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育陽侯的黃權，在南陽建庵私祭諸葛亮

諸葛亮“躬耕地”揭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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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潮

9、“躬耕南畝樂如何，吃也靠著，穿也靠著。力勤糞多做生活，麥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餘一要斟酌，豐也不錯，兇也不錯。浪蕩嫖風與賭博，家也消磨，產也消磨。乞求鄰家借升合，張也推託，李也推託。赤手空回淚如梭，妻也不樂，子也不樂。一家飢寒可奈何，凍也忍著，餓也忍著。親朋看見無人作，你也改過，我也改過。霑體塗足甚快樂，吃也在我，穿也在我。不向旁人借升合，哪怕他張推託，李推託。晉永和三年歲次癸亥秋月穀旦尚書左僕射顧和浴手敬書”（諸葛武侯“躬耕歌”）以上是“躬耕歌”的全部碑文，清朝末年，南陽方城拐河鎮群眾，在灃河淤沙中發現一塊晉代詩畫石，上半部刻有《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諸葛亮畫像，該詩畫石現儲存在拐河鎮高中院內。仔細分析碑文可知，“躬耕歌”應該是“田官”諸葛亮寫給“屯民”們唱的“勞動號子”，而並非諸葛亮寫給自己躬耕時自唱的。諸葛亮作為劉表的世交和親戚，衣食無憂自不待言，但為何“吃也靠著（躬耕），穿也靠著（躬耕）”？這如果是諸葛亮的自況，則非常不合理，但如果說的是其他“屯民”的實際情況，則又順理成章。象“麥也添多，谷也添多”，如果是諸葛亮的自況，他家就兩兄弟，耕種一小塊“自留地”時，地況所限，怎麼可能既種麥又種稻呢？但如果說的是有許多“屯民”的廣泛“屯田”，那麼既種麥又種稻才解釋得通。象“耕三餘一要斟酌”，分明是“田官”把耕種經驗編在歌裡讓“屯民”們自己邊唱邊領會，因為“屯民”們很多原來並非務農，沒有耕種經驗。象“浪蕩嫖風與賭博”、“乞求鄰家借升合”等，更不該是諸葛亮的自況，而該是“田官”把“管理條例”編在“躬耕歌”裡，讓大家邊勞動邊唱歌，以達到潛移默化的最佳管理效果。“躬耕歌”的內容是對諸葛亮曾擔任南陽“田官”的最佳註解，就我個人而言，也是在看到“躬耕歌”後才確定“田官說”的。

10、“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三國志－諸葛亮傳》）這是赤壁戰後，劉備給諸葛亮的第一個正式職務，“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相當於這三郡的“稅務總監”。當時諸葛亮投靠劉備還沒多久，如果按“襄陽說”是隱士出山，諸葛亮還沒任何實際工作經驗，而“糧谷軍之要最”，這個任命則顯得不太合理，應該讓諸葛亮待在劉備身邊當個“參謀長”，出謀劃策積累工作經驗才對。但按“田官說”這個任命就恰如其分，諸葛亮在南陽有四年多“田官”經驗，收糧收稅是其所長，讓他當“稅監”完全是“專業對口”，人盡其用。

宛北的方城

11、“時故將黃權等先已在宛，其他族當多相依，故南陽有侯祠所謂諸葛庵者，意亦道陌私祭類”（《明嘉靖南陽府志校注》）黃權是諸葛亮在蜀的同事兼好友，猇亭戰敗後因“降吳不可，還蜀無路”，只得降魏。黃權與諸葛亮交情頗深，經常在魏國同僚中稱頌諸葛亮，司馬懿曾給諸葛亮寫信說：“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嘆述足下，不去口實”。當聽到諸葛亮去世的訊息後，黃權不勝悲痛，即和族人在諸葛亮躬耕過的宛城臥龍崗，修建了諸葛庵，因時節進行祭祀。當時襄陽城和宛城都在曹魏手中，黃權及其族人不在襄陽而在宛城建庵私祭諸葛亮不就很能說明問題嗎。這當然是因為黃權和諸葛亮在互聊身平時得知諸葛亮年輕時在宛城當“田官”的經歷，知道宛城臥龍崗才是“三顧草廬”發生地，所以他才選擇在宛城建庵私祭。 12、其實按正常的邏輯和人情世故而論，劉表對諸葛亮姐弟供吃供住供上學，給他們建房子幫他們完婚，等諸葛亮學有所成而劉表又需要人手之時，諸葛亮又怎好拒絕呢？二十來歲“時人莫之許”的諸葛亮又有啥退隱的資格呢？“田官”雖然談不上重用，但畢竟諸葛亮當時才23歲左右，先“下基層鍛鍊”，看錶現再予以提拔，劉表的做法當然無可厚非，也完全對得住死去的故友諸葛玄。劉表讓諸葛亮當“田官”是順理成章的事，對諸葛亮不聞不問反倒不合常理，而諸葛亮若拒絕“田官”的任命而退隱山林則更顯得莫明其妙。

