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直對明朝宦官勢力發展很感興趣，這本書裡從政治制度設計上講了一下原因。明初，朱元璋因胡惟庸作亂廢宰相，朝廷政務繁多全落到皇帝身上。後設大學士作為皇帝秘書幫忙處理，形成內閣。有意思的是，大學士官階很低，無權與皇帝直接見面，內閣閣臣與皇帝之間的聯絡全靠宦官溝通，在制度設計上提供了宦官專權的漏洞，且部分皇帝懶於處理朝政，給與宦官批紅權，更是讓宦官權力飛天。太監的領袖司禮監在明朝大多數時候也是真宰相，真皇帝，操縱一國內政外交。雖然開國皇帝朱元璋曾經在洪武十七年立過一塊“內官不得干預政事”的鐵牌，可能認識到了宦官的風險性，但顯然後世子孫並沒有很當一回事，明朝的宦官之亂為歷代最甚。
關於張居正，錢穆在書中也有一些評價。作為內閣大學士的張居正，在這個時代想要做點事情，也必須先勾結司禮監太監，才能攬實權舒展報負。側面可見宦官之亂之甚，明朝制度設計上的缺陷。這一點在萬曆十五年中也有體現。
關於當時人們為何如此激烈的反對張居正，我們現在看來總說些什麼改革觸犯某些人的利益，在書中錢穆先生從政治制度層面上做了一番解釋，也很有道理。在明代，沒有了宰相，只有秘書作用的大學士，張居正作為內閣大學士，沒有宰相般的權力，卻想要做宰相的事情，這在當時的時代，是被世人認為是權臣的，而非治世之能臣。儘管張居正有能力，有抱負，改革可能也很有成效，但是在此時的政治制度上，他是一個非法的出現。
正如錢穆先生所說，權臣弄權與大臣當權，在中國傳統社會上是有很大區別的。大臣是有權的，在政治上有正當地位的，好比宰相，一般來說，大家都會認為宰相無事不該問，無權不該把，如果宰相不問事，不當權，就是他失職。權臣弄權則就完全不同，這是違反國法的。而在明朝，在制度上就沒有一個真正的宰相，六部尚書乃至九卿也只是名正言順的大臣。當出現張居正這樣一個儘管可能是治世之能臣的人，朝臣們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他是否有能力有抱負，而是他的出現不合理，不合制度，是非法的。所以當時人們反對張居正的激烈程度，可能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我們在現代可能覺得張居正還是比較有作為有理想的治世能臣，會覺得他比較可惜，而然在當時，他主張能講法治，其實這本身就是違法的，這就是純粹不合法的出現，該由皇帝管的事情他一個內閣大學士管，制度不允許這樣一個人出現，不論他有沒有能力。除非張居正能夠先把制度改革，把自己包裝的合理合法，才能得到法理上的認同，顯然他也沒有做到。如果張居正在漢唐宋三代，他會是一個好的宰相，而在明代，他就是一個內閣大學士，不是政府最高領袖。
這就是時代的侷限性。明朝的政治制度有著不同於以往的特色，壓制張居正這種能臣的出現，但也是為了皇帝集權的考慮。為此，不惜犧牲了無數張居正這樣有本事有能力的人才，無數想要國家富強的知識分子看這明朝這樣一天天的落寞下去，卻又無可奈何，因為制度設計上缺乏自我糾錯，自我完善的機制，人們只能眼睜睜看著明朝沒落。當出現張居正這樣的試圖挽救國家危亡的人，在這樣的制度下也無能為力，要想變法救國，就必須先變祖宗之法。
某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