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辛亥年
◎記憶地標：天后宮／總督學校／太清宮
在表面上，辛亥年的青島沒有一丁點革命氣氛。清宣統三年、辛亥年和1911年，這三個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絡的紀年方式，揭示出了一種帝國晚年的脆弱時間邏輯。只是在鐘聲還沒有敲響的時候，大部分人並不覺得異常。
並且，青島似乎有理由保持正常，因為幾乎所有的徵象都在指往一個方向：這個城市正在不可阻擋地成長為德國的海外模範殖民地。 根據截至1910年底的人口統計，青島德國租借地範圍內有中國住民34180人。而以德國人為主體的外籍移民，大致保持在1800人上下。
在這一年的夏天，青島的海水浴場持續了以往的旅遊熱潮，咖啡、啤酒、賽馬、帆船、射獵、登山這些有錢人的閒暇光景，充滿1911年前10個月的城市現場。儘管中國住民佔了絕大多數，但到今天還保留在歷史記錄中的人口，已經不超過100個，我們不清楚個個腰纏萬貫的諸如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寶山、成蘭圃、胡存約、李德順、劉子山們，在這個特別年份的所作所為。作為中國人和德國租借地的居民這兩種並不統一的身份，使得這些地方領袖必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裡。儘管在這個年度結束前，他們尚不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擇。作為地方士紳的代表，胡存約寫作的《海雲堂隨筆》，記錄了一個真實存在的鄉村青島。這個青島，在1911年時已經漸行漸遠。
辛亥年的青島沒有一丁點革命氣氛
和這些與時俱進的城裡人比較，有一個鄉村知識者卻不肯輕易犧牲舊名聲，他在他還不曾預感到的一場革命暴風雨到來前，透過一種自毀方式，捍衛了以大清國為國家標誌的傳統文化和道德尊嚴。光緒三十年（1904年）春節後，這位謹守道義的即墨生員宮仲栶，在家鄉南屋石村選擇以一種極端方式結束生命，表達對所居村莊被劃入“德國租借地”的抗議。這個默默無聞的老派知識分子離去的日子，距李鴻章和翁同龢在北京簽訂《膠澳租借條約》剛好6週年。對宮仲栶和許多士子來說，這是個祭日。自縊身死前，宮仲栶留下“死者人之常事，但落個清白可耳”的遺言。宮仲栶死後7年，革命來了。
1911年，透過德國人管制下青島的平靜外表，大清國的消亡預兆，不能說沒有蛛絲馬跡。但尋找蹤跡的工作，卻並非易事。
1911年2月17日，已經出版十多年的《青島官報》，改稱《膠澳官報》。1900年7月7日由德國總督府創辦的《青島官報》，一直作著官樣文章，主旋律文稿多用德文，涉及華人的佈告、通知、告白之類，則用德文和中文對照刊出，每星期六出版一號，每期8開，4到8頁，間或增至12頁。今天，人們偶爾在圖書館發現幾張滋潤過幾滴汙漬的報紙，研究者往往如獲至寶，以為可以得悉些殖民地真相，豈不知那個年代也有報喜不報憂的壞習慣，結果就不免失望。對長江流域前途不明朗的革命風暴的描述，大致同理，比如現在想透過這些報紙看清楚辛亥年的政治局勢，就不那麼容易。德國總督府關心租借地的既定秩序，以及這些秩序的運轉狀態，官報自然循規蹈矩。
從2月開始，一個叫愛因哈特·舒曼的德國年輕人，開始擔任青島德華特別高等專門學堂教師。他的同事中有數位德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和植物學家，如《數學雜誌》創始人康拉德·克諾譜、量子物理學家卡爾艾利希、植物學家威廉·瓦格納等。青島德華高等學堂為大清國與德國聯合創辦，管理規則由大清學部頒佈，開辦經費為64萬馬克，其中德國政府支出60萬馬克，其餘由大清國協籌，常年經費之大半亦由德國支付。學校1909年10月5日正式開學，德國地質學家及海軍部官員格奧爾格·凱泊出任校長。學校設在火車站西南，1910年至1912年陸續建設的校園一直延展至海邊。在所有建築竣工之前，學校借用前野戰炮兵部隊兵營上課。當舒曼獲得教職時，龐大的校園建設計劃依然在按部就班地進行中。
