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湯所建立的商王朝，歷經初興、中衰、復振、全盛、衰弱諸階段後，到了商紂王（帝辛）即位時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機的深淵。在紂王的統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敗、刑罰酷虐，連年征戰，民不聊生；貴族內部分崩離析，社會動盪不安，出現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亂局面。
與商王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屬國“周”的國勢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公劉、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積極經營，使周迅速強盛起來，其勢力伸入江、漢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後，任用賢士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積極從事伐紂滅商的宏偉大業。
文王在政治上積極修德行善，裕民富國，廣羅人才，發展生產，造成清明的政治局面。在修明內政的同時，爭取與國，最大限度孤立商紂。擴大了政治影響，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鬥爭的重大勝利。
文王在呂尚的輔佐下，制定了正確的伐紂軍事戰略方針。其一是翦商羽翼，對商都朝歌形成戰略包圍態勢，相繼征服犬戎、密須、阮、共等方國，翦滅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屬國，消除了後顧之憂，打開了進攻商都朝歌的通路。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業前夕去世，周武王姬發繼位，他繼承父親的遺志，遵循既定的戰略方針，並加緊予以落實：在孟津（今河南孟津東北）與諸侯結盟，向朝歌派遣間諜，準備伺機興師。
當時，商紂王已感覺到周人對自己構成的嚴重威脅，決定對周用兵。然而為平息東夷的反叛，紂王調動部隊傾全力進攻東夷，結果造成西線兵力的極大空虛。
孟津會盟之後的兩年中，紂王昏亂暴虐，愈演愈烈；殺王子比干、囚禁箕子，人民的不滿無以復加，連太師、少師都抱樂器奔周。紂已眾叛親離、徹底孤立，伐紂時機已經成熟。武王遍告諸侯：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公元前1046年正月，周武王統率兵車300乘，虎賁3000人，甲士4萬5千人，浩浩蕩蕩東進伐商。同月下旬，周軍進抵孟津，與庸、盧、彭、濮、蜀（均居今漢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陸南）等部落的部隊會合。武王率本部及協同作戰的部落軍隊於 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今河南孟縣南）冒雨迅速東進。從汜地（今河南滎陽汜水鎮）渡過黃河後，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輝縣西北）折而東行，直指朝歌。周師沿途沒有遇到商軍的抵抗，6天后的二月初四拂曉抵達牧野。周軍進攻的訊息傳至朝歌，朝廷上下一片驚恐，商紂王無奈之中只好倉促部署防禦。但此時商軍主力還遠在東南地區，無法立即調回。只好武裝大批奴隸，連同守衛國都的商軍共約17萬人，紂王親自率領，開赴牧野迎戰周師。
二月初五凌晨，周軍佈陣完畢，莊嚴誓師，史稱“牧誓”。誓師後，武王下令向商軍發起總攻擊。他先讓呂尚率領一部分精銳突擊部隊向商軍挑戰，以牽制迷惑敵人，並打亂其陣腳。商軍中的奴隸和戰俘心向武王，這時便紛紛起義，掉轉戈矛，幫助周師作戰。武王乘勢猛烈衝殺敵軍，商軍十幾萬之眾頃刻土崩瓦解。紂王見大勢盡去，於當天晚上倉惶逃回朝歌，登上鹿臺自焚而死。周軍乘勝進擊，攻佔朝歌，爾後分兵四出，征伐各地諸侯，肅清殷商殘餘勢力，商朝滅亡。
周軍取得牧野之戰的徹底勝利決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長期正確運用“伐謀”、“伐交”策略的結果。它起到了爭取人心，翦敵羽翼，麻痺對手，建立反商統一戰線的積極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確選擇決戰的時機，即乘商師主力遠征東夷未還，商王朝內部分崩離析之時，果斷地統率諸侯聯軍實施戰略奔襲，從而使敵人在戰略、戰術上均陷於劣勢和被動，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適時展開戰前誓師，歷數商紂罪狀，宣佈作戰行動要領和戰場紀律，鼓舞士氣，瓦解敵人。第四，在牧野決戰的作戰指揮上，善於做到奇正並用，予敵以巧妙而猛烈的打擊，使之頃刻徹底崩潰。
商紂王之所以迅速敗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為殷商統治集團政治腐朽，橫行暴斂，嚴刑酷法，導致喪盡民心，眾叛親離。其次是對東方進行長期的掠奪戰爭，削弱了力量，且造成軍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統治者對周人的戰略意圖缺乏警惕，放鬆戒備，自食惡果；四是作戰指揮上消極被動，無所作為。加上軍中那些臨時倉促徵發的奴隸陣上起義，反戈一擊，其一敗塗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牧野之戰是我國曆史上的一次正義之戰。是我國古代車戰初期的著名戰例，它終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統治，確立了周王朝對中原地區的統治秩序，為西周禮樂文明的全面興盛開闢了道路，對後世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其所體現的謀略和作戰藝術，也對古代軍事思想的發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詩經》贊：“牧野洋洋，……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期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