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銀協下發了《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試行）》的檔案，關於信用卡催收業務的規範管理，之前僅是在其它檔案條款中有所涉及，這次《指引》的出臺，也是相關職能部門首次針對信用卡催收業務提出的專項指導性檔案。
中國銀行業協會是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並在民政部門登記註冊，由各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自願結成的非盈利性社會團體，是銀行業的自律組織。其中銀行卡專業委員會的成員有33家髮卡銀行，因此，此項《指引》涉及的會員單位覆蓋了目前主要信用卡髮卡銀行，包括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和部分割槽域性銀行、農商/農信系銀行。
近幾年，信用卡受到外界諸多因素的影響，所積累的風險規模也越來越大，在剛釋出不久的2021年第三季度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為869。26億元，較第二季度增加51。22億元，環比增長6。26%。
當然，這部分總額僅佔信用卡應償信貸餘額8。4萬億元的1。04%，根據國際經驗，這一指標尚處於比較正常的範圍內。在2000年前後，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美國都出現過不同程度的信用卡債務風暴，有的壞賬比例高達5%，對各自的信用卡市場形成了嚴重衝擊，也令這些信用卡市場重新調整了業務，經過多年才逐漸走出卡債的陰霾。
而卡債所造成的問題，一方面是社會性的，另一方面則是業務性的。社會性的問題主要是髮卡機構和卡債逾期使用者之間因債務催收引發的矛盾，而業務性的問題，則與髮卡銀行盲目創新產品、降低門檻吸引使用者辦卡不無關係，這在幾個信用卡市場的卡債風暴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由此，導致了一些使用者過度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費，形成嚴重的信用卡債務難以償還，而派生出來的就是信用卡債務催收業務，髮卡銀行對債務人透過各種手段進行催收回款，有些欠款委託給了社會中的催收公司，甚至有些具有黑社會背景，利用合法和非法手段進行催收。
沒有被相關制度約束的卡債催收，讓髮卡銀行與卡債使用者之間產生巨大的矛盾，眾多“卡奴”陷入更深的困境，有些人甚至走上絕路，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也讓這些市場的監管機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立法並出臺一系列政策，為了保護消費者，並救濟信用卡債務人，糾正行業發展中的錯誤。
日本出臺了《破產法》，強化對破產者的保護，後又出臺了《貸款業法》、《分期付款銷售法》等法規。韓國要求髮卡機構建立合理的費用標準、縮短延後付款期限，逐漸調低多持卡者的總信用額度，新信用卡持有者須證明其有還款能力；協助逾期未繳納債務的持卡人解決債務問題，釐清適用代償卡債的資格和標準，延長放款期限等。
臺灣2000年頒佈施行了《金融機構辦理應收債權催收作業委外處理要點》，制定了卡債協商機制，髮卡機構和債務人就還款利率、免收違約金等可以進行協商；強化個人破產方式解困，成立“關懷卡債族扶助工作小組”，協助嚴重困難的債務人獲得救濟等。
近年來國內信用卡市場爆發式的發展，髮卡銀行為了搶佔信用卡市場份額，透過“跑馬圈地”的方式，不斷降低髮卡門檻，對使用者以多頭授信、高額授信來吸引客戶申請信用卡，有些使用者透過套現、養卡等虛假交易的違法違規手段達到提升額度的目的，都是從根源上形成了潛在風險。
儘管信用卡債務風險的主要責任並不能強扣在信用卡頭上，但是對於那些缺乏正確價值觀、消費觀，並且自制力差的使用者很容易產生誘惑，造成衝動性消費，以及違規用於創業、投資、賭博，甚至是被網路詐騙。所接觸的很多卡民抱著“信用卡不套現還有什麼用”的心態，最終受到影響的還是信用卡業務的發展。
被“殺豬盤”欺詐，受傷的卻是髮卡銀行
髮卡銀行針對信用卡逾期不良貸款多采取客服提醒持卡人，以及委託律師事務所透過提醒、協商和訴訟等手段向債務人進行催收欠款。由於髮卡銀行和律師事務所的催收能力逐漸無法適應信用卡逾期賬款日益增長的速度，出於加快逾期賬款回收的考慮，借鑑國際通行手段，將包括信用卡逾期催收業務外包給第三方催收機構。
但是，目前在關於信用卡催收業務方面尚沒有專門的法律和法規進行約束，只是在部門法規中通過幾個條款有所提及。國內的第三方催收公司也處境尷尬，一方面沒有明確的行業管理機構，只能透過行業自律，以及委託髮卡銀行的監督實現自我管理；另一方面處於髮卡銀行和債務人之間“夾板”的位置。
此次中銀協出臺的《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試行）》，從內容條款中看到，對信用卡催收行為進行了明確，對催收行為規範進行了約束，對髮卡銀行、催收機構內部管理提出嚴格要求，待明年1月1日正式實施後，無疑會對信用卡催收工作是一種制度性的制約。
在規範髮卡銀行和催收行業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另一個現象，就是以“代理協商還款”為目的的所謂“反催收聯盟”的客觀存在。它們隱藏在借款人身後，利用相關領域監管尚處於空白，透過向監管部門惡意投訴、濫訴，對髮卡銀行施加壓力，形成了“投訴”黑灰產行業亂象。
雖然監管、司法、公安機構對“反催收聯盟”進行打擊，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現象還會長期存在。銀行即便改進對信用卡債務逾期問題的服務思想，依據持卡人實際還款能力給予相應的分期方案，並減免部分費用，但是其基礎在於欠款人要具備還款的能力和意願。由此可以看出解決信用卡債務風險的根本之道，在於提高個人收入為核心，然而這也是一個長期的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該《指引》在2022年實施之後，或許對髮卡銀行催收工作的走向會產生很大影響，要想改變目前的這種狀況，還需要很長時間的消化，絕非是一日之功。既然難以改變現有的問題，恐怕只有改變髮卡銀行的經營思想，在化解現有問題的同時，一定程度上降低未來累積的風險問題。
首先，嚴格執行監管的“剛減”政策，不能為了擴大市場規模和髮卡量，就降低審批標準髮卡，杜絕“卡王”、“卡神”現象的攀比效應；同時，還要嚴格控制多頭授信、重複授信現象，過度積累風險形成潛在危害。
其次，調整靠“額度”留客的經營意識，在一些所謂的“教材”中，就有“信用卡額度低，向銀行提出銷戶要求”的方法，來達到為其提額的目的。髮卡銀行可以透過正面的消費資料，主動為良好的使用者提升額度，也應該透過負面的消費資料，限制使用者額度，甚至敢於在其還款後強制銷戶，來有效地降低信用風險。
《指引》既已出爐，髮卡銀行必然將直面其對催收業務的影響，但是催收業務終歸還是“事後風控”，只能是對信用卡業務發展起到輔助作用，而要從根本上提升信用卡業務綜合實力，更重要的是從前端業務經營理念的迭代更新。
能否藉助《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試行）》，成為2022年信用卡業務的轉折點，是擺在髮卡銀行面前的又一個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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