德華高等學堂
愛因哈特·舒曼出生於1883年，26歲時申請獲得赴青島的教師職位，1909年9月10日從德國出發乘火車穿越西伯利亞，輾轉14天來到青島。舒曼先是在皇家總督學校（今江蘇路實驗小學）任教，授課同時兼任總督教堂管風琴師。舒曼參與了在總督學校附近的總督教堂管風琴的安裝除錯。1910年10月23日總督教堂開放時，舒曼曾寫頌歌在教堂彈唱。在青島5年中，舒曼用一架木盒相機拍攝了許多照片，並一直給在德國的父母郵寄各種青島明信片和照片，其中一張拍攝青島高等學堂課堂情形的照片，顯示舒曼和二三十位穿長衫的中國學生在上寫生課，對著花瓶和燭臺練習素描。舒曼在這張寄給父母的照片上寫道：“我任教的班級學生在上寫生課。那位正在畫花瓶模型的學生頗有才華。在教室的牆上，掛的都是學生的優秀作品。”
這一年的夏季學期結束時，青島德華特別高等專門學堂32名學生首次進行了畢業考試，有20名學生透過。其中18名學生進入高階部，大部分進入工程學科，另有一人到德國學醫。與此同時，學校高階部還新開設了醫學系。
夏天，一個叫周學熙的官家子弟從市區到了嶗山太清宮，每日焚香頂禮檢閱《道藏》，三個月後返回青島。太清宮的《道藏》，為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刻本，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十月初三由萬曆皇帝敕諭賜給嶗山太清宮。《太清宮志》中載有萬曆皇帝頒賜《道藏》“敕文”和“敕諭碑文記”。《道藏》藏於太清宮三清殿正殿神像兩側6個木櫃抽屜內，按經卷冊數目錄存放，共計4787卷，4486冊。而這個檢閱《道藏》的年輕人，除了出身豪門，經歷也不平凡。
安徽建德人周學熙，字緝之，又字止庵，是前山東巡撫周馥的兒子。其為清代光緒年間舉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籌辦直隸銀圓局，次年創辦工藝局，督辦官銀號。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任天津道道臺，次年任長蘆鹽運使。辛亥事發後出任財務總長，在天津、青島、唐山、安陽開辦有華新紗廠等企業，為民國初期北方實業界代表。周學熙經歷了兩個不同的時代，可奇妙的是，不論革命前還是革命後，周學熙似乎都是順風順水。而更有趣的是，在以1911年為標誌的中國，如周學熙一般從容轉身的人物，卻又一捉一大把，根本不難尋覓。
在周學熙嶗山修身養性的同時，租借地青島的新式教育也獲得了長足發展，截至7月1日，總督府學校在校學生增長到162人。學校設定一個三年級的學前班和一個六年級的實科中學。對這些變化，具有官方背景的一張德國報紙認為：“在教育事業的形成過程中，海軍管理部門始終給予特別關照，幾乎所有部門都有了令人滿意的進展。”早在1901年秋天，總督府學校的校舍就已經建成，包括4間面積60平方米的教室、教師用房間和教堂。
1907年迫於生源的劇增，在近海處又增建了一座教學樓，並增設禮堂、理化實驗室、勞作室、繪畫室等。課程有德文、英文、法文、拉丁文、算術、歷史、地理、自然常識、宗教、繪畫、唱歌等。學生來自青島、香港、上海、北京、黑龍江和神戶等地，以德國學生為主，也有少數英、美、俄國學生。對遠途學生，學校提供專門宿舍。很快，這些孩子就成了一個崩潰的東方帝國的最年少的見證者，這些在租借地道聽途說的混亂故事，讓他們後來對中國的革命面目，一直迷惑不解。
7月裡，一些中國學校的德國教師在青島進行了一次聚會。這些喝著咖啡的男男女女，舉行了有關德國在中國教學活動的目標、目的和有關適用教具、教材的座談。會議結束時，他們決定1912年再次在青島聚會。後來在1912年4月19日出版的《遠東勞埃德報》，曾愉快地報告說，這些德國教師的聚會，“表明了青島開始成為德國在中國進行精神追求的中心”。顯然，德國人對這個“德國在中國進行精神追求”的顧念，大於他們對中國革命與否的關心，彷彿這些是租借地外面的遙遠事情一般。後來的事實證明，在這個中國的辛亥年，1911年深秋的武裝起義，的確與青島無關。
