到了相隔遙遠的不同文明。一些有識之士在這一時代大潮席捲之前，已受到深深的觸動，於是奮而挑戰原有的思想體系。王陽明和馬丁·路德分別掀起了儒學革新和宗教改革的歷史潮流，舉起了個人主義的思想大旗，推動了個體意識的覺醒和平民地位的上升，對此後東西方的思想領域影響深遠，堪稱早期近代暴風驟雨中，引領東西方文明走向未來的雙子星。

馬丁·路德像。他掀起的宗教改革運動挑戰了教會對《聖經》的解釋權，路德新教主張“平信徒皆為祭司”，與王陽明主張的“人人皆可為聖人”，可謂異曲同工，皆是要在意識和思想層面打破權力者編織的牢籠。

耐人尋味的是，二人所發動的這場思想革命，對於中華文明和西歐文明的歷史影響，最終大相徑庭。在中國，程朱理學很快收復失地，仍然是明清時期的正統意識形態，使得中國仍然保持了傳統的國家形態。而在西歐，新教對天主教發起越來越有力的挑戰，西歐由此掀起了近代化的世界浪潮，對包括近代中國在內的世界文明，形成巨大的歷史衝擊。

這種歷史差異，源於近代世界開啟之時，

東西方截然不同的歷史氛圍和文明土壤。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張與當時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潮流十分契合，從而成為反對教會神權的政治工具，發揮出重大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