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背圖預言之宋元明清之一
黃袍加身開新朝，不殺人民更全嗣——預言趙匡胤建宋
《推背圖》第十六象 己卯 讖曰 天一
生水
姿稟聖武 順天應人 無今無古
頌曰 納土姓錢並姓李 其餘相次朝天子 天將一統付真人 不殺人民更全嗣
學者餘秋雨先生說：“我最嚮往的朝代就是宋朝。”英國史學家湯因比也曾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世人如此青睞的宋朝，皆始於一位“救世主”般的帝王——趙匡胤。就像宋儒邵堯夫稱讚的那樣：“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絃。人樂太平無事日，鶯花無限日高眠。”趙匡胤確實救身處於五代亂世之中的百姓脫離了水深火熱，並將其帶入了一個四海昇平、宇內繁榮的幸福時代——宋朝當中，而這個盛世的序幕，便是所謂的“陳橋崖海須臾事”。
後周顯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某日黎明時分，天地間霧靄迷濛，冬雷震震，雨雪欲垂。穿雲薄霧，隱約那陳橋驛外有火光閃動，在這冥晨之中猶如引導前路的幽燈。幽燈越聚越多，最後火光照亮了整個驛站，只見陳橋驛內外駐紮了百餘帳篷，萬餘兵士手持火把穿梭於帳篷之間，蠢蠢欲動。
此時，主帳內一陣騷動，一個衣衫尚未穿好、猶有幾分醉意的高壯男子，被幾人擁出帳外。他尚未站定，周圍驀然爆起士兵的震聾吶喊：“諸軍無主，願奉都點檢為天子。”男子不及迴應，擁他出帳的幾人便將早已準備好的金色龍袍披在他的肩上。所有的將兵紛紛跪地，直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一時間聲音響徹雲霄，打破了晨曦的靜謐。
男子慌忙俯身半跪在地，對眾將道：“這可使不得，我何德何能，怎可當皇帝……”他嘴上雖然推託，垂下頭後，嘴角卻逸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眼中的精芒乍現，旋即斂去。
下一刻，眾將已不顧他推託，硬是將他“逼”上了馬。……看來，他這個皇帝不當也不成了。於是乎，將士們收拾行囊，掉轉馬頭，直逼開封汴梁。江山從此易主，一個王朝從此開始，陳橋這個地方也由此被載入了史冊，千秋不朽。
這一年是960年——庚申金猴年，這個被“逼”當上了皇帝的人就是趙匡胤，暗合了《萬年歌》中“肖郎走出（即為“趙”）在金猴”的預言。他在這一年的春天，被眾人“推”著站了出來，結束了唐朝覆滅後中土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混亂局面，建立了風華兩百年的趙宋王朝，還給老百姓一個久違的安寧的“春天”，自然是“順天應人，無今無古”的。
歷史總是充滿了無數的偶然，在經過了五代十國五十多年的群雄逐鹿之後，民間早已是天怒人怨了，在這種情況下自然需要有一個人出來結束這一切。於是，在史學家王夫之看來，既無高尚德行，也無顯赫軍功的趙匡胤之所以能成為這個時代的結束者，與“時勢造英雄”有著莫大的關係。
部分史書上稱，趙匡胤是民心所向，因此才會受人擁戴。然而王夫之卻說：“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啟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他認為趙匡胤能做皇帝，都是上天賜予他的契機，是不可抗的命運。他之所以能“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完全是上天的護佑。
王夫之的這種說法難免加入了一些神秘色彩，容易被人質疑，但在五代的亂世當中，算不上極厲害的趙匡胤能脫穎而出，的確有幾分運氣的影響。因為越是亂世便越需要大一統，越需要有作為的英雄，但這個時代沒有孕育如秦始皇、李世民那樣的英雄，便唯有選擇一個不算英雄的“英雄”。恰巧，這時候的趙匡胤有“一點點”野心，而又在當政之後有那麼“一點點”建樹，所以他便成了那個幸運的“真龍天子”在，成了“天將一統付真人”中的那個“真人”。