9月26日，一本收錄了各種租借地管理章程的《青島全書》用德文出版。全書分上下卷，涉及了參議督署德華董事章程；治理青島、鮑島、東鎮、西鎮章程總則；華人民事訴訟擇要；保衛地方治安；衛生章程；保護林木章程；取締煙土嗎啡章程；取締商工各業章程；蓋戶自來水接緊要章程；正用錢幣衡量章程；中華商會章程；船舶碼頭並碼頭各棧戶章程；保衛滋生禽獸並打獵章程；海關各項章程；買賣田地章程；消事章程；徵收課稅章程等等。下卷有青島發展史、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組織法、地基方面並界內人數、商務興盛一覽表等。
9月，英文《泰晤士報》開始在本地發行。這是青島最早的英文報紙。之前青島已有《德國亞細亞報》《青島官報》和《青島德文報》等德文報紙發行。英文《泰晤士報》的出現，似乎傳遞出了本地新聞傳播業的某種開放資訊。而這種遲到的自由表達姿態，試圖表明的是租借地統治的穩定景象。這個局面，是柏林方面喜聞樂見的。
青島租借地的穩定，是柏林喜聞樂見的
到了秋天，青島德華高等學堂的學生人數，已經達到212名。學校在本學期開始時設立了第二個工程系、第二個法律社會系和第二個農林科學系。因此學校的高階部已包括兩個工程系、兩個法律社會系、兩個農林系和一個醫學系，總共74名學生。有28名學生學習工程自然科學專業，有20人學習法律社會科學專業，有10人在農林專業，有16名學生學醫。初級部學生的平均年齡約為23歲。初級部5年的教程，學習課程有德語、歷史、地理、繪畫、體操、游泳，在高年級還有邏輯課。用中文教學的有：文字和語法、句子結構、古典著作、哲學、歷史、地理、文學、標準漢語。
除了中文專業外，教學語言使用德語，輔以中文。高階部包括工程系4年、法律社會科學系3年、農林系2年（暫時施行，計劃3年）、醫學系4年。各系均教授德語、漢語、科學、衛生保健和體操。法律系有英語課，醫學系則用拉丁語授課。這些學生中間，相當多的家庭都具有雄厚的政治和財富背景。這不奇怪，因為這些中國孩子的父輩，十分清楚地知道一個德國人的大學，在中國代表的是怎樣的上升勢頭。何況這個新式學校，已經獲得了大清國最高層的首肯，幾乎沒有任何政治風險。
10月，青島俱樂部在前海完成施工。當本地的達官貴人開始談論一個新去處的時候，辛亥年的標誌性事件在武昌出現了。
這一天，是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
1911年10月10日當天，沒人知道就武昌這麼些人，稀里嘩啦，革命居然成了。20天后，吳宓日記大略記錄了大清國首都的驚慌失措：“今日北京情狀略如常日，聞初五、六兩日備極恐慌，今日似又稍清。然京官眷屬業已紛送出京，其逃避出京之人，日不可以數計。城中各校學生業已盡退，幾乎全空，而仍上課維持如故。京津等各火車，日售票至三千餘張。而以擁擠不得上車而復歸者，每晨又數百人。由津至滬輪船之擁擠稱是，船價確已漲至二十五元。而天津旅客客棧等處，住客已滿不能容。
北京亦然，租價日增。而北京市面恐慌尤達極點，匯兌亦幾不通，諸人皆告窘乏。餘始欲向王世叔商量借錢三四十元，以為危急時逃亡上海之預計，繼思如此窘乏，決不能得錢，乃止。”吳宓的這則日記寫在辛亥九月初八日，第二天，也就是10月30日，剛剛被資政院要求“明正典刑”的郵傳部部長盛宣懷，由天津乘德國“提督號”商輪，經大連轉往青島躲避。
盛宣懷離開天津的時候恰好是重陽節，在這個本應家族傾室而出的踏秋日，盛宣懷已經顧不上登高“避災”了。他站在這艘德國輪船上，躲避的是一個正在崩潰的時代。這一天，另外有許多人的命運也和這位大清國郵傳部部長類似。茫茫大海，令盛宣懷對前路迷茫。這個時候，曹丕《九日與鍾繇書》所謂“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便不免令人感慨系之。是日晚，駐雲南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蔡鍔在昆明發動起義，次日斃十九鎮統制鍾麟同，俘總督李經羲。
