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完美犯罪嗎，也許真的有吧，開始今天的故事！
一：
1931年1月20日，英國發生了一起命案，至今無解，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威廉赫伯特華萊士，他是一名職業保險人，平時最大的愛好就是下國際象棋，前一晚，他和往常一樣趕到了利物浦象棋俱樂部，這裡正在進行國際象棋錦標賽，他的對手是麥卡特尼。
就在雙方酣戰時，俱樂部的工作人員比利給華萊士帶了一句話：先生，剛才有電話找您，一個自稱柯瓦特拉的人約您明晚7：30到位於城西的曼洛塢花園東路25號見面，討論關於保險的事情。華萊士在繼續下棋的同時，也記下了這條重要的資訊，因為賣保險才是正事兒，下棋只是愛好。
第二天晚上，華萊士坐上電車，按照約定的時間準時來到了城西，卻發現根本就沒有他要找的地方，這個曼洛塢花園除了沒有東路，南路，北路，西路都在附近。難道是自己沒有找到？
到手的生意怎麼能就這樣跑掉呢，華萊士又向路上的行人和周圍的居民詢問，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不甘心的他甚至認為自己是記錯路名了，還專門跑到曼洛塢花園西路25號去看了看，但這個名叫柯瓦特拉的人始終沒有出現。
華萊士又在附近的幾個街區轉悠了大半天，證實的確沒有曼洛塢花園東路，這才不得不悻悻地離開。可是當天回到家時，眼前的一幕讓他萬分地驚恐，自己的妻子茱莉亞倒在客廳的地板上，身下是一灘血汙，華萊士走上前去檢視究竟時，發現妻子早已斷氣，她的頭部被歹徒重創後留下了一個血窟窿。
接到報案的利物浦警方迅速趕到了現場，經過調查，警方認定這是一起蓄意謀殺，而打給華萊士的那個電話則是明顯地調虎離山，打電話的這個人究竟是誰呢，警方詢問華萊士和妻子有沒有什麼仇家，或者弄過矛盾的物件，華萊士搖了搖頭表示沒有。
那麼現在那通電話就成了最重要的線索，警方又來到了中央象棋俱樂部，向工作人員仔細詢問了當時接電話的經過和對方的口氣，比利回憶到：
您好，我是柯瓦特拉，請問華萊士先生有沒有到俱樂部？
抱歉先生，華萊士先生還沒有來。
那他今天會來的是嗎？
這個說不準先生，也許會來也許不會來，誰知道呢！
好吧好吧，那請您看到華萊士先生的時候幫我轉達一下，請他明天晚上7：30到曼洛塢花園東路25號，我想諮詢保險的相關事宜，謝謝！隨即就結束通話了電話。
二：
警方聽完了比利的描述後問他，你覺得這個聲音有可能是華萊士先生本人嗎？原來警方經過調查後發現這起案件十分的可疑，華萊士本人已經成為了被懷疑的物件。
比利和華萊士已經認識了8年，他堅持認為電話那頭低沉粗啞的聲音絕對不可能是華萊士先生，但是警方認為這有可能是華萊士經過偽裝的。
經過進一步調查發現，那天晚上那個叫柯瓦特拉的男人使用的電話亭就在車站附近，而這裡距離華萊士的家僅僅只有360米，按照比利接電話算起，再到華萊士趕到俱樂部差不多需要25分鐘時間。如果華萊士真的是兇手，那麼他離家後先去打電話，以此證明自己第2天的謀殺計劃不在現場，隨後再乘車趕到俱樂部，這個時間是完全足夠的。
同時警方還發現，中央國際俱樂部的會員制度是非常嚴格的，外人不能透過普通的電話簿查到俱樂部的電話號碼。還有另外一點是謀殺前一晚，只有華萊士自己知道他是否會去那個俱樂部，而華萊士也並不是俱樂部的常客，至少他已經有半個多月沒有來俱樂部了。
如此一來，華萊士的嫌疑就更大了，基於以上的判斷，警方在確定不存在其他嫌疑人的情況下，將華萊士逮捕，並以謀殺罪對其進行起訴。