趙匡胤，這位因郡望是天水而使宋朝被慣稱為“天一生水”的開國君王，雖在即位的問題上承蒙天恩，但在後來的國家治理上卻真正做到了“姿稟聖武”。他深信“臥榻之側，豈可許他人鼾睡？”之理，因而為統一河山殫精竭慮，他所滅之國有荊南（今湖北）、湖南、蜀（今四川和陝西一部）、南漢（今廣東和廣西）和南唐（今江蘇、江西及安徽一部），錢俶所掌管的吳越（今浙江及福建一部）也納土歸宋，南方的割據政權基本消除殆盡，實現了“納土姓錢並姓李，其餘相次朝天子”的目標。
黃仁宇先生說：“各朝代創業這主，雖憑軍事力量奪取江山，只有趙匡胤是職業軍人。”對於趙匡胤這種以軍功起家的人來說，軍事就是最原始的資本，他憑藉此而奪得天下，自然便會對擁有這種原始資本的人極為敏感，因而河山再易成了他心中最擔心的問題，相應地對助自己奪江山的石守信、王審琦等武將產生了提防之心。
如果換作是其他君王的話，必定會又一次踐行“鳥盡弓藏”之理，“可是趙匡胤不以抽象的觀念籠罩事務。他作為聖賢之君的觀念，能拿出來對真人實事發揮。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說實話的一位。”所以，他不擊殺功臣，而是在於石守信、王審琦等人推杯換盞之間，說了一些大實話：“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各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 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趙匡胤沒用一兵一卒，便將其親信手下的兵權收歸己有，沒有再上演其他王朝開國之初的悲劇，讓後世人不得不佩服。比之明朝朱元璋“和尚頭兒”心胸狹窄，殺光明初幾乎所有的開國將領，趙匡胤的確是很有人情味的。在黃仁宇先生看來，這是“因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漢高祖和明太祖的伎倆去屠殺功臣。在統一期間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長，也受優待，無歷朝的疑忌殺戮司事，據說他自己曾立有‘誓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此種“不殺人民更全嗣”的胸懷與能耐，絲毫不遜於唐太宗李世民。
然而，趙匡胤這一招為後世所稱道“杯酒釋兵權”，並不完美。一位史家學者說，北宋不僅透過“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所有將領的兵權，更主要的是制定並實施了一整套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由朝廷直接控制軍隊，削弱地方政府的權力，並透過不同行政機構的功能使之相互牽制。這樣互相牽制的結果，把軍權都集中在皇帝手裡，基本上消除了武人發動兵變的可能性，同時，也就形成了強幹弱枝而內外上下相互制約之制的形式。
武將失勢，文臣抬頭。“杯酒釋兵權”後不久，謀臣趙普出任樞密使，總攬軍國大權，確立了一代文臣政治。血一般的史實證明，多是兵者覆天下，文人卻大多數為輔佐者，若是將朝政交與文人治理，便不怕王朝搖擺了。王育濟先生認為，古人說“杯酒釋兵權”是宋朝“文盛武衰”的轉機，乃文武兩勢變易的樞紐，頗有幾分道理。想來會造成如此的結果，必定是趙匡胤始料未及的。
常識紀：宋朝為何又稱“天水一朝”
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宋代之金石學》中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史學大師陳寅恪在《贈蔣炳南序》中說：“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永遠之瑰寶。”宋朝之所以被稱為“天水一朝”，源於宋王朝“趙”姓的發源地是天水。歷史上趙姓宗族著名的聚居地主要有天水郡、涿郡、南陽郡等。其中以天水郡最早、最有名。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趙宋王朝後，人們便將隴西天水定為國之郡望，所以後世之人便習慣以“天水一朝”來指代趙宋王朝。