很快，上海的庇護也失去了。11月3日一整天，張士珩頑強抵抗上海革命黨人起義武裝對江南製造局圍攻的行動，成了這個前二品銜分省補用道對朝廷的最後忠誠。下午，作為製造局總辦的張士珩，曾經扣押了前來勸降的起義領袖陳其美，併成功控制了局面。但是，是日夜，被髮動起來的滬軍營、巡警、商團等武裝開始三面圍攻製造局，翌日凌晨，起義軍從防禦薄弱的後牆翻入，舉火焚廠，致使清廷在上海的最後堡壘終於被攻破。悲憤之中，張士珩偕襄辦乘小火輪出逃，就此開始了7年的亡命生涯。
張士珩從上海逃往青島時的狼狽和憤怒情形，被德國傳教士衛禮賢描述為是“永遠忘記不了”的一幕。衛禮賢當時正在工作，張士珩突然“怒氣衝衝”地出現了，情緒顯得很激動。“看到他臉色蒼白、不知所措的樣子”，衛禮賢“非常驚異”。張告訴衛禮賢說，在製造局被攻破後，他和他的秘書歷經千辛萬苦才從起事計程車兵手中逃出來，趕到了青島。
武昌起義的一個意外結果，是大清國的衛道士辜鴻銘被驅趕到了青島。蔡元培在《辛亥那一年的辜鴻銘》裡，大致講了故事的來龍去脈。蔡元培說，武昌起義後，上海望平街有人發傳單，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時正在南洋公學充教員，乃撰一英文論說送某報，責問公共租界工部局，謂‘望平街交阻滯，何以不取締？’南洋公學學生閱之，認辜有反革命意，乃於辜來校時，包圍而詰責之。辜說：‘言論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辭職。’學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復到校”。
辜鴻銘的“暫時避居青島”，恰恰是因為發生了被南洋公學學生詰責事件。熱情和權威的對抗，促成了辜的辭職。這個時候，青島正開始敞開大門，接納著一大批慌慌張張逃亡的前清遺老和北洋舊臣，以及形形色色的官員、寓公、隱士、道長、風水先生等等，辜不乏朋友和對手。衛禮賢在他的《中國心靈》中曾這樣描述，辜經常來做些或短或長的停留。他總是像流星一樣突然出現，充滿各種怪念頭，詛咒和詬罵新紀元、革命和該為每一件事情負責的外國人。同時他會對中國文化進行縱覽，揭示先哲智慧中最深刻的內涵，富於想象地描繪古時精神活動的畫面。他會在中國和歐洲的人及其時代之間做表面的對比。傳教士說，壞脾氣上來時，他對所有的事情不滿。沒有一個人他找不出缺點來。因此，他傷害了許多人。
前青島德華特別高等專門學堂學生沈來秋回憶說，1910年他在高等學堂就讀時，奧國教授赫善心博士就一直推辜鴻銘為“中國現代哲學家”。1920年沈來秋到德國，接觸過不少社會人士，包括普通民眾，出乎他意料的是，“辜鴻銘的名字流傳於人口”。研究表明，“這一時期，德國人士認為，可以代表東方文化的有兩個人，除了辜鴻銘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爾。泰戈爾只是一個詩人，而辜鴻銘除了是哲學家、文學家之外，還是一個政論家”。 1
辜鴻銘始終認為“拳亂是人民之聲”，並且他堅持認為這些“人民之聲”和青島的出現有必然聯絡。在林語堂看來，這些議論在他1901年出版的《總督衙門來書》一書中表露出來。這時，他正處在從迷惑中覺醒過來的心態。當然，拳亂是由傳教士、鴉片及戰艦等三項因素所引起，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必須記得因為殺害一個教士，中國要償付威廉大帝青島港口及山東全省的鐵路建築權”。林語堂相信，在辜鴻銘的《近代傳教與新近動亂之關係》和《中國問題的新近紀錄》裡面，他的聲音是尖銳的，“他的靈魂中沒有和藹，充滿了烈酒般的諷刺”。