1931年4月22日，審判正式開始，控辯雙方進行了激烈的交鋒，這也好像是國際象棋對壘一樣，雙方互相見招拆招，針對本案的每一種假設，都可能被另一種完全相反的假設推翻，每一項證據，似乎都能同時支援兩種相互矛盾的推斷，這時庭審中一張國際象棋比賽對弈表成了控辯雙方爭論的關鍵證物。
原來早在幾個月前的1930年11月6號，俱樂部的員工比利就把這次比賽的對弈表貼在了俱樂部門口的佈告欄上，上面詳細列出了參賽會員的配對情況和每輪比賽的具體日期，也就是說任何人都能從上面得知華萊士的比賽安排。
三：
華萊士的辯護律師羅蘭德奧利弗在辯護中拿出了一張佈告蘭的照片，上面就清晰顯示出華萊士將於1月19號參加他的第4輪比賽，這樣一來，前面提到的，只有華萊士自己知道他會不會去俱樂部的猜測就被推翻了。
雖然如此，但警方還是從這張表上發現了另外一個細節，按照比賽日程安排，華萊士應該是在11月24日和12月5日這兩天參加比賽，但是他卻沒有來，而在之前的11月10日，他在和對手比賽結束後，在代表他的序號6後面寫上的表示完賽的W。
但是在11月24日和12月5日，他的序號6後面都沒有標註，也就是說首輪比賽之後，華萊士就再也沒有露過臉了。因此即使幕後殺手真的存在，並且透過對弈表瞭解到華萊士的行蹤，他還是無法保證後者會在兩次缺席預定賽程之後，又於1月19號突然迴歸，並順利收到他的口訊。
這時華萊士的律師又拿出新的證據，從案發現場看，被害人的頭部遭遇了兇手的襲擊，那麼兇手就一定是近距離作案，衣物上就會沾染血跡，可事實上華萊士當晚穿的衣服上並沒有任何血跡。
警方則又拿出現場找到的一件橡膠雨衣作為迴應，認為華萊士作案時就是穿的這件雨衣，所以有效地遮擋了被害人血液的噴濺，同時警方還發現當時房間的浴室和下水道都沒有被使用，也沒有發現血跡，但是卻在馬桶裡發現了一點凝結的血塊，來源不明。
這起離奇的案件也引起了媒體的關注，紛紛爭相報道，在報道的過程中又加入了各自的猜想，不明真相的民眾們經過媒體這麼一渲染，也都認為華萊士就是殺妻真兇。輿論壓力下，為了不影響判決，法庭還特意從利物浦以外的地方請來了陪審團。
四：
1931年4月25日，經過四天的審判，雖然華萊士堅稱自己是無辜的，法官在總結陳詞時也傾向於無罪判決，但是陪審團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商量，最終根據一名送奶小工的證言，認定華萊士有罪，判其絞刑。
法官問華萊士：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我只想說，我是無辜的，但是我又不知道該說什麼！
不過華萊士還是提出了上訴，1931年5月18日，受理上訴的倫敦法庭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了原判，也就是說法庭並不採納陪審團的意見，這在當時還是比較少見的，那些上訴成功的大多是找到了新證據，而這起案件則是因為證據不足。
第二天，華萊士被無罪釋放，出獄後的他嘗試重新開始平靜的生活，然而一切都已經變了模樣，沒有人在靠近他，以前的朋友也全都離他而去，當然他喜歡的象棋也不可能在玩了。原本身體就不是太好，再加上精神上的壓力，一年後華萊士因病去世了。
華萊士死後，這起謀殺案也就徹底成了疑案，當時作案的兇器也一直沒有找到，殺人動機也不清楚，如果兇手真的是華萊士，那這堪稱是一起完美犯罪。審理法官曾說：這真是一起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兇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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