天子親臨乍渡河，干戈息邦邑定——預言澶淵之盟
《推背圖》第十七象 庚辰 讖曰 聲赫赫 干戈息 掃邊氛 奠邦邑
頌曰 天子親征乍渡河 歡聲百里起謳歌 運籌幸有完全女 奏得奇功在議和
“十數年來家國，九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干戈彼消磨。一旦歸為塵土，昨日夢奈若何。最是倉皇辭路日，冥府猶響離別歌，垂淚對巍峨。”南唐後主李煜的這首《破陣子》用在宋太祖趙匡胤的身上也極為貼切，作為一位開國君王，趙匡胤的一生足夠輝煌，死時卻未免淒涼。深宮密室之中的燭影斧聲，內幕究竟為何，後世之人恐怕永遠無法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趙匡胤這位傳奇君王是有遺憾的，那就是他統一河山的夢想還未完成、“臥榻情結”還未解開。
儘管趙匡胤在世之時已經實現了南方的區域性統一，但後晉高祖石敬瑭割讓給契丹的“燕雲十六州”始終是他心底深的痛。一方面由於在“燕雲十六州”和宋之間有一個一直為契丹所支援的北漢政權，可暫時阻擋契丹的入侵；另一方面北宋國庫有限，暫時還沒有足夠的財力去應付契丹和北漢的聯軍：於是，面對“燕雲十六州”這片面積不大，卻對中原地區至關重要的土地，趙匡胤只有望洋興嘆的份兒，直到離開人世，也未能有一兵一卒踏上夢想中的土地。
奉“遺詔”即位的太宗趙光義，連同帝位一起接過了兄長未完成的心願。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五月，趙光義不顧群臣的反對，出兵“五代十國”的最後一國北漢，先後收復了易州和涿州，志得意滿的太宗攻滅北漢之後，移師進攻契丹，下令直逼燕京（今北京），一直打到了西直門外。不料初戰告捷只是一種假象，很快地宋軍就崩潰了，《遼史》稱“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可見潰敗之程度。第二年，太宗又捲土重來，結果還是鎩羽而歸。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發動了對契丹的第三次進攻，起初也取得了一些勝利，最終還是沒有成功。
北宋的三次戰敗，留下了困擾太宗近二十年之久的箭傷，就像太宗自己感嘆的那樣：“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不僅距實現兄長的遺願更加遙遠了，了使宋軍元氣大傷，朝廷上下瀰漫著一股恐遼的情緒。太宗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軍事才能遠遜於兄長趙匡胤，只好轉為附庸風雅，從“以文治國”的方向上尋找強國的突破口，而將北伐契丹一事擱置一旁。即便晚年時期在契丹氣勢逼人，擺弄陣仗進攻的情況下，太宗也只是下令除非不利己，不許出兵。太宗的黃老無為思想，影響了後來的真宗、仁宗兩朝，卻未能阻止契丹南下的步伐。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閏九月，契丹國主與其母蕭太后入侵中原。契丹前鋒統軍蕭撻覽率領號稱二十萬大軍越過瓦橋關，攻高陵，直抵於澶淵（今河南濮陽），即將飲馬黃河，直逼中原。朝內聞得訊息，頓時亂作一團。殿外朝臣走動，殿內爭論不休，是戰是降，眾說紛紜。如坐針氈的真宗，急召群臣商議對策，以王欽若、陳堯叟等人為首的主和派建議遷都金陵或避難四川，以寇準、畢士安等人為首的主戰派則合議請真宗北上御駕親征。
宰相寇準當機立斷，將王欽若調離京城，出任地方官，真宗無奈，只好硬著頭皮披掛上陣，正是“天子親臨乍渡河”。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都是以御駕親征贏得戰爭勝利，軍功無人可比，而身負守天下重任的真宗的此次御駕親征，可以說是被“綁”著硬推上去的，幸虧他沒有一味退縮，反而到了宋軍主力駐紮的北城，張開黃龍旗，在城樓上召見了各軍將領，“聲赫赫”就像一位真正的大將軍似的，如此說來真宗也算得上是一位勇敢的君王了。
原本士氣不振的眾將士們，見皇帝親臨前線，立即高呼萬歲，“歡聲百里起謳歌”，士氣頓時大振，一舉反攻契丹。彎弓搭箭，一道長虹飛越戰場上的晴空，直入契丹統帥蕭撻頭顱，蕭撻帶著一蓬鮮血，跌下馬去。契丹軍一見主帥陣亡，頓作鳥獸散，棄甲掖兵，奔走逃亡。蕭太后於帳內得此噩耗，痛心疾首，又無力再與宋軍對抗，只好求和。