衛禮賢在青島記錄了辛亥年混亂的中國和傳統知識分子的慌亂，並在耶納出版了批判文集《辜鴻銘：中國對歐洲思想的抵抗》，同時還在報刊上發表大量中國問題研究文章，如《老子在中國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中國動亂的原因》。這個時候，辜鴻銘和那些逃亡到青島的大清國衛道士在衛禮賢的筆下，用各種匍匐在德國租借地上的極端形狀，相互證明著一種矛盾的末路資訊。他們不知道，失去了慣常的帝國控制的國家，該走向哪裡。
在辜鴻銘發出尖銳詛咒的時候，一批年輕的革命者秘密進入青島，試圖借租借地的屏障，組織武裝力量。這些年輕人表情沉著，意志堅定，頻繁地在華人集中區的街道出入，以圖獲得更大更直接的資本支援，但結果卻令他們失望。在到處閃爍著溫暖燈火的殖民地，他們孤單的身影，很快就淹沒在黑暗的房屋外面，徒勞無益的努力大多沒有換回同情，建立完整秘密革命根據地的計劃，終於淪為有始無終的泡影。辛亥年後來被戲劇化了的波瀾壯闊，很容易讓今天的人們將這些細節磨損掉，彷彿沒有發生，但是這卻是1911年青島的真實。當寒風一陣陣刮過城市的時候，革命遭遇革命利益同盟者的蔑視、冷漠，其實比面對革命反對者的血腥抵抗，更叫人絕望。
如果說1911年的青島曾經有過光明召喚，這些影影綽綽的人像其實才是真正的共和先聲，儘管他們和他們發出的聲音，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在這個日益寒冷的冬天，進入記錄的共和先驅者寥寥無幾，劉冠三、王麟閣、班麟書、鄧天乙、丁惟汾、陳幹、呂子人、趙魏、鄧天乙、趙文慶、秦明堂、王長慶、賈振琨這些名字，彷彿是些沒有血肉的符號，一直埋藏在城市記憶的最隱秘處，等待發掘。
實質上，對這個簡陋名單上的一些年輕人，比如趙魏、賈振琨們，辛亥年的青島已經是最後的人生記憶了。離開青島數天之後，他們一一赴死，用生命祭奠了熱望的共和國。1912年1月15日，剛剛在青島被推舉為光復青州總司令的趙魏乘火車西行，預備宣佈青州獨立。18日下午，這個27歲的壽光知識青年出師未捷身先死，在青州夏莊小廟以東被跟蹤的青州滿營密探瑞增射殺頭部，當場倒地身亡。 從青島到達青州前，趙魏在濰縣和久別的父親見了一面，之後父子便天各一方了。沒有人知道，瑞增掏出手槍在趙魏背後開槍射擊的時候，是怎樣一副表情。這個忠心耿耿的大清國士兵和年輕的青州革命領袖趙魏，一同放大了憲政道路上的腥風血雨。趙魏遇刺後，先前從青島到青州秘密進行準備的王長慶被推舉為光復青州總司令，同時撤出青州。
與此同時，自日本回國的同盟會會員賈振琨也正從青島趕往青州參加起義。當到達青州火車站時，趙魏遇害已成事實，青州獨立計劃敗露。無奈賈轉而取道諸城，2月3日隨革命軍一舉佔領諸城縣城。不料2月10日大量清兵猝至，諸城頃刻陷落，賈振琨等80餘人被俘，第二天在諸城北門外被殺。所有這一切，就發生在租借地青島的眼皮底下，而青島就如同一個冷酷的看客，在自家陽臺上喝著剛剛煮沸的咖啡，對一幕幕革命和圍剿革命的激烈行動熟視無睹，彷彿和自己沒有任何關係。
青島的平靜和不動聲色，令人窒息。當然，這是後來人們對德國租借地的習慣性判斷。事實是，在中國南北共和革命（就是衛禮賢所謂的中國動亂）烽火四起的時候，青島的兩個教會學校開學了。11月，美國基督教北美長老會在陽信路2號開辦明德學堂，招收40名信徒子弟入學。12月，透過私人捐助募集資金建設的新教總傳教會青島德華女校落成。這個非宗教性學校遵循的目的，是讓中國女孩接受歐式教育。
與此同時，來自一個鄰邦的關注也意味深長。不幸的是，這種關注不久就會以一種戰爭的方式，顯現出其背後的貪婪和殘酷。在這個秘而不宣的準備期，這個東洋帝國除了不遺餘力地進行關於青島的各種資料的蒐集外，也把目標放在了一些大人物身上，比如盛宣懷和另外一些逃亡的大清國政治家。10月30日乘德國商輪經大連到青島的盛宣懷，最終聽從了日本人的勸告，12月14日離開青島前往大連，12月31日轉移到日本內地。盛宣懷似乎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幫助中國恢復秩序，而在這個過程中他本人也會脫離困厄。根據1911年末的統計，本年度在青島的日本人為312人。4年後，當日本帝國取代德意志帝國成為青島的新統治者的時候，這個數字一下子就被擴大了幾十倍的移民資料替代了。
