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到民族的時候，那些歷史悠久的民族很容易讓人產生嚮往之情和好奇心，也能讓屬於該民族的人更添一分自豪感。在眾多民族之中，那些古老的民族，似乎都沉澱了更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底蘊，就像一群人中的學識豐富的老者們，因資歷更深而令人尊敬。
各民族自然是平等的，這裡並不是說“老”的民族要比“新”的民族更好。但在一部分人看來確實存在這種“先到先得”的觀念傾向，那就是在一定情況下，更古老的民族因其“最初獲得”的歷史先機對一些資源理應享有一定的優先權，或因其悠久獨特的族群特性理應獨立享有一些文化和政治上的權利。
從這個角度來看，民族確實是越古老越好。古老的民族既然已經佔盡先機，年輕的民族自然也不甘落後，於是新生的民族會想方設法尋找證據為自己證明更久遠的歷史淵源，拉長自己存在的歷史以求為自己在競爭中增加資歷的砝碼。
然而，實際情況並不總能如人所願，並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那麼古老的歷史起源，於是一些人為這些民族創造了古老的神話。因而一些民族所宣傳的作為其民族身份象徵的元素，其實際形成的時間遠遠晚於被宣稱的起源時間。這種虛構民族歷史的仿古行為，正是美國中世紀史學家帕特里克·格里對19世紀民族主義和族群觀極力批判的現象。
在《民族的神話》中，帕特里克·格里批判了19世紀的民族主義者為了各自的利益訴求虛構或重建民族歷史、創造民族的神話的行為，稱其為“有毒的風景”，並對由種種此類行為引發的歐洲的身份危機表示深刻的擔憂。
為此，帕特里克·格里在書中重點梳理了第一個公元千年內歐洲族群和歐洲身份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歐洲族群做出一個區別於近代族群民族主義的新的理解。在《民族的神話》前言中，帕特里克·格里明確指出，“實際上，歐洲的族群以及他們認為的政治自治權都不是特別古老的事物”。
族群民族主義者試圖運用文獻分析、語文學分析、民族考古學等“科學的”方法，給族群貼上老標籤、戴上古老的光環，來證明其族群擁有獨特的歷史，進而獲得某種身份合法性，以支撐其特定的利益主張。帕特里克·格里認為，這種方式不是基於歷史提出訴求，而是在濫用歷史、嘗試創造歷史。
實際上，在19和20世紀人們透過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學的方法在地圖上清晰地描繪出族群的特點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帕特里克·格里明確地指出失敗的原因在於，“族群觀念是人們思想的產物”，是“人類意志的發明”。所以，基於客觀史料的論證沒辦法證明它，依靠純粹理性的批判也沒辦法動搖它。
給新的“族群”貼上古老的標籤、發明出“想象的共同體”，是脫離歷史事實的仿古行為；認為中世紀早期的“族群”跟當代的“族群”一致，把它當作“穩定、客觀、永恆的實體”，實際上是靜止的歷史觀，是虛構的集體記憶，是被創造出的民族神話。
歷史上真實的族群是變動不居的。羅馬人、日耳曼人、倫巴底人、阿瓦爾人、哥特人、匈人、法蘭克人等大大小小的族群，先後在歐洲大陸上崛起衰落、此消彼長，歐洲族群的發展始終在不斷地形成、擴大、融合、分化、重組、消失過程中持續地演變。經歷漫長的歷史變遷之後，即使沿用了相同的族群名稱，其族群的屬性、內涵也早已不同往日了。
在《民族的神話》第六章，帕特里克·格里用歐洲傳教士布萊恩特書寫的祖魯人歷史作參照，進一步說明了虛構民族歷史的方式。帕特里克·格里把布萊恩特的方式稱為“藝術家組裝馬賽克”。
作為民族誌書寫者，布萊恩特把採集到的祖魯人的口頭傳說作為馬賽克原料，以自己熟知的《聖經》和古典時期作品作為族群起源的參考樣本，根據目標讀者抱有的文化預想和偏見來重新構建了祖魯人的歷史。很明顯，這並非祖魯人的真實歷史，而是布萊恩特想象的和讀者期望的祖魯人的歷史。
布萊恩特構建的祖魯人的歷史與族群民族主義者構建的歐洲族群的歷史很相似。布萊恩特的做法反映了這種虛構族群歷史的方法——“以作者所關心的政治和文化為基礎，為了推進作者所處時代的程序”，重構族群歷史。這正是帕特里克·格里試圖透過《民族的神話》打破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