至此，真宗的親征，顯然已經起到了“息干戈，掃邊氛”的效果，但他同時又面對著另一個難題——和還是不和。就他個人而言，真宗更傾向於和，但寇準卻對此堅決反對，想借此有利時機逼契丹稱臣，並拿回惦念已久的“燕雲十六州”。此時剛巧傳出流言，說寇準想憑兵權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勢力，寇準只得噤聲以平謠言，實際上也就是默認了議和。
隨後，宋朝派曹利用到契丹軍中商議和談的事情。曹利用問真宗，如果契丹提出經濟要求，最多能給多少。真宗說百萬之下都可以接受。曹利用告退之後還沒等去遼營，便被寇準叫了過去。寇準警告他說：“儘管聖上已經答應可許百萬，可若是你許超過三十萬，我就砍了你的腦袋。”曹利用當然不敢違背宰相的囑託，來到契丹軍營之中，幾經交涉，果然以三十萬歲幣達成和約，比預計打算承擔的百萬之數少了很多，真宗自然十分歡喜。
十二月，宋與契丹達成合議，訂立“澶淵之盟”，契丹撤兵，恢復戰前狀態，北宋每個三十萬歲幣“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盟約中稱真宗為“大宋皇帝”、耶律德緒為“大契丹皇帝”，雙方平等相待，並且約同“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此盟約永久有效，故共同宣告“持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鑑，當共殛之”。
隨著宋遼兩軍的撤退，澶州土地漸漸恢復了寧靜，但這次的議和是否真如預言所說的那樣有“奏得奇功”之效，取得了“奠邦邑”的勝利，後世之人一直充滿了爭議。有些人認為，澶淵之盟是真宗在有利的軍事形勢下屈辱示和的結果，不僅沒有收復“燕雲十六州”，還要輸金納絹來換取和平，實在是北宋國威掃地之舉。
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對北宋而言，澶淵之盟是個頗具積極意義的和約，近代學者蔣復璁曾說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說：“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表示著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著力量的平衡。”
確實，北宋與契丹當時在實力上基本是持平的，契丹南下不過是想進行物資掠奪和政治訛詐，澶淵之盟已經讓它達到了目的；而大宋國一向如書生一般，只想求得安生，每年三十萬歲幣，對於當時的宋來說，不過是九牛之一毛。這種“互惠”性和約，剛好就是讓宋與契丹兩種競爭體制保持平衡的支點。
從澶淵之盟訂立那年起，在之後的三十餘年間，大宋舉國平安，戶戶輕煙飄舞，處處春光無限。在宋人看來，以一筆不大的損失換取長時間的和平，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功，因而，在大宋的國家記事中對此段歷史留下了“北征凱旋”的記錄。在此次的事件中，寇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雖然《推背圖》中“運籌幸有完全女”的“完全女”是否確實指他，我們不得而知，但名臣范仲淹“寇萊公澶州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天下謂之大忠”的評價，無疑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爭議紀：燭影斧聲
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十月十九日夜，宋太祖趙匡胤病重，二弟趙光義立即進入太祖寢宮。史載，趙光義面見太祖後，“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以及“柱斧戳地”之聲。隨後，趙匡胤便去世了。次日，趙光義即皇帝位，改元太平興國。由於事件發生之時，無第三人在場，故而“燭影斧聲”便成了宋朝的一個謎案，趙光義弒兄登基的傳說，一直流傳至今也無法證實其真偽。