在危險出現之前，一切似乎還是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前面提過的《青島全書》，1912年6月出版了中譯本。而似乎蒸蒸日上的青島德華特別高等專門學堂，在1914年停止運轉。戰爭爆發之前，教師舒曼離開青島，途經香港時被英國當局押送澳大利亞，5年後回到德國。在戰俘營裡，舒曼辦過語言學校，給戰俘教授中文和其他知識。回德國後舒曼出任中學校長，並營救過一位猶太學生。
作為張士珩的朋友，衛禮賢認為李鴻章的這個外甥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學者，他“在中國文學方面學識淵博，罕有人能與之匹敵”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衛禮賢覺得由張來擔任江南製造局的總辦，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更令衛禮賢驚奇的是，張士珩居然可以把製造局經營得很好。在傳教士的眼裡，張士珩是一個意志堅定並沉默寡言的人，有時候一個晚上，都難得聽他說幾句話。衛禮賢相信，在青島，張士珩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道家式的冥想。遁居青島的張士珩在今曲阜路擁宅問道，院內竹林繁茂，由南京故居遷入的一塊由俞樾題寫的“竹居讀書處”的碑刻，曾長時間放置在園中。
張士珩逝世後，張宅改建為瀛洲大旅社，但院內竹園依然保留，碑刻也一直存放在假山上。張士珩在青島時，張宅與曲阜路8號徐世昌住處是對門的。在這條普通的德國街道上，兩個政治方向不盡相同的朝廷舊臣，過著相似的隱居生活。1915年3月21日，袁世凱任命張士珩為造幣總廠監督。數月後張因病去職。61歲時，這個曾唱吟“欲問幽棲處，雲封不可尋”的前二品銜分省補用道病逝。
1911年結束的鐘聲響了。冥冥之中，彷彿1911年並不願意悄然無聲地沉入歷史，而不留下一點蛛絲馬跡。12月30日，一封掛號信從銀裝素裹的青島寄往瑞士，信封上混貼著兩枚蟠龍與三枚德國膠州客郵票，正面蓋有手填掛號印及德國掛號標籤，註明為由青島掛號第023號。這大概是1911年從青島發出的最後一聲問候了，可惜我們不知道里面說了些什麼。在冬雪覆蓋下的青島，彷彿一個世外桃源，美輪美奐，卻鴉雀無聲。
這是一個容納了不同種族、不同觀點、不同立場、不同信仰、不同經歷和經驗的城市，在這個城市，荒誕、荒謬、荒唐和陰謀、預謀、計謀和平共處，統統不顯山不露水，只等待著外面的金戈鐵馬，仰天長嘯。實質上，要真正弄清楚1911年青島的形形色色，近乎不可能，因為不論是租借地方面還是潰敗之中的清政府、政治流亡者、官僚資本家，抑或是革命黨、武器走私者、幫會、社團、留學生、地方士紳，都不希望將自己的真實大白於天下。於是，青島1911年結束時刻的鵝毛大雪，恰好就迎合了所有人的心意，唯獨留下一個一個的謎團，讓後人猜度。
2007年6月26日，當這個1911年歲末從青島寄往瑞士的信封出現在上海泓盛春拍會上時，人們試圖透過實物憑證窺視辛亥年真相的慾望，再度被勾起來。透過微微泛黃的皮面，百年前的故事彷彿就在眼前，人們探究內裡究竟的衝動，突然強烈。
1911年過去27天后，也就是辛亥年的寒冬臘月時分，革命黨人在即墨武裝起事，而後很快被剿滅。青島租借地的德國人，成了熄滅這些火焰的幫兇。1912年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為中國憲政民主事業流盡了最後的鮮血。宋教仁死後，參與暗殺活動的洪氏潛入青島隱居，租借地殖民當局依然置身事外，彷彿不知道這件事情一樣。
註解：
1見鍾兆雲著《解讀一代狂儒怪傑辜鴻銘》。
2山東省民政廳編《齊魯之光——山東省中華著名烈士事蹟選》，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