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末年，四川出現過一種情報的傳遞工具——“水電報”，這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原始的電報，沒有電，不需要機器，只要藉助木頭和四川盆地四通八達的密集水域就可以傳遞情報。
1911年5月，滿清政府突然宣佈川漢鐵路、粵漢鐵路兩條中國大動脈“鐵路國有”政策，目的是向英美等外國銀行簽訂借款合同。
可是外國人的錢不會白白借給中國人的，錢借給你了，鐵路的築路權就要出賣給外國人，以後經營權也變相出賣給外國人了。
滿清政府的這種賣國行徑在報刊雜誌登載傳出去，激起全國人民群情沸騰。
四川首先開始掀起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
8月，為響應保路同志會的倡議，成都市民率先開始罷工、罷市、罷課。全川一律罷市罷課，一切釐稅雜捐，概行不納。
四川人強烈的要求就是川人自籌資金集資修自己的鐵路，自己管理自己經營，絕不出賣中國的路權給帝國主義。
四川“
保路運動
”的風潮愈演愈烈，引起滿清統治者和四川總督趙爾豐的極大不安和恐懼。
9月7日，趙爾豐以邀請保路運動領袖到總督府看郵傳部回電為名，誘捕了蒲殿俊、羅綸等保路領袖人物。並下令槍殺聞訊趕到總督府前來抗議的手無寸鐵的請願群眾。
一時間，總督府大門和院牆外槍彈如雨，當場就有3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成都一夜之間籠罩在一遍血雨腥風之中，
“成都血案”發生後，總督趙爾豐害怕事態進一步擴大，引起全體川民的公憤，下令成都實行全城戒嚴，
城牆上派有重兵把守，然後還封鎖交通和郵電，妄圖封鎖訊息，
阻止成都以外的四川群眾知曉慘案的真相，匯入到保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中來。
當晚，住在成都城內的中國同盟會成員秘密商議，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千方百計把成都的“血案”傳遞給全川老百姓，激起全川人們的公憤。
於是派同盟會成員龍鳴劍趁夜幕，從一個城牆防守不嚴的地方用繩子吊著翻牆而出，奔至錦江河畔的農事試驗農場，與城外的其它同盟會成員曹篤、朱國琛等人商議，如何以最快的辦法把“成都血案”傳遞給全川百姓，以激起全川人民的反抗激情。
最後，同盟會成員決定製作數百塊木牌，在上面把成都城內發生的血案情況寫了上去，號召全川人民行動起來
保衛川漢鐵路的的路權。
幾十個革命同志立即行動起來削模板，刻字，一個個手上刻出了血都絲毫不怕疼痛，
同志們然後將木牌塗上桐油以防腐，包上油紙，連夜秘密投入江中。
四川江河縱橫，水網密集，四通八達，這種被稱之為“
水電報”的木牌乘秋潮水漲，隨江水漂流而下。
各地接到“
水電報
”的訊息便一傳十，十傳百；成都以下的府縣的同盟會成員、哥老會成員又照樣仿造，將更多的“水電報”投入江中，使“成都血案”的訊息很快傳遍沿江各州縣。
一些船工也將打撈起來的“
水電報
”交給當地學校的老師，老師們就印發傳單，帶領學生到街道上去張貼，鼓勵群眾武裝起義反清。
不久，滿清政府下令嚴禁傳播“水電報”，但這下卻激起了四川人民更大的憤恨，“水電報”不但越來越多，而且形式目錄內容更加多樣。
除了聲討滿清政府賣國行徑出賣路權以外，還把自1840年以來，滿清政府和外國列強簽訂的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一一昭告天下，滿清的懦弱腐敗賣國行徑以及社會的黑暗積貧積弱透過“水電報”越傳越多，內容越來越多，越來越詳實豐富。
“
水電報
”將四川人民討伐滿清政府以及憤恨外國強權的激情滿滿的調動起來，如同鼓滿了風的帆船，群眾的革命熱情一觸即發。
9月25日，在群眾的振臂高呼中，四川自貢榮縣人民團結行動起來，在同盟會成員吳玉章的領導下，攻佔了榮縣的滿清政府縣衙，縣衙內的官員紛紛做鳥獸散，由同盟會領導的榮縣革命政權建立
這次榮縣的獨立助推了用武裝鬥爭推翻清廷的革命高潮，
它比湖北武昌起義還早一個多月，只是因為它的範圍小，影響力不如武昌起義，所以它在歷史上沒有被算作打響推翻滿清王朝的第一槍。
四川保路運動成為榮縣獨立的導火索，榮縣獨立是辛亥革命時期由同盟會建立的第一個縣政權。
滿清政府看到四川的革命風潮愈演愈烈，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便調動湖北新軍過來協助四川總督“趙屠夫”——趙爾豐鎮壓四川革命群眾。
結果就是這一次錯誤的軍事調動，給滿清王朝掘了一個大大的墳墓。
正當湖北武昌城內的軍隊源源不斷的大量調往四川，
結果導致武昌城守備空虛，湖北新軍在“榮縣獨立”的鼓舞下，在1911年10月10日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敲響了滿清王朝296年漫長統治的喪鐘。
這真是“多米諾骨牌”效應，一個個“
水電報
川人的智慧，確實不可小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