劉國母力扶細主坐靈臺——預言狸貓換太子
《推背圖》第十八象 辛巳 讖曰 天下之母 金刀伏兔 三八之年 治安鞏固
頌曰 水旱頻仍不是災 力扶幼主坐靈臺 朝中又見釵光照 宇內承平氖象開
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深宮內院裡傳來一聲清脆的嬰兒啼哭聲，很快地聲音就被刻意地掩蓋下去了，此時後宮中正發生的事情如晦暗的天氣一般陰暗。
兩位深得真宗皇帝寵愛的妃子劉氏和李氏，幾乎在同一時間懷孕，又很巧地在同一天生產。為了爭奪皇后之位，工於心計的劉氏將李氏誕下的兒子換到了自己的產房之中，而扔給李氏一隻剝了皮的狸貓，藉此狀告李氏生下了妖孽。
誤信劉氏片面之詞的真宗，聽聞此事震怒之下將李氏打入了冷宮，立劉氏為後，李氏所生的男嬰被立為太子，真宗過世之後，登基為帝，世稱仁宗。在包青天的幫助下，仁宗查明瞭真相，與失散多年且已失明的李氏相認，與此同時，已貴為皇太后的劉氏畏罪自殺。
清末成書的小說《三俠五義》中，記載的這個家喻戶曉的“狸貓換太子”的故事，直指宋仁宗，可見其並非純屬虛構。事實的輪廓與故事所描繪的大致相仿，李氏本是劉氏身邊的一個侍女，無意中被真宗看中，成為了後宮中眾多嬪妃其中的一個。在她誕下皇子之下，真宗也曾有過五位皇子，但都無一例外地夭折了，所以，當得知李氏產下男嬰時，真宗和朝中百官都欣喜無比，於是給他取名“受益”，被立為太子之後改名為“禎”。
就在出生不久，久未生育的劉氏便在真宗的默許下，將受益拉到了自己的身邊。懼於劉氏的權威，李氏唯有忍氣吞聲，任由他人奪去自己的兒子，直到生命結束的那一刻，她也未能與自己的兒子相認。顯然，與故事中大團圓的結局相比，仁宗趙禎的經歷更具悲情色彩。
但在這個經過演繹的“狸貓換太子”的故事中，與歷史現實存在巨大差異的應該是劉氏。真實的劉氏並非陰險毒辣之人，反而是一個精明能幹、強悍睿智、頗有政治頭腦的實權派女子。
劉氏原名劉娥，益州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出身貧寒，十幾歲時嫁與銀匠龔美為妻。後迫於生計，龔美打算讓劉娥改嫁。剛巧當時還身為襄王的真宗，欲尋一名“多材慧”的蜀地女子，在幕僚的引薦之下，劉娥進入了真宗的世界，自此開始了其走向權力巔峰的旅程。
從遊走江湖的民間女子，劉娥一步步走到了位臨天下的國母的位置上，真正成了“天下之母，金刀伏兔（即“劉”的繁體字“劉”）”。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她所憑藉的絕不僅僅是美貌，更何況在她登上皇后寶座之時，已經年過四十。她之所以能如此長久地佔據真宗的寵愛，靠的是智慧和才能。她生性聰慧敏捷，且通曉史書，對於朝廷之事也總是有獨到之見解。對於真宗拿不定主意之事，她往往能引據故實，妥善應答，故而頗受真宗倚重。
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春，真宗病重之時，朝政多由劉皇后決斷。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真宗的病情急劇惡化，彌留之際，召開宰相丁謂等人，聽到其信誓旦旦地保證會盡力輔佐年幼的太子趙禎，才稍微放心些，並留下遺詔，規定：尊劉皇后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之前代為處理軍國大事。
一切都安排妥當之後，二十日真宗在延慶殿溘然離逝，享年五十五歲。伴他而去的還有大宋王朝的早期崢嶸歲月，隨著他年僅十三歲的兒子趙禎即位，王朝開始進入了它的中期時代。而這個中期時代的開端，並非仁宗趙禎，而是朝政大權的實際掌管者劉太后，即章獻太后。
依據真宗的遺詔，劉太后“力扶幼主坐靈臺”，並代為處理軍國大事，成為兩宋時期八位攝政皇后的第一位。即便是端坐於垂簾之後，“朝中又見釵光照”，更何況她的這一垂簾就是“三八（即十一）之年”。因此，真宗過世後的十一年，與其說是仁宗的時代，不如說是劉太后的時代更準確，在大宋王朝歷史面臨轉折的關鍵時期，劉太后更是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為了恢復社會的安定與政治的清淨，在真宗駕崩之後不久，劉太后便將真宗奉若珠寶的“天書”掩埋於永定陵，做了真宗的陪葬，不再讓它所引發的大搞封祀之潮擾亂人世的清靜。同時，為了減輕國庫的壓力，她還下令禁止興建宮觀，廢除宮觀史，使百姓終於從真宗時狂熱的宗教氛圍中平靜了下來，獲得了真正休養生息的機會，北宋的國勢也開始逐漸得到了恢復。
