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悅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這就是南郭先生在史書上留下的點墨，濫竽充數也由此而來。南郭先生從此便成為以次充好，魚目混珠的典型。
我們來做個假設：住在幸福小區的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早上醒來發現家裡被盜了，第一反應當然是報警，那報警之後呢？我相信他們會去找物業，指責物業不作為，很少會有人去指責小偷說：你這人怎麼這樣，好壞好壞的。。。。。
是否可以從這裡面看出什麼？這和南郭先生有什麼關係？南郭先生先前可是齊國皇家公務員中的一員，因為老闆口味變了，怕露陷跑路了，大家都說他沒本事，可是先前他為什麼能進系統，還不是因為上一任老闆喜歡大合唱，才讓南郭先生有了暗中操作的機會，一旦“大合唱制度”倒臺，南郭先生也就只有跑路了。這兩個事件中，南郭先生是“小偷”，“大合唱制度”是物業，幾千年來，我們只是對“小偷-南郭先生”抨擊詆譭，卻對背後更深層次的“物業-大合唱制度”不聞不問，未免捨本求末。
經濟學上的一個基本前提是：人是理性的。在付出勞動既定的情況下利益最大化，在利益既定的情況下付出勞動最小化。齊宣王喜歡的大合唱其實是一種平均主義，300人的隊伍做同一件事情，得到的利益也是均分，利益既定那麼付出越多越吃虧；好在他兒子口味跟他爹不同，要一個個吹，這樣功夫好的得到的越多，多勞多得，體制一改，一下就把南郭先生踢出了隊伍，我想要是他爹再多活幾年，在大合唱制度的“薰陶”下，被踢出去的可能就不止南郭先生了，沒準還有李郭先生、張郭先生。。。。
這讓我想到了我父親給我說他小時候“吃大鍋飯”的年代，有田一起挖、有糞一起挑、有谷一起割、有飯一起吃，什麼都是一起，如果發現有人房頂冒煙（吃不飽，私開小灶）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要被斗的！那個時候一個隊一上午挖的地可能趕不上後來一家人一上午挖的地，可想而知裡面有多少“南郭先生”。倉庫裡只見糧少不見糧長，餓的走不動的人越來越多。。。。好在後來變了制度，人民生活水平慢慢好起來。
南郭先生的產生源於制度，他的消亡也源於制度。歷史上關於“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的爭辯從未停止，經濟學家認為這種爭辯毫無意義，“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性的善惡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行為，而制度恰好是約束人的行為，行為是制度的一種反應。南郭先生的逃逸不是他良心的發現而是制度的更改。好的制度可以讓壞人做好事，不好的制度好人也會做壞事。
濫竽充數最該指責的不應該是南郭先生，而是制度的制定者齊宣王。是他不合理的制度才導致了濫竽充數，明白這一點也許對我們更有借鑑意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