匹馬定荊州的劉表

六、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諸葛亮“躬耕地”之爭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不妨追本溯源，到歷史的源頭去探索一番，就會發現“疑雲”漸起之因。陳壽的《三國志》本傳歷來就有“簡略”之名，記載曹操“屯田”之事不過“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區區一句而已，我們詳細瞭解“屯田”是透過劉宋裴松之的注引。曹操都是如此待遇，那就更別說劉表了（《三國志－曹操傳》本傳有6000餘字，而《三國志－劉表傳》本傳才600餘字）。陳壽也自有其難處，一來古人記事用竹簡，被迫“惜墨如金”，二來組織流民“屯田”本是地方割據者的普遍之事，屬於“可記可不記”之類，所以陳壽對劉表“屯田”之事未作記載非常正常。另外諸葛亮年輕時在荊州的往事因為荊州已不在蜀漢之手，蜀漢史料當然也就知之不詳，而劉表又是被吞併的地方勢力，所以劉表統治時期的荊州往事也會有一定程度的遺失，起碼不會象魏蜀吳三家的史料那樣詳盡。這也就是為何陳壽對諸葛亮年輕時的記載出現了許多偏差，例如諸葛玄的豫章太守當如漢官袁煒《獻帝春秋》記載為劉表所委派而陳壽記為袁術，諸葛亮和劉備第一次見面的情形當如魏人魚豢《魏略》所記載而陳壽簡單記為“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陳壽對諸葛亮在荊州往事的記載，基本上都來自於諸葛亮的《出師表》，所以才會如此語焉不詳。正因為陳壽對諸葛亮荊州往事的知之不詳，所以在“躬耕地”問題上他只是以含糊的“亮躬耕隴畝”順筆帶過，並非陳壽喜歡含糊，而實在是限於史料缺乏，無法深究，當然也可能陳壽認為在這個無關緊要的地方不值得深究。劉表荊州往事的缺失，使得陳壽在“躬耕地”問題上只得含糊其辭，而陳壽的含糊其辭，恰使得“躬耕地”疑雲初起。

出師表

接下來當然就該提東晉史學大家習鑿齒了，因為他在《漢晉春秋》中寫道“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日隆中”，“南陽之鄧縣隆中”是“躬耕地” 問題爭吵不休的關鍵，因為“南陽之鄧縣隆中”給了“襄陽說”以充分理由認為諸葛亮自敘中的“南陽”是指襄陽城西的“鄧縣隆中”，“南陽說”歷來認為這是習鑿齒的“誤記”，因為在習鑿齒的《襄陽記》中明確記載：“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為南陽郡；自漢以南為南郡……漢因之”，如果不是“誤記”，習鑿齒豈非自相矛盾？但我個人認為，習鑿齒的記載絕非“誤記”那麼簡單。我們不妨替習鑿齒設身處地地考慮一下，他在“躬耕地”的問題上面臨著兩難的選擇，首先諸葛亮的自敘應該不會有錯，其次隆中諸葛亮故居有大量文獻記載且經過他實地考察，也不該會有錯，兩個正確的答案卻互相矛盾，必須排除一個，這就是擺在習鑿齒面前的大難題。因為未能跳出“故居即躬耕地”的窠臼，未能根據歷史的靈光片語推匯出諸葛亮曾任南陽“田官”這個史書背後的史實，習鑿齒做出了另外的一個推論：諸葛亮作《出師表》時是蜀相，和曹魏政權“漢賊不兩立”，曹魏政權對東漢荊州行政區劃分的變更，蜀相諸葛亮並不予以認可，所以本該是“襄陽之鄧縣隆中”，但諸葛亮卻仍要依漢舊制，說成是“南陽”。“南陽之鄧縣隆中”，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說是不合理的，但在蜀魏對峙的特殊歷史環境下，卻又有其合理性。至少這樣的解釋，比“‘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劉宋劉敬叔《異苑》和蕭梁殷芸《小說》中對“躬耕於南陽”中“南陽”的解釋）合理得多，似乎在兩個相對立的答案中找到了相通之處。我個人認為，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習鑿齒才把“亮家於南陽之鄧縣隆中”寫入《漢晉春秋》，從此“躬耕地”疑雲密佈，爭論一發而不可收。等到後來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裡坐實“昔廬”即“此宅”後，“襄陽說”和“南陽說”就勢如水火，再也找不到相通之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