此外，在真宗朝時活得無比逍遙的丁謂、雷允恭等人，到了仁宗朝時仍想繼續擅斷朝政，劉太后毫不猶豫地依大宋法制處死雷允恭、罷黜丁謂，奪回了朝政大權。鑑於當時所流傳的一首民謠所言：“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可見，劉太后此舉實在是大快人心，博得了朝野上下的肯定，政治也逐漸步入了正軌。
劉太后的順勢而為之舉，使那些原本持有女主參政偏見的大臣們，開始慢慢地接受並與其合作，在此基礎上，劉太后有了繼葬天書、罷丁謂兩大撥亂反正舉措之後，仁宗朝的其他政治行動。
她借傳統的恩蔭制度，來限制宋朝貴族集團的強化與擴張，儘可能地使朝政公平和公正；為了解民情，她於天聖七年（公元1029年）恢復了趙光義設立的理檢院，又創設諫院，廣開言路；她澄清吏治，嚴懲貪官汙吏和官員子弟違法亂紀者，於是在她執政時期出現了范仲淹、張倫等一批廉吏；她賜學田以作學糧，興辦州學，普及教育，開創了“慶曆興學”的先聲；她完善科學，嚴密考試製度，設立武科，進一步擴大取士名額，排斥虛華之文風；她發行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欲流天下而通有無”；她興修水利，於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疏浚了堵塞九年之久的黃河，灌田千頃……
女主參政，向來都不為中國的正統觀念所認同，但對於劉太后的政績，《宋史》給予了較高的評價：“當天聖、明道年間，天子年輕，母后臨朝稱制，而內外肅然，綱紀得以樹立，朝政沒有大的缺失，奸邪的人不能肆意妄為，是諫官用人得到的結果。”這樣的評價，已算得上的是極高的褒獎，故而，《推背圖》中所言的“治安鞏固”、“水旱頻仍不是災”和“宇內承平氖象開”也頗為準確，她的政績在大宋三百年的歷史中始終都是可圈可點的。
然而，人非完人，就連唐太宗李世民那樣的賢君都是玄武門之變這樣的陰影，何況是身為女流之輩的劉太后，她的統治也存在瑕疵。她也曾任用宦官、放縱外戚，但皆未達到危害朝政的程度，再加上當時朝中多數賢良之士對奸佞之人的牽制，始終都“沒有大的缺失”。
擁有如此成就的劉太后，也曾想過效仿武則天。她試探性地向大臣提出“唐武后何如主”的問題，得到的是聯直的魯宗道“唐之罪人，幾危社稷”的回答，此後她再未提及仿效武周之事。即便是那些刻意討好她之人獻上《武后臨朝圖》，她也毅然地將其擲於地上，並以“我不做這種有負祖宗的事”來作為迴應。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三月，六十五歲的劉太后病逝。或許她的心中存在著未能如武則天一般的遺憾，但曾經反對他干政的性格剛烈的李迪，在面對她“我今日保護天子至此，卿以為何如？”的提問時，給出了公正的回答：“臣蒙受先帝厚恩，今天看到天子的聖明，臣以前不知皇后的盛德，乃至於此。”也算是對她人生的一種安慰吧！
事件紀：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為中國北宋仁宗慶曆年間進行的改革。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慶曆新政開始。范仲淹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在朝商量，表示贊同，便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新政措施切中宋朝的時弊，卻與宋朝立國的方針相沖突，這就註定了慶曆新政必然的失敗。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